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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强:一篇“今日头条”短文勾起的对河南“四清运动”回忆
点击:  作者:刘立强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11-14 0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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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看到“今日头条”刊发了许昌日报记者黄增瑞先生(署名黄记者)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主要内容是记述在半个世纪前的“四清运动”期间,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在许昌市长葛县增福庙大队蹲点的往事。譬如他与干部“约法三章”、不准搞特殊化;每顿饭都交4两粮票和5角钱;派人帮房东大娘找到了分离三十多年、远在广州的小儿子……

这些不足挂齿的小事,在那个年代里,凡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大多都会这么做!50多年的时光飞逝远去,今天,耄耋群众竟没有忘记,年轻媒体人也没有忘记!

数日来,我的手机里基本全是有关这篇文章的转载、评论和询问。

感动和惊诧之余,我决心将多年来收集的有关河南“四清”的若干情况写出来,让更多人了解那段不应淡忘回避,甚至歪曲抹杀的历史。

毛主席先批评河南“找不出阶级斗争”;后多次批发河南的试点总结;河南全省“四清”没有死人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党史二卷》中记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湖南、河北等地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随后中央推荐了他们的经验。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城市的“五反”展开,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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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

“四清”伊始,由于刘建勋思想有所顾忌,所以省委的行动也相对谨慎和迟缓。中央工作会议后,河南省委根据建国前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河南前些年数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教训,即着手对农村社教的基层试点进行了认真部署安排和及时总结报告。

故此,毛主席在1963年5月7日的杭州会议上,先是点名批评了河南。他说:

“比如河南,上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就说找不出什么阶级斗争……河南,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二月,五个月没有搞……三级干部会也开了,开了几次了,社会主义教育也搞了,但是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第二天,毛主席又看到河南省委4月15日给中央的新报告。

河南省委的这个报告,是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建勋根据过去在太行、湖北、广西等地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农村工作的经验和河南前些年的深刻教训,并没有仓促上阵,而是周密组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后的初步总结。

在该报告中,河南省委首先汇报了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准备分三步走的部署。接下来,又借农村基层干部之口,提出要让干部洗一次“温水澡”,打一次“预防针”,“和风细雨,自觉‘放包袱’”。省委还作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除了极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的判断;强调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阶级教育的方法,激发老一辈的阶级感情,“也让年青的一代知道革命果实来之不易”;还明确要求“领导上要‘挑担子’,‘搭梯子’,帮助干部下楼。同时,领导上还应当有意识地表扬一批好干部,树立榜样。”

当天,毛主席就代表党中央对河南省委的报告和东北局宋任穷的报告一并作出了批示,充分肯定了这两个报告中提出的做法。

该批示说:

“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用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


同日,毛主席还对载于《中南通讯》上的“河南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 “河南临颖县巨陵店三级干部会议”等四个材料提出了表扬。他说:“(受)启发的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

同时,毛主席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予很高评价。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的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搜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级、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类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据刘建勋晚年回忆,在那个年代,党的高级干部在参加中央会议时,都是当场尽量地记录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即席讲话,然后会下尽快互相核对。而王任重、胡耀邦则是大家公认记的比较全、比较准的,所以许多人会后都常找他俩帮忙。刘建勋自己也亦然。

李尔重时任中南局的农委主任。参加杭州会议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四天后在广州向他和中南局的其他领导干部传达了毛主席5月8日晚上的讲话记录。

在李尔重亲笔记录的胡耀邦传达稿里,有毛主席如下的话:“……河南的两个材料,登在中南通讯上的。请你们各大区也形成些材料,有名,有姓,有阶级,有分析。这种报告中央和我都写不出来。五里界(湖北省)、花明楼(湖南省)的报告也不错……”(引自《李尔重笔记摘抄》第一册,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两天后的1963年5月10日、11日,毛主席连续四次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中,他再次明确指出:河南省委“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

5月20日,该决定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上述河南省委的报告和河南所报两个基层的材料作为附件也同时下发。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毛主席“于1964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一路南下视察,向各省负责人了解‘四清’运动的开展情况”。他对河南省委去年的报告内容印象深刻。

