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42年5月，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中不幸牺牲，年仅37岁。朱德在《吊左权同志》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左权细心、沉着、理智、负责、积极，体力、精力充沛，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是部队参谋工作中难得的人才。
 

1938年2月，日军进犯临汾。当时，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21日，朱德、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今安泽县），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这时，正值日军进犯府城。朱德在左权的建议下，决定迎击并拖住敌人，使临汾的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左权先是带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势有效打击日军，随后带领骑兵机智迂回、突袭日军侧翼，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临汾遭遇战歼敌200余人。同时，由于奋力阻击赢得了时间，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罗瑞卿评述道：“1938年春，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制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初，日军在晋西南分9路进攻129师并妄想“围歼”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按照部署，左权制定了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战中打破日军围攻的战略战术。左权带领部队以急袭手段打击主要一路日军，在长乐村歼敌4000余人，收复辽县（今左权县）等18座县城，使上百万群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战斗，为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左权高兴地说，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危急关头，左权请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留下守候在电话机旁，临危不惧。当他正在阅读作战情报时，敌机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炸，将指挥所的古庙后墙震塌，强大的气浪还把庙顶掀掉一角。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古庙“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电话机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然后他回过头来严肃地告诫警卫员：“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李达曾回忆：“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左权是“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都过硬，是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优秀军事家。左权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挥部队不断取得胜利，同他的深厚军事理论修养密不可分。他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学历最高的八路军将领之一。毛泽东曾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
 

无论军务多么繁忙，左权总是挤出时间读书，十余年如一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还有俄文版《列宁全集》《苏联红军丛书》，德国的《论新战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经常阅读、研究。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观察与分析形势时，能高屋建瓴、抓住关键。他给干部讲课、作报告，能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他曾与刘伯承合译《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1941年《前线》杂志连续刊载了第一部。1942年，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此译著作为步兵战术基本教材，并指出：“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左权军事理论根基深厚，但从不好为人师。刘伯承、邓小平曾回忆道：左权“曾以译文嘱伯承核对，偶有改动处，必细心研究之。其诲人不倦与自修虚心如此！”刘伯承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请教小平同志，俄文请教左权同志。”
 

左权在华北敌后5年，凭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和惊人的革命毅力，著译20余万字，极大促进了八路军军事理论建设。周恩来称他为：我党当之无愧的“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左权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但他平易近人，在士兵中间素有“贴心人”之称。他特别关心战士的进步，总是抓住对战士进行教育的机会，是战士的好“先生”。
 

左权对1937年4月来到他身边的警卫员景伯承，从关心生活、工作入手，进而帮助其学习和思想进步。一次，景伯承突然病倒，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一看，左权正坐在床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见他醒来，左权关切地询问，并安排卫士长端来可口饭菜。首长的关怀，使景伯承感激万分。景伯承有时想家，左权适时开导：想家很正常。打日本，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有家就有国，有国也有家。想了，可以写信回去问候，告诉家里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救中国！在左权的帮助下，景伯承进步非常快。

一次，左权去看望一位从延安新调来司令部的科长。左权问长问短，发现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并没有垫被。过后，左权亲自询问供给部门得知，垫被已分光，只能以后有了再补发。回到驻地，左权立即让警卫员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那位科长。当警卫员问他自己用什么时，左权指着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说：“我有这条够了。太热，也不好。快把棉被送去！”警卫员知道左权的脾气，执拗不过，只好把棉被送了过去。
 

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组织决定调他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做经济工作，他想不通。左权找他谈心说：“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难过。你我都一样，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作为一名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林海云思想疙瘩解开，去了地方工作。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有力支持。左权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安危。
 

1941年夏，左权率部进驻漳河两岸，带领军民开荒种地，把荒滩变成“聚宝盆”。与此同时，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左权指出：“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他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942年1月，左权在辽县麻田召开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财经问题》报告。他掰着手指头从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萝卜、山药蛋，从枪炮、子弹算到铅笔、茶叶、纸张。他说，这些开支都是老百姓给我们解决的，老百姓也很穷，每一点东西都来之不易。
 

1942年2月，八路军总部从麻田转移。在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左权指挥警备连殿后。他在自己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心系群众安危，指着一处山头叮嘱警备连连长：“那里有老百姓，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你们就展开麻雀战，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最后帮助当地百姓安全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