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我接到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的儿子李小雪大哥的微信，告知张树藩叔叔的夫人李瑞英阿姨当天早上在北京复兴医院逝世，享年99岁。99岁的高龄，中国人古称“白寿”，即添一为“百”之意。记得四月春暖花开之际，我们众多太行二代刚刚满怀悲痛地送走了黄镇伯伯的夫人、一百零一岁的朱霖阿姨。连续数日，我夜不能眠。耳边眼前时常出现李阿姨的音容笑貌。那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刘建勋、陈舜英与张树藩、李瑞英夫妇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们都是李雪峰伯伯领导下的太行老战士。中国人民在伟大的抗日战争期间，牺牲、伤亡总数约3480万人。而辽县（现左权县）这个仅有7万人的贫困山区小县，竟有1万余人在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除了英雄的辽县儿女之外，还有数不胜数来自五湖四海的华夏子孙都曾战斗在这块热土之上。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和怀念李瑞英阿姨这位“老太行”！
贫苦童养媳和大学生“陈大辫子”辽县结缘
李瑞英阿姨小名“喜梅”。灾荒年，父母带着一家人从河北涉县逃难来到辽县。她1923年出生在粟城村，自幼家境贫寒，全家五人饿死、被卖、逃亡，只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小小年纪就当了童养媳。因备受煎熬，她曾两次自杀未成。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救了她。1938年8月，李瑞英阿姨参加了县政府的八路军妇女缝纫大队。因为表现突出，她15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排长、大队长，“统领着有一百多名战士的队伍”奋战在太行之巅。抗战期间，她曾先后担任辽西县妇救会主席、左权县妇联主任。我的母亲陈舜英则是来自北平大学纺织系的高材生，靠奖学金和当家教，于1935年大学毕业后到太原西北毛纺厂任技师，与学姐、同事贾庭修一道坚持多年寻找地下党组织。“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共北方局领导彭真亲自找贾庭修和陈舜英谈话，批准了她们的入党申请。审批人是李大钊烈士的儿子李葆华(时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员会委员，化名赵振声)。二人随后往石家庄，向中共平汉线省委宣传部长兼直中特委书记李雪峰报到。李雪峰在一小旅馆中与她们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后，补行了正式的入党手续。党组织认定她们的入党时间自1935年算起，无候补期。1937年9月下旬，日机连续三次对石家庄轰炸。遵照北方局的决定和周恩来的当面指示，中共平汉线省委由书记李菁玉和宣传部长李雪峰率队从石家庄撤出。李雪峰晚年回忆说：“进入太行山中创建太行根据地时仅有几个人……和我同行的有杨秀峰夫妇、李菁玉、吴作民、陶鲁笳、贾庭修、陈舜英等同志。”他们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周恩来亲笔写给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的介绍信。经过五六天长途跋涉，这支队伍于10月初的一天傍晚到达了阳泉南部的平定义井村，师政委张浩热情接待了他们。129师刘、张首长对党来自白区的这支力量非常重视，立即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了“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任命陶希晋为书记，马次青为队长。在游击队员中，除了有贾庭修和陈舜英外，还有朱琏(陶希晋的夫人)、陆凤翔、吴作民、陶竞华(陶希晋、陶鲁笳的胞妹)等人和部分阳泉的铁路工人。刘、张首长选派两位老红军对他们进行了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爆破等军事基础科目的培训，讲解游击战术。张浩政委还亲自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十天军训结束后，从“牺盟会”领取的一百二十支步枪、弹药也由几只毛驴驮了回来。这批热血青年从此拿起简陋的武器，意气风发地战斗在巍巍太行山上。当时，刚成立的中共冀豫晋省委对外称为129师编辑部，直接依靠的党员仅30来人，加上太行周边地区的党员，总数也不过100多人。而到了八年后的1945年，“太行区已成为华北地区最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李雪峰语)。它位于晋冀鲁豫边区的腹心地带，既是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基地，也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坚强屏障，面积达到8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约300万。全区共有党员8万余人。1937年11月，129师师部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先后进驻辽县西河头村。当月，中共辽县委员会成立，直属省委领导。那时全县党员仅有几个人，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牺盟会辽县中心区的成员。