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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面对领袖接见,认真落实毛主席教诲 ——《毛泽东思想哺育 吕玉兰茁壮成长》系列篇之四
点击:  作者:江山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4-01-23 11:51:32

 

1969424日下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吕玉兰,说:“你就是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

 

这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毛泽东主席站在主席台上,宽大的右手向前远伸,同吕玉兰亲切握手,慈祥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头裹白毛巾的农村姑娘;玉兰的手紧紧同毛主席的手握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在1969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亲切接见玉兰的情景。

 

这年春天,吕玉兰第一次坐飞机,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不久,她作为主席团成员,光荣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然而,这次大会给玉兰留下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毛主席对她的亲切接见。

 

那是在424日下午举行的选举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闭幕式上,玉兰幸运地被划分到与毛主席同一个选区的第一票箱投票。会议就要结束了,她多么想多看一眼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投完第二次票,她往座位上走去,可眼睛仍然紧盯着他们。

 

忽然,周总理的目光同玉兰的目光相对而视,总理笑着向玉兰招招手。玉兰看到总理向她打招呼,赶忙走上前去,站在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前面。

 

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她是吕玉兰,河北的代表。”

 

毛主席高兴地站起来,亲切地同玉兰握手,说:“你就是河北的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

 

 

1969424日下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吕玉兰,说:“你就是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

 

玉兰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倾诉,但一下子又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点点头。多年来,玉兰常常拿出毛主席同她握手的这张照片,细细端详,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深切怀念。

 

就在这次大会上,年仅29岁的玉兰,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党的‘九大’选举结束了,我们这些工农基层干部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啊!特别是,毛主席还同我握了手。我的心跳得厉害,想的很多很多。我想,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迎着大风大浪往前闯,使我从原来不懂得革命和建设的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带领干部和群众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带头人。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这个旧社会压在最底层的黄毛丫头,哪能有今天?我还想,毛主席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能担得起来吗?大会结束了,我怀着战士出征的心情,跨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我默默地想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老人家放心,您哺育成长的后一代,永远听您的话,为您老人家争气!”

 

 

 

吕玉兰和江山结婚后在棉花地里合影。

 

是的,玉兰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后来就成为她终生最爱唱的一首歌;在玉兰的笔记上,每本都抄录着许多毛主席语录,写着自己的学习体会……

 

吕玉兰梦寐以求见毛主席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那是1966年国庆节,她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她在1976年写的《红太阳照耀我成长》这篇文章中,回忆了永生难忘的一幕:“这年国庆前夕,我同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一起,来到首都,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在中南海。那天夜里,我觉得首都的万盏灯火特别明、特别亮,就好像是千万颗明珠照耀着我们年轻人的心。旧社会有谁瞧得起我们这些普通农民?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挂念着我们,请我们到他老人家身边来做客……想着想着,我心里激动,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一面落泪,一面笑自己:工作中遇到那么一大堆困难,我没哭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谩骂我、侮辱我,没掉过一滴眼泪。今天,碰到这么大的喜事儿,倒流出了泪水。这是什么泪水?这是毛主席的无限温暖带给我的幸福的热泪啊!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毛主席啊,几十年来,您心里总是装着我们普通劳动群众,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啊!’就在101日这天,我幸福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我们衷心爱戴的领袖向我们健步走来了。毛主席魁梧、健壮,神采奕奕,慈祥的容颜焕发着红润的光辉。毛主席他老人家带着慈祥的笑容,向我们点头,向我们招手。当时,我的心好像要从胸中跳出来了,眼里滚动着泪花。”

 

 

邓颖超大组亲切接见吕玉兰、江山夫妇。

 

后来,在参加党的“九大”、九届二中全会、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党的“十大”等场合,玉兰又多次见过毛主席,先后有十八次之多。她在笔记本上,对自己每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民领袖,几乎都记下了时间、地点、具体情景和自己的感受。

 

196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期间,周总理向代表们转达了毛主席对工农中央委员的指示:“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这对玉兰是个很大的教育。

 

后来,玉兰在回忆自己贯彻落实毛主席这一指示的行动时,这样写道:“我在‘九大’后,满怀领袖的殷切期望,带着人民的重托,先后走上了县和省的领导岗位。岗位变了,工作和会议也自然变得多了一些。但是,毛主席的教导,像警钟一样,时刻在我心底鸣响。我暗暗激励自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走上了领导岗位,如果一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就会辜负伟大领袖的殷切希望,就是变质的开始,甚至会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变成贫下中农的革命对象。几年来,我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春天锄地,夏天割麦,总愿意和小伙子们争个高低。我坚持同贫下中农在一块地里干活,在一本账上记工、参加分配。我深深体会到,身上有土气,工作起来才有朝气。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不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吗?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永远做毛主席希望的赤脚书记,以实际行动彻底粉碎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复辟美梦!”

