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大山、大川、沙漠、湖海等天然地理阻隔的客观影响，古代世界各文明在长期的自我生长中积淀形成各具特色的军事思想。其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最早成熟，也最为发达。早在先秦时期，便涌现出《军谶》《军势》《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等大量专门总结战争经验、论述作战原则的专业兵书，创造了冷兵器时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这一点是其他文明望尘莫及的。古代西方、印度、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同等意义上的专业兵书。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有兵学，而西方没有。因为按照今天的理解，既然是“兵学”，就一定是专门论述战争与军事并从中生发出规律性总结的一门“科学”。

《孙子兵法》的文字高度凝练

而从广义或者更严格意义讲，尽管其他文明没有专门论兵的“兵书”，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些文明没有军事思想甚或兵学。如前所述，西方大量承载着兵学智慧的军事格言如珍珠般散落在他们的史学巨著中，有待细心的读者前往捡拾。正所谓“言兵者不止兵家，论兵者不止兵书”。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亦是如此。例如，除《孙子兵学》等专门的兵学著作外，《尚书》《易经》《诗经》《周礼》等中华元典，《墨子》《孟子》《荀子》《老子》《管子》《淮南子》等先秦两汉诸子典籍，《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史学论著，《汉中对》《隆中对》《平吴疏》《言兵事疏》等策论中，皆饱含丰富的兵学思想。基于此，中外军事思想（或曰“兵学”）便有了对比的可能。由于西方兵学是中国以外体量最大并且在近代以来汇聚出影响世界的巨大战争力量，本文着重对中西方古代兵学思想进行对比分析。

中国兵学重哲思，西方兵学重细节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兵书已非常成熟、非常发达。从先秦时期到清末，兵书总量达数千册之多。据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中国兵书通览》的统计，共3380部，23503卷（959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内）。而按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的说法，则多达4221种。这些兵学典籍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高屋建瓴、要言不烦、高度抽象、语言凝练。以最为著名的《孙子兵法》为例，全书短短13篇、总共不足6千字，却系统、形象、深刻、凝练地把国家政略、军事战略、作战计划、为将之道、用兵之法、进攻与防守、经济与后勤、天气与地形、情报与用间等战争相关领域的规律或原则总结提炼出来，文字表述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字值千金，再辅以古汉语富有神韵的精彩辞章，就像一部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千百年来，令历代兵家心醉神往。

相比而言，西方古代几乎没有同等意义上的兵书，目前可见的类似的仅有古罗马时期涌现出的《谋略》《兵法简述》。然而，尽管这两册兵书均力求总结出一些作战原则，但它们在全局性、全面性、系统性、凝练性、抽象性等方面均不及我国古代绝大部分兵书，特别是其中用大量战例来诠释作战原则——这种模式是中国古代兵书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西方却发展出发达的战争史，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恺撒的《高卢战记》、色诺芬的《长征记》等。事实上，《谋略》《兵法简述》因为其中有大量战史类内容，因而称其为战史类著作似乎也不为过。

行文至此，需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兵学不仅体现在兵书中，还蕴藏在战史里，浩瀚的战史中一定蕴藏着大量兵学思想有待发掘。用中国古代语言讲，可称为“文以载道”或“史以载道”——孔夫子就曾讲道：“知我者其惟春秋（即史书《春秋》）乎。”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极其发达的战史，如《春秋》《史记》《国语》《左传》《汉书》等断代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部战争史。然而，中西方战争史同样是存在差别的，这种差别本质上还是中西方兵学传统之间的差别，即中国战争史重哲思、西方战争史重细节。正如黄朴民先生所讲：“西方的军事史著作对战术层面的内容记载相当详尽，如在记述汉尼拔指挥的著名的坎尼之战时，曾详细描绘了双方怎样排兵布阵，步兵、骑兵如何配置，谁为主攻、谁作牵制，战斗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反之，我们的史书记述，则侧重于战争酝酿阶段的纵横捭阖、逐谋斗智，而真正描述战争过程的往往就简单的几个字，‘打破之’‘大败之’，一笔带过。”