贾庭修、陈舜英和陶竞华三个女同志是牺盟会的协助员，专门“负责成立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她们训练骨干、培养干部，深入农村组织自卫队和农会，推行合理负担，开展扩军，改造县区政权，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粉碎敌人围攻，在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当时辽县还是阎锡山的旧政府，县“主张公道团”也操纵在阎锡山的嫡系手中。贾庭修后来回忆说：由于“129师驻在辽县，所以开辟工作很顺利。我们接近师部及省委雪峰同志，所以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得到直接的帮助，十个月的工作都很顺利，错误也较少。”1938年2月19日，日寇的飞机首次轰炸辽县县城，炸毁了牺盟会机关，特派员李芝庭被炸牺牲。面对不少群众缺乏思想准备的状况，贾庭修、陈舜英和陶竞华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跑来跑去地疏散群众，不厌其烦地说服动员群众赶快转移隐蔽，一点没有张慌失措的样子。这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乡们都亲切地称呼贾庭修和陈舜英二人为大姐。因为陈舜英梳着大辫子，群众就干脆称呼她为“陈大辫子”。喊年纪小、个头也小的陶竞华“小陶”。史怀璧调离辽县后，由陈舜英代理县委书记。她之后在1938年2月—5月和1939年1月—3月，又两次担任县委书记。她是我党辽县的第一任女县委书记。后来，杨蕴玉、翟英两位阿姨都曾担任过该县的女县委书记。对那一批女共产党员来说，虽然她们在辽县工作的时间或长或短，但这里却是她们真正融入工农大众的原始点和踏上领导岗位的起跑线。太行的崇山峻岭间、漳河的碧波秀水畔，留下了她们与父老乡亲们并肩战斗的年轻身影。在她们的革命生涯中，都“机缘巧合”地在太行山上出现过多次精彩的交汇和同框，颇具时代特征和传奇色彩，值得后人缅怀与追思。我的母亲陈舜英从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和高等学府的高才生，能够无怨无悔地踏上革命征途，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从她走向烽火连天的太行深处开始的。她在晚年坦承自己刚进根据地时，虽然没有闹过毛主席所说“麦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话，但确也分不出油菜和鸡冠花的区别。正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太行人民的养育、保护下，她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我，战胜病魔，终于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和成熟的领导干部。太行根据地的斗争经历给她留下了终身不灭的印迹，让她始终保持了对太行老区群众的尊重和关爱。值得一提的是，自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近五年间，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曾在有“晋疆锁钥、山西屏障”之称的辽县麻田镇驻扎。辽县也因此成为我党领导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大本营，是当时根据地有名的“实验县”、“中心县”，被誉为太行山上的“小延安”。因为父母亲晚年身体不好、行动不便，我多次代表他们前去看望张叔叔和李阿姨。父母亲过世数年后，张叔叔也走了。李阿姨时不常地会给我打电话：“小强，我夜里又梦见你爸、你妈啦！来看看我吧！”在我的眼里，“喜梅”（李瑞英）阿姨与其他太行的阿姨们，如翟英、“大杨”（杨蕴玉）、朱霖、贾于慈、师德清、范承秀、高惠如、刘韵、赵静、冀雨、宋立、杜兰、马琳等人相比，自有特色，而且棱角分明，甚至还稍显“另类”。翟英阿姨得知我的女儿赴日留学，就像对待自己的孙辈似的，再三再四地叮嘱我道：“告诉她学成后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大杨”阿姨见面就一脸歉意地提及当年因为擦枪走火，差一点打伤父亲的往事，让我非常尴尬；朱霖和贾于慈等阿姨是进门就一把将我拉到身边聊天，仿佛我还是个小孩子；赵静阿姨听说有的干部子弟违法判刑，半夜三更特意打电话提醒我千万不要学他们；师德清、范承秀和刘韵等阿姨则为父母亲赋诗题词或撰写长文（信）。其中，师德清阿姨特别令人感动。她在晚年克服万难，与几位阿姨共同努力。由她呕心沥血主编了50余万字的《烽火太行半边天》，于200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留下了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人们的念想。这些阿姨都是太行巾帼英雄谱系的璀璨群星，都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而乍看上去，李瑞英阿姨仿佛只是现代都市楼群里一位居委会的普通老太，殊不知，她曾经就是当年令敌人闻风丧胆、让群众诚心拥戴的“老八路”。走进李瑞英阿姨在前三门的窄小家里，陈设简单、干净整洁。一望便知：老人依旧保留了山西人特有的生活习惯。记得那是在2015年的12月8日，我看望并采访了92岁的耄耋老人李瑞英阿姨。虽然她对近事有的记忆不清了，但一提起往事，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我刚参加革命不久，县委（对外称战地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同志们来镇里开展抗日宣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舜英和贾庭修，她们穿的还是从城市带来的旧旗袍。她俩和陶竞华还到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日道理，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打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做像她们那样的共产党员。
