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增加了一项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但同时也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矛盾和路线斗争。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全球性斗争就如影随形般出现在中国，并贯穿于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当前，思想理论界再次出现所谓宪政改革、取消国企民企区分、民企缺乏安全感、私有制与剥削不是孪生兄弟等舆论观点，不过是全球性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如果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必然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党的领导造成危害，甚至重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

 

面对资本主义思潮的反攻，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守与反击？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来指导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用事实说话，以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反击错误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反击新自由主义思潮，亟需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并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一样，属于划时代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指导我们开展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思想武器。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而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对立。社会主义是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来决定利益取舍的，通俗而言，即由社会利益最大化来拿主意，故称之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判断来决定利益取舍的，即由资本利益最大化来拿主意，故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天然地关注于社会整体命运；资本主义天然地关注于资本个体命运。当个体利益、集团利益与整体利益、全球利益产生矛盾之时，社会主义倾向于整体利益和全球利益而有利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于个体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有损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人性和反人类的。人口出生率全球排名倒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深受资本主义制度毒害的国家和地区。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理论主张，本质上都属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主张。

 

为此，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在中国范围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必须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理论灯塔，照亮人心。

 

第二，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旗帜，推动世界多极化。改变“美国极世界”为主的单极化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重建“中国极世界”，加强多极化国际秩序理论和“中国极世界”理论的研究。

 

二战后期，美苏巨头在雅尔塔会议上完成了各自全球势力范围的划分，形成了两极世界的雏形。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清除了美苏两霸在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并通过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中国因此而成为第三世界领袖国家，形成了世界的第三极，即“中国极世界”。从而，在美苏冷战期间，形成了以“美国极世界”、“苏联极世界”和“中国极世界”为特色的多级世界格局。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融入“美国极世界”，成为“美国极世界”的边缘国家成员，中国不再输出革命，第三世界群龙无首，“中国极世界”不复存在。随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和北约东扩，俄罗斯多次申请加入北约，“苏联极世界”土崩瓦解，从此，全球进入了无人主张正义、美国霸权主义盛行的单级世界状态。随着北约五次东扩最终引发俄乌战争，俄罗斯与美国及其北约全面对立，俄罗斯开始在欧洲和中东以武力重塑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俄罗斯极世界”的国家联盟基本形成。当美国提出“中美国”G2计划失败、美军主力重返亚洲、美国把中国列为全球首要战略对手、并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等立体战略围剿时，中国事实上已经被美国踢出了“美国极世界”。为此，中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重建“中国极世界”的国家盟友群。世界地球村正在朝着“美国极世界”、“俄罗斯极世界”和“中国极世界”三极并立的国际秩序发展。

 

“中国极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发挥主导作用、受中国不同程度保护的国家群体。为了建设“中国极世界”的国家群体，需要“中国极世界”理论，需要按照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标准，定位和划分出“中国极世界”的核心层国家、中间层国家、边缘层国家以及外围战略对手国家和敌对国家。中国应该根据“中国极世界”的战略发展规划，重新梳理、调整和制定各项对外政策，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政策、对外投资政策、引进外资政策、对外出口政策、对外旅游政策、对外援助政策等等。比如，从打造“中国极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中国各类金融机构的控股权和参股权，就不应该对那些把中国列为围剿对象的西方国家开放；而中国盾构机、二手炼钢设备、数控机床等重要装备，就不应该出售给那些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充满野心的不友好国家。

 

俄乌战争是因北约东扩、俄罗斯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引发的战争，也是俄罗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试图在“苏联极世界”废墟上重建“俄罗斯极世界”的战争。“俄罗斯极世界”国家集团的逐步崛起，必将加速以美国为首的单级世界秩序的瓦解，必将推动多极世界的形成，必将促进“中国极世界”国家集团的形成和壮大。中俄联手，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三、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建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特色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分析框架，同时，通过以解决社会经济主要问题为目标导向，根据“目标-制度-政策”的宏观分析框架，调整和制定经济金融政策和对外开放政策，避免社会经济政策偏离国家战略目标、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成功。成功的政治经济实践是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思想最有力的反击。

 

【目标、制度与政策的三维关系模型】

 

以问题为导向，解决问题也是实现目标。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医疗、住房的过度资本化和市场化，形成了居民生活中的“三座大山”，导致家庭负债累累和内需严重不足；转基因食品和宫颈癌疫苗导致适龄女性怀孕难，生育难，出现新生儿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每年出生人口不及当下年度大学毕业生人数，人口危机开始危及民族未来；中国仍然是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解决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面对美国的全方位战略围剿，中国需要重建“中国极世界”的国家联盟，推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社会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和政策来解决。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其中，社会主义、组织化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体现了三生万物、“阴阳合道”的中国传统先进世界观。

 

目前，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中国经济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资源分配和财富分配的核心环节；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组织、有序化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组织、无序化的市场经济；在有组织和有序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和跨国垄断资本发挥主导作用和组织作用，由此决定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中国市场经济不是国内私人资本主导和组织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由外国垄断资本主导和决定的买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制度“三元互动”关系图】

在“目标-制度-政策”的宏观框架下，通过明确目标和完善制度，可以制定出好的政策，同时，好的政策反过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和制度的巩固。

 

改革开放政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只有反思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方法，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

 

第一，某些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受“目标-制度-政策”框架的约束，背离了工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违背了社会主义有组织市场经济制度的精神。

 

第二，“目标-制度-政策”的框架本身存在着目标定位错误和制度认识错误。比如，从“目标”角度看，尽管GDP指标和引进外资成为各级政府的考核目标，但是，否解决国家产业“卡脖子工程”、是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是否解决人口出生率持续滑坡、是否抑制住艾滋病蔓延等，并没有成为考核目标；又比如，从“制度”角度看，一部分制定政策者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意识，他们往往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认为今天的美国制度就是中国制度的未来。

 

第三，在目标迷失和制度迷失的状态下，政策制定者必然“跟着感觉走”、“跟着舆论走”、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摸不到石头，或者感觉和舆论错了，那么，政策就错了。比如，允许境外跨国垄断私人资本集团控股和参股国内各类金融机构，让跨国私人资本集团掌握我国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金融工具，并参与我国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长远看来，如果任由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野蛮生长，那么他们势必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这不仅会阻碍中国工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而且会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

 

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从运动变化的长远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思想方法。我们既要看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要看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我们必须看到，跨国垄断私人资本的金融病毒与中国当下的艾滋病病毒一样，会传播、蔓延和渗透，最终会威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总之，在与一切支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斗争中，我们必须发展新的富有战斗力的先进理论。为此，我们需要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冲突，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和谐；我们需要知行合一，把革命理论付诸于革命行动，推动“中国极世界”、“俄国极世界”与“美国极世界”即“三极世界”并存的多极化世界秩序的建设，让社会主义中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导力量；我们需要研究和认识“目标-制度-政策”宏观分析框架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必须把政策装进“目标-制度-政策”分析框架的“笼子”里，各项社会政策和经济金融政策既不能背离国家战略目标，更不能破坏国家基本制度，同时，必须把逃逸到“笼子”之外的错误政策，比如放任艾滋病患者入境和流行之类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政策，重新改回去；我们需要把“阴阳合道”的传统优秀文化思想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明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其中，国家资本发挥着战略引领、过程主导和危机救助的关键性作用，而独立的主权货币发行权和主权货币资本化机制是国家资本发挥关键性作用的金融前提，即币权必须服务于政权和军权。

 

当我们通过理论创新，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工具，我们不仅可以取得社会主义实践的胜利，而且可以取得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胜利。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蓝田书院理事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全文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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