中国兵学重领悟，西方兵学重实践

中国兵学过于抽象，便对后学者的领悟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带兵打仗的人都将《孙子兵法》背得滚瓜烂熟，仿佛“一册在手，包打天下”。这种现象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中具象化地表现了出来：所有武林高手都在苦苦寻找“九阴真经”之类的武林秘籍；仿佛一旦获得这样的武林秘籍，便可打通任督二脉、战无不胜了。但实际情况是，常人即使倒背如流，《孙子兵法》对他而言也是一部所有字都认识的天书；只有悟性极高的人才能读懂其中隐藏的“天机”，才能充分把握玄而又玄的攻/守、奇/正、虚/实、形/势、时/势、主/客关系，并在战场实践中运用自如。“几（机）”和“势”是《孙子兵法》的一对核心概念，按照易学解释，两者都需要在事物将萌未萌状态下识别。唯有如此，才能抓住“战机”，从容地踞势布势运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胜已败之敌”。这样的“几（机）”和“势”只对悟性极高的人开放。对于常人而言，又谈何容易呢？

中国古法兵学重在领悟

西方兵学则走上另一条道路：由于没有发展出早熟的军事理论，他们便不得不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反复揣摩研究，在大量战史战例中寻求智慧之光。这种模式天长日久，却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即人们通过战史战例反而更容易领悟到兵学的真谛（如著名的“坎尼模式”“费边战略”），并自觉运用于战场实践。个中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战史战例是军事思想的根基，军事思想是对战史战例的抽象总结。不研究战史战例，不可能总结出抽象的军事理论；但是在将战史战例抽象为军事理论的过程中，势必损失许多细节性内容。因而，便存在这样一组辩证关系：由战史战例很容易学习到军事理论，但是由抽象的军事理论却很难反推至对关于战史战例的深刻分析。

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战争实践

从实践论的视角看，战史战例对于研究者而言就是一种战争预实践。抽象的军事理论固然重要，但是仅有抽象的军事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战争包含许多客观的、主观的、确定的、不确定的要素，许多要素都可能影响甚至左右战争。研究者只有投入战史战例这样丰富多彩的“战争预实践”，才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复杂性、多面性，并逐渐培塑复杂战争环境下洞悉胜利微光的眼力、脑力与心力。如同一头老虎，要想成为森林之王，就得放归大自然，让它到茫茫林海中成长历练，而不能困在理论的牢笼中。正如法国军事思想家杜皮克所讲：“只有此种有关实际战斗的基层资讯才能对战争的真正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所以，必须首先搜集大量的数据，再加以审慎的分析，然后才能建立真正的军事科学。” 美国军事思想家老马汉也说过，“只有在军事史中，才能找到一切军事科学的根源。在其中我们能发现成功与失败的例证，并可测验任何战略规律的真伪与价值。”

当然，并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古代抽象兵学的巨大价值。中国古代兵书本身就是在大量战场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其中所阐述的战争规律、作战原则对战争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我国传统兵学留给后世的无价瑰宝。只是说，切不可拿着《孙子兵法》坐而论道，那样会步入歧途。如果仅仅研究军事理论而对战史战例不了解或一知半解，就很难对军事理论本身有透彻的理解，也很难将军事理论娴熟运用于战争指导。战史战例研究越多、越深刻，就越能体悟到战争艺术的本真。而若在战史战例研究过程中结合对军事思想或军事理论的研读与领悟，便可如得到“仙人指路”，进步更快。因此说，中西方古代兵学各有优长，应开放互鉴。

中国兵学重道义，西方兵学趋利害

中华文化素有悲悯而刚健的道义观，这种道义观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方面有深刻体现。中华祖先在创造文字时便强调“止戈为武”（“武”字可解构为“止戈”二字），中华武林最令人敬仰的是“武德”而非“武功”，中国人崇尚的是“知兵非好战”“尚武不黩武”“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古《司马法》主张“以仁义为本”；《老子》讲“兵者凶器”；《墨子》主张“非攻”；《六韬》讲“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吴子兵法》主张“义兵”“义战”；《孙子兵法》主张“慎战”，若非要打仗，最高追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都是在反复表达这一核心思想。论原因，一是中国人深植内心的“仁者人心”“以和为贵”的儒家主流文化思想，二是中国人同样深入骨髓的“执两端而用中”的中庸思想。中国人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武功盛极便会走向其反面，穷兵黩武绝对没有好下场，即所谓这样的警世恒言：“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中国古代兵学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为内核