入党时，我就说了一句话：‘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妇女解放！’……”
段存章曾是《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也是中科院新闻研究生院新闻系的教授。他在《喜梅姐回乡记》一文中写道：
“抗战八年，李喜梅冒着生命危险，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辽西，与日本鬼子、汉奸还有特务、叛徒，周旋较量了将近六个春秋。在那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她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正值百团大战开始，她患了伤寒病、疟疾、疥疮三种病，没有药就找陈谷草点火烤……在一次转移时，双目突然失明，危险呀！……”
“我能够活到现在，一是党的领导，二是靠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个时候脱离群众，非死不可！”
这可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工农干部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啊！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共产党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够脱离人民群众！
南下河南后的李瑞英阿姨也是好样的
那时“县委决定抄土匪的老窝。李瑞英主动请缨，骑着高头大马，腰挎手枪，带着通讯员，率领一百余名工作队员，全副武装，浩浩荡荡开进龙王庙土匪窝……她根据太行山对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剿匪方案。她以南下区级干部为骨干分片领导，一百多名队员男女搭配，三人一组。经过一个多月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掌握了土匪活动的情况，很快擒拿住一名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游街示众，大振人心……”“1950年春天，她代表息县县委光荣地出席了河南省的第一次党代会、第一次人代会、第一次农代会和第一次妇代会。”功绩斐然，实不多见！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李瑞英阿姨担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兼党组书记。她勇敢揭露了商城县上报日产6000吨钢的谎言。在及时发现信阳县某乡“水稻亩产万斤”纯属虚构之后，她又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上级给当地群众返还了21万斤粮食。（引自《烽火太行半边天》，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烽火巾帼——左权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后来参加省委党校组织的“整风”期间，李瑞英阿姨受到了批斗，夫妻二人被扣上张李反党联盟的帽子，但她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她不写检查，就派人替她写；她不同意将不实之词的揭发材料印成文件，就说她态度不好，在1000多人的大会上斗争她，并给她作了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结论，撤销了信阳专区妇联主任、党组书记的职务。”（引自河南省党史专家张林南著《河南的‘反右倾’运动和继续‘大跃进’》，详见《河南‘大跃进’运动》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回忆中，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瑞英阿姨用朴实直白的话语告诉我：
“河南省委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打击、批判了一大批干部。如新乡的耿起昌、洛阳的王慧智等人，在信阳主要就是我们两口子。先是在郑州的省委党校批斗我们。这与省委秘书长戴某某有很大关系……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为了出风头、出成绩，他组织人在大会上轮流发言说：‘河南形势好，大丰收，群众每天吃的是两干一稀，吃得好、吃得饱……’ 我不认账！也不怕！该怎么说还怎么说，坚持到底。我对他们说：‘我天天在农村，跟群众在一起劳动，一块吃住。饿死老百姓就是不行！我忘不了他们。让我为了升官发财去胡说八道，我不干！’
后来又把我们弄回信阳继续批斗，许多人都不敢接近我们了，最后连孩子们也受到牵连。可我还是不怕。他们大会、小会地斗我们，把我整成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老觉得头顶上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
是党中央、毛主席发现了问题，派中监委的同志来信阳调查。最后，地委在专署大院召开大会，宣布给我们平反。中监委的同志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号召说：‘大家应该向张树藩、李瑞英两口子学习!’