 

 

朱德委员长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大姐与吕玉兰一家合影留念。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河北的农村正是播种和迎接夏收的大忙季节。邢台市临西县广阔的田野里,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可是,走进临西县委和县革委的大院,却显得冷冷清清。办公室里,很少听到打电话的呼喊声,也很少看到进出办事的人。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成了“铁将军”把门。

 

干部们都到哪里去了?一位守机关的同志对来访的记者说:“都下去啦!”

 

原来,不久前,县委书记吕玉兰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不久这个口号就成了全县人民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各公社干部一起,分别蹲在170多个生产大队,一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决心尽快改变临西的面貌。

 

各级干部下去,带来了全县面貌的变化。社社队队大搞水利建设,纷纷打机井、修渠道、建扬水站。同时,深翻和平整土地,使一部分旱地浇上了水,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虽然没下过透雨,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展开顽强的抗旱斗争,决心夺取农业的新丰收。

 

这是19735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新华社通讯《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中,开头描绘的一幅临西县干部转变作风、大下基层的生动情景。

 

“干部大下,不单是把生产搞上去的手段,还是实现机关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我手头保存的一份玉兰于1974212日在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干部大下是抓大事、促大干的重要措施》。她在这次发言中,把干部下基层的好处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干部下去才能切实抓好大事。大批干部下去,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使不少大队大变样,特别是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观。

 

二是干部下去促进了机关革命化。过去,基层忙于应付上级领导机关。基层干部批评说:“上边千条线,下边团成蛋,哪股拉的紧,就跟哪股转。”现在,由于大批干部下去,县上的办事机构不得不该减的减、能合的合、应砍的砍,先后撤消了19个临时办公室,主动为基层服务。

 

三是干部下去有效地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面貌。有的下乡干部说得很形象:“过去是‘三水’,叫坐在机关里喝茶水、糖水和药水,越喝志气越短,身体越软。现在也是‘三水’,由于经常同群众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冲掉了官气,增添了朝气。”

 

四是干部下去有利于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大批干部下去,经风雨、见世面,是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1973年,临西县委从蹲点干部中提拔了95名,其中提为县委委员和县革委常委的5名,同时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了一大批同志到县、社、大队担任领导职务。

 

五是干部下去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1973年,虽然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涝,临西县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3成,向国家贡献由上年的450万公斤猛增到983万公斤。

 

那么,“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是怎样产生的?当年曾到临西采访并写下题为《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这篇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侯志义,向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1970年初,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玉兰,当选为中共临西县委第一书记。玉兰和县委常委们经常谈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同先进县比,临西的粮、棉产量还很低,差距大的原因在哪里?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应当从哪里入手?

 

第二年春天,玉兰同河北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等一起,再次来到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她虚心听取昔阳县同志的介绍,留心观察当地干部的行动。这个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风气,县级干部一年至少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200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300天。在这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不算好干部。在县直机关里,很少看到来往办公的干部。可是在田间和水利工地上,却看到社员打扮的干部们,同群众整天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些情景,深深印在了玉兰的心坎里。

 

回到临西,玉兰把在昔阳的所见所闻,带到了县委常委会议上。她尖锐地提出:“过去临西县农业生产发展慢,同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什么关系?现在要大办农业,党的干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一提出,对县委领导成员的震动很大。大家还通过联系县领导到这个县的隋五里和仓上大队蹲点,使这两个大队发生变化的实际,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受到了深刻教育。

 

以位于卫运河西岸的隋五里大队为例。过去由于河水泛滥,土地被冲成大沙滩,多年来粮食产量很低。后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沙地改造成了粮田,196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但这个大队的干部也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讲自己怎样“过五关”,不想继续努力学先进。结果,全大队粮食产量起起落落,几年来一直在“黄河”岸边打转转。对于这个大队掉队的原因,起初县里一不调查,二不研究,就在会上点名督促,可他们的变化仍然不大。1971年,县委领导成员到这个大队蹲点,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干部认清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使他们振奋起革命精神,带领群众继续前进,当年全大队粮食亩产一跃超过了800斤,成为全县第一个粮食产量过“长江”的大队。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讨论中,大家从两个大队的变化谈到干部作风问题,从全县农业生产的状况谈到县委领导机关的革命化。有的说:“这两个大队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县委政治思想对头,领导改变了作风,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所以这个大队的干部才会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玉兰说:“对,农业要上去,干部就得下去!”从此,这一口号就在临西传开了。

 

说来凑巧,关于“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的提出,我还曾直接“采访”过玉兰,可为上述情况作个补充。

 

那是1974年底,我同玉兰结婚不久,她邀我到邢台地区隆尧县去看望县委书记安经章。安经章曾担任过临西县委书记,是玉兰的老领导。而且,他们在“文革”中一起住过“牛棚”,挨过批斗,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虽说他们经常见面,可到了一块儿,还是有拉不完的呱、说不完的话。那天在车上,大家又热烈地交谈起来。

 

玉兰忽然朝我说:“侯志义写‘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说这个口号是俺的创造。其实,发明权还属于安书记呢!”