除普遍的战争观外，以“仁义礼智信”为内核的儒家文化更是深深融入中国古代建军治兵领域。特别是秦汉以后，当儒家文化被确立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后，中国兵学事实上实现了传统兵、儒、道、墨各家兵学思想的融会贯通，这个特征便体现得尤为明显。典型地，宋《武经七书》辑录的七册中国古代兵书中，有大量文字是有关仁德治国、仁义治军的。其中，既有对治军理念的道义要求，如《孙子兵法》主张“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吴子兵法》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又有对将帅、士卒素质的要求，如《孙子兵法》提出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后来甚至涌现出专论将帅素质的兵书《将苑》。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德治、仁政的核心思想）决定的，但又何尝不是中华文化在兵学思想上的客观反映呢？

中国讲究止戈为武，追求和平

相比而言，这种道义观是西方世界所没有的，西方兵学自然也缺失这种道义约束。在西方看来，战争遵从的是“胜者为王败者寇”的丛林法则，因而西方兵家研究最多的是如何在战争中取胜，而很少有人探讨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应当发动战争、什么时候应当停止战争。直到现在，以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为例，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家从古代希腊史、罗马史中得到的教训仍是功利化的，而非道义化的。与宿命观“修昔底德陷阱”相对应，当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则饱含了中国式共容共存的道义观，而这种道义观是西方人提不出来的。

从根本上讲，这可能与中美两国的哲学观、人生观、宗教观有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面向“人生界”的，早早孕育出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同时又十分尊重自然规律，懂得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的道理，认为应当遵从 “中庸之道”；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则从属于宗教，他们信奉客观世界以外有一个代表“绝对意志”“绝对精神”的“上帝”，这种唯心论在政治上极易走向极端自我，在战争上则表现为没有道德约束和原则底线的无限扩张及由此带来的最终惨败。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皆是这种武力滥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今天人们从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中仍能看到这种思想的影子。

中国兵学不活泼，西方兵学塑性强

中国兵学过于早熟，结果早早陷入“内卷化”。秦汉以下，尽管中国涌现出大量兵书，但大都以传承、释经、汇编为基本表现形式，在思维模式、思想高度等方面均难超越以《孙子兵法》为典型代表的先秦兵书。即使是宋、明朝官方钦定的“武经七书”，其中也不乏雷同之处。例如，《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出现大量强调“战争道义”“仁义治兵”等儒家兵学观的内容。例如，在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方面，《吴子兵法》讲“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六韬》讲“仁之所在，天下归之”，《黄石公三略》讲“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这些带有大量阐述性文字的论述在内涵实质上基本雷同，读者很难从中获得与阅读量成正比的思想养分，而且读者完全可以通过读《道德经》《大学》《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读物获得同样的养分。

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兵学方开出一些难得的新气象，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民族英雄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和民国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蔡锷将军辑录而成的语录体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其中，《纪效新书》的突出特征是“实”，“实事求是”的“实”，“实战化练兵”的“实”；《曾胡治兵语录》的突出特征是“诚”，“正心诚意”的“诚”，“金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诚”。然而，总体上看，戚继光、蔡锷等人对兵学的主要贡献仍是在中国传统兵学框架之内，并未对兵学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正如黄朴民先生所讲，“明清军事思想有一定的创新内容，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重大的突破，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终点。”

相比而言，西方兵学反而具备更强的可塑性。当西方世界走出漫长的中世纪、迎来活泼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西方兵学终于迎来它的兴盛时代。那种重视战史、重视细节、重视实践的文化基因，又为其近代以来军事理论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生动力。西方兵学的这种优势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兴盛而逐渐显现出来，并且与发达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终于催生出影响世界格局的巨大战争力量。

本文刊于2024年 2 期《军事文摘》杂志，作者：杜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