平反后的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天蓝了，太阳亮了，自己的头也轻了，大石头也没有了！我高兴极了，不住地用双手拍着我的头，大声喊着：‘我好了！我好了！’
【李瑞英阿姨双手拍头，回忆平反后的激动心情。】
刘建勋同志调到河南工作后，给一大批在‘反右’、‘反潘杨王’和‘反右倾’中受打击、批判、处分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善良、公正！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他们夫妇的像摆在进门的桌子上。好让自己进出门时，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们。
【李瑞英阿姨坚持要让拍下她手捧父母亲照片】
驻马店地区成立后，我调任地区妇联主任兼党组书记，后曾任驻马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委员。到北京市后，我先后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工作。离休前任西城区委街道部部长。
我这一辈子没有昧良心！没有对不起老百姓！没有办对不起群众的事！”
张树藩叔叔1918年出生在辽县盘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因向地主作斗争而以“共产党罪”被捕，受尽酷刑折磨。1938年5月16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即选到县委机关做通信员。由于表现突出，两个月后到二区委担任组织委员，不久后连续两任书记动摇脱逃，他临危受命接任二区的区委书记。辽县共有七个区，他先后在五个区担任过区委书记。在二区，张叔叔发动群众彻底改造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为此，群众用投黄豆计票的选举方式，选他为出席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党代会的代表。二区的经验也在会上作为典型推广，受到了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和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表扬、肯定。杨尚昆称赞二区为“最早夺取、掌握政权的区”。为了解决新生政权和部队的生存发展，张叔叔开源节流两手抓。首先成立了区合作社搞运输，又组织开垦荒地、办纺纱织布厂以解决供给问题。同时大力压缩各种经费开支，干部每月只留1元零花钱，其余均作党费上交。因为做到了干群一致、官兵一致，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都以苦为荣，干劲十足。1939年底，张叔叔调三区任书记。当时，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和八路军总部都在此驻扎，这里成了特务破坏的重点目标。他们造谣投毒、暗杀抓捕，残害抗日干部和群众，甚至用美人计收买叛徒，妄图加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虽然区里工作任务繁多，直接指挥的武装仅有15人。但张树藩积极配合129师除奸部，通过两个多月的侦查，最终破获了一起重大案件，确保了领导机关的安全。1941年6月，张叔叔到七区工作。这里是辽东的门户，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各占三分之一，工作难度非常大。在他的领导下，区委大力开展对敌瓦解和情报工作，坚决组织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使形势迅速好转。他还创新地进行义务兵役制的实验，对部队的战士试行半年或一年轮换，保证了扩军任务的完成。这个经验后在全县推广，效果很好。当年秋天，张叔叔担任了左权县委组织部长，培养出一大批干部。同时，他还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各级干部实行一、二、三线的配备。从而为大反攻做好了组织准备。仅在1947年8、9月间，太行区党委就按照中央部署，抽调了1600名干部支援新区。而在此前后，也有许多太行干部奔赴了全国各地的敌后战场。
【南下前，翟英（前排左3）、张树藩（后排左2）与县委同志们合影留念。前排左2为李瑞英。左权县老区促进会 宋保明提供】
时任左权县委书记的翟英阿姨和张树藩分别率领两批、共60多人随大军南下。张叔叔还担任了南下干部支队的中队政治委员。他在途中参加大小战斗难计其数，为全国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建国后，他历任淮滨县委书记、信阳地委委员兼第一副专员、地委副书记兼专员。1959年秋，当时的河南省委刮“浮夸风”、搞高征购，张树藩冒着撤职、坐牢的危险，不仅没有“反出一斤瞒产粮，又从国库拿出700多万”粮食发给遂平县群众，使该县基本没有死人。在“信阳事件”中，他被省委打成“严重右倾”，受到错误批斗。直到党中央解决“信阳事件”后，才获平反。事实上，张树藩叔叔是河南省地市级领导干部中，向中南局和党中央报告“信阳事件”的第一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就曾当面批驳了吴芝圃的推诿和撒谎，公开保护、支持了张叔叔。1961年1月18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时说到：