 

我听了不禁惊讶:“这是怎么回事?”

 

玉兰解释说:“那年,俺从大寨参观回临西,路过隆尧,就想着向安书记请教,怎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安书记领着俺下农田,转村子,边走边谈。安书记说,‘农业要上去,关键在领导,领导的关键又在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一定要多下基层。’俺一听,有门!俺回去后,反复琢磨安书记说的这几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口号。”

 

安书记连连摆手道:“俺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玉兰同志善于总结经验。”

 

玉兰马上接口说:“不不不!老书记的创造发明,俺哪能抢呢!”说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解剖‘麻雀’,不当‘麻雀’、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这是临西县委在干部大下中注意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玉兰说:‘干部下去要做到人在点,心在点,亲自干,而不是名字在点,行李在点,光挂帅不出征。”

 

 

吕玉兰、江山夫妇和女儿江河、江华一家人在天安门前合影。

 

原来,临西下乡蹲点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但也有少数干部,身子蹲在了“点”上,心里却想着“面”上。结果是,没有在点上解剖“麻雀”,自己却当了满天飞的“麻雀”。正如有人说的:“干部蹲点,心不在点上,就像葫芦扔到井里,看起来很深,实际还是漂在水面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临西县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醒各级干部要真正蹲下去,在点上解剖“麻雀”,不当“麻雀”;另一方面,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大家作出榜样。县委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干部下去后在点上蹲不住,原因之一是那些点有的是后进队,有的干部到了后进队,怕苦、怕难、怕麻烦,于是住几天就走开了。针对这种情况,玉兰在19724月,自己到东贺大队蹲点。

 

东贺、西贺和中贺大队,生产条件差,情况比较复杂,是摇鞍镇公社的几个后进大队,其中又数东贺大队的工作最难开展。过去,县和公社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愿到那里去蹲点。有时去了,也是听一听、看一看,遇到了矛盾,就绕道走开。这次,玉兰来到东贺,放下行李就同社员们一起下地锄麦,边锄边和社员拉呱。晚上,她凑到社员家的炕头上,同社员谈家常,论生产,征求意见。社员们看到她干活地道,对人诚恳,说话在理,真是来解决问题的,就把自己的看法和心思全数倒给了他。

 

在这里,玉兰还分别邀请贫下中农和干部开座谈会。一些老贫农向她反映,大队干部们的心没合在一块,劲没使在一起。队上的工作,谁都不愿意大胆去管。这怎么能搞好呢?

 

玉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干部的团结问题,而是首先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摆不团结的危害,谈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队干部团结增强后,玉兰又同干部和社员们商量,制定了改变生产面貌的规划,落实生产措施,推广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变生产条件。一年间,他们平整了全大队所有的“骆驼鞍”地,新打了4眼机井,开挖了1800多米长的水渠,引来了卫河水,大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社员们高兴地说:“玉兰在俺队蹲点一年,办到了俺们过去多年想办没有办到的事情。”

 

玉兰在后进队蹲点解剖“麻雀”这件事,在全县影响很大。县委9名常委和15个公社的党委领导成员,都先后蹲到不同类型的生产队。摇鞍镇公社的领导成员们,也来到西贺、中贺大队蹲点,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指导面上。

 

“玉兰之所以能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并不是偶然的,是她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结果,经历了一个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侯志义这样对我说。

 

玉兰提出的这一口号,后来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传遍了全国,在全国各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当时许多干部改进领导作风、深入基层的著名行动口号。多年来,在它的启示下,“工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文艺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等口号,不断见之于报端和各种工作总结。1993411日《农民日报》在报道玉兰去世的消息中,这样写道:“人们不会忘记,‘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那句响遍中华大地的‘玉兰口号’。吕玉兰同志是这句口号的缔造者,也是忠诚的实践者。”

 

19769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幸因病逝世。玉兰心中万分悲痛,禁不住失声痛哭。她在各种会议上回忆毛主席接见她的情景,起草有关回忆文章和诗歌。她写的题为《红太阳照耀我成长》的文章,题为《我永远做毛主席的忠诚女儿》的诗歌,先后发表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

 

是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指引吕玉兰不断前进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写的:“毛主席啊,是您的光辉思想哺育我成长,您的革命路线为我们指引了胜利前进的方向!要不是毛主席的教导,我这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哪能有今天?敬爱的毛主席,我将永远记住您的恩泽!”

 

(作者:江山;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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