“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三级所有制，不懂共产风刮不得……死官僚和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
毛主席说的这个省正是河南省，说的这件事正是河南省的“信阳事件”。后来，胡耀邦同志曾一针见血地评述“信阳事件”：“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1960年信阳事件暴露以后，对我感情上的刺激很大，入党是为了救国救民！从来没想过入党以后，我们党执政了，当权了，会给老百姓造成这么大的危害……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我们的错误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活着的人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下一代的人以及下下一代的人都该吸取。”
“信阳事件”之后，原属该地区的淮北有十个县元气大伤，长期吃返销粮。河南省委为改变当地面貌，于1965年5月新成立了驻马店地区，任命张树藩叔叔为地委副书记兼专员。他与地委书记王大海叔叔精诚合作，率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战天斗地。很快，驻马店地区形势大变。到1970年底，当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解决了，而且“粮、棉、油、猪”四项上交任务均在全省所有地区中排名第一。1966年7月，张叔叔奉调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后历任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区武装部政委，北京市水产局局长，为首都的稳定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在此期间，他还先后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和北京市七届人大代表。我当时在北京部队当兵，曾利用出差之机去看过他们夫妇。他们就住在东城区的一个胡同的大杂院里，条件很差。时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张叔叔和李阿姨夫妇乘坐地铁、公交车，辗转来到南沙沟家中看望父母亲的情景。四位老人各自用不同的方言、语调和语速共话当年、互诉情长。其时，张叔叔慢条斯理的山西话、李阿姨大嗓门儿的左权腔，加之父亲的冀中式普通话、母亲的标准京腔京韵，相互答言、此起彼伏、抑扬顿挫，好一派和谐共鸣的景象，既令人忍俊不禁，更让人印象深刻！1983年张叔叔离休后，带病撰写回忆录，终于在去世前五个月完成了《我对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回忆》的长篇文章，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和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张树藩叔叔遗作的复印件，细看可辨认他修改的笔迹。】
张叔叔的遗作《我对河南省信阳事件的回忆》原稿近一万三千字。因种种原因，1999年某杂志在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四千三百余字。以致多年来，党史专业工作者和坊间爱好者们在研究或引述时，难以窥及全貌。同时，也使得人们对张叔叔和李阿姨的革命一生，知之不多，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如果借用蒲松龄老先生的诗句，正可谓是“别来岁月曾多少？话到生平事每遗。”张叔叔走后，李阿姨受托，专门将他的有关文字、照片资料送给我一套。前些年，我也特意进行编辑整理，并发表在一些刊物上，总算是没有辜负两位老人的期望。
【2016年清明节前，作者为张树藩叔叔扫墓】
1993年8月12日，张树藩叔叔因患直肠癌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遵照遗愿，他的骨灰被送回一二九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县桐峪镇的无名烈士陵园。这里安葬有八百余位八路军指战员的遗体，还有张叔叔的老领导和老战友翟英阿姨、皇甫束玉、黄明叔叔等人的骨灰。革命先辈们的英灵必将永远共同守望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引自张树藩著《我在辽县工作的回忆》和《张树藩生平简介》等文，均由左权县老区促进会的宋保明提供）前些年的清明节前后，我们夫妇几乎每年都会与李雪峰伯伯、翟英阿姨的孩子们，还有其他太行前辈的子女们，大家相约共同去左权、涉县等处，为老一辈们扫墓祭奠、寄托哀思。我们看到了革命老区的面貌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看到了红色遗迹的保护不断在上档次、谋发展；看到了大批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或宣誓或重温……毛主席曾经说过：“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习近平总书记说得更加透彻精准：“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