面对山西、河北省、地委领导同志,“毛泽东说,河南的材料,是先解决内部问题,然后对敌斗争”。“3月30日、4月1日毛泽东在听取刘澜涛、李葆华、刘建勋等同志汇报时讲,现在各地的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由此看来,毛主席对刘建勋等人的判断和意见是重视和肯定的。(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合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当年参与帮助河南省委起草这些报告和材料的吴南生晚年回忆,刘建勋曾告诉自己,这是他调到河南工作两年多来,第一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扬。自此,刘建勋更加注意通过各种会议,反复提醒河南的各级干部在“四清”运动中要牢牢把控方向、严格掌握政策、坚决防止偏差。例如:

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刘建勋强调指出:“干部要‘洗温水澡’,水太凉了不行,那样不严肃,就会马虎过关;但是水也不能太热,那样就会一烫一层皮。这个工作要做细,要掌握原则……为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要组织精干的工作队下去帮助。工作队的负责人,一定要配备懂得群众路线的人去担任,防止出问题,走过场。如果不懂得群众路线的人挂帅了,就会搞得‘鸡飞狗跳墙’;如果‘和事佬’挂帅了,就会掩盖矛盾。这样,都不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在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刘建勋多次提醒:不能因为搞社教,“就随便把多劳多得、按劳分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等基本政策改变了,不能把农村‘六十条’一风吹了。”“1958年的时候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己乱跑,乱推广,那怎样实现领导呢!……万不可迫不及待,一触即跳。”“要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这样才能避免1958年大跃进中产生的缺点,不重犯过去的错误,把事情办得更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就会重复过去的错误,把事情办坏。”

特别是在省委常委会上,刘建勋更是苦口婆心地反复告诫道:“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搞,不要怕别人将我们的‘军’,说河南落后。我们老实一点,干实际工作,做一件事情要有一件事情的用处。抢先分子是投机分子,是没有基本功的……不要一鸣惊人,不要怕人家说落后,不要迫不及待……还是‘三老’态度,笨办法是科学的办法,态度不老实就是现丑。领导一定要亲临前线……运动就是动的,不到前线看就看不到运动,特别是千百万群众的运动,不亲自观察不行。到转折点的时候能够把问题提出来,就是高明的指挥官。到第一线就是反官僚主义的办法。”(刘建勋的讲话均摘自河南党史专家张林南从河南省档案馆手工抄录的原始记录,可详见《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从刘建勋以上的一系列讲话中,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他个人内心的忧虑和警悟,更可以体味到以他为首的省委班子制定应对之策时的谨慎和稳妥。

吴南生后来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是深圳特区的开创者。他在晚年写道:

“1960年底,中南局成立之后,我才认识建勋同志。这时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时刻,河南又是受破坏最严重、困难最多的省份,建勋同志奉命于危难之间,到河南主持省委工作,很快改变了河南的局面……(四清)那时,这个‘指示’,那个‘经验’,都把大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当成‘敌人’,当成斗争对象。在建勋同志主持下,以河南省委总结试点经验的方式,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对基层干部要采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这一报告,经毛主席、党中央批转全国,解脱和保护了绝大多数的农村基层干部。这几年,我较多时间在河南帮助工作,我认为,建勋同志从心里是不赞成‘左’的……”(引自吴南生著《深切怀念刘建勋同志和陈舜英大姐》,见《刘建勋纪念文集》第276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杨珏在晚年回忆说:1963年6月13日,刘建勋代表省委向到河南视察的毛泽东汇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在说到发现农村基层有的“生产队财务不清、仓库不清时,主席说:“要帮助基层干部‘洗手洗澡’,主动‘下楼’啊!”可以看出,河南省委提出“四清”的基本政策是得到毛泽东认可的。(引自杨珏著《回忆三次见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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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运动实录》】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的郭德宏,后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他是我党研究“四清”运动的专家,曾与人合著了《四清运动实录》。该书运用大量史料对“四清”中重大事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四清运动实录》一书中,详细列举了全国各地因扩大化发生死人的具体数字。其中河南周边一些省份中,有的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就死了2000多人”,另一省“在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还有的省报告中称“自杀了97人”。而河南全省则无死人的报告。

2012年底,郭德宏教授曾先后多次明确向笔者表示,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始终没有查到河南省在“四清”运动中有死人的情况。

河南省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发生类似现象,避免了建国以来,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中,河南省几乎次次运动都“放卫星”、“争第一”,结果造成惨重损失的悲剧重演。

钱正英、郑永和对河南“四清”的评价;刘建勋和江渭清受到批评;中南局领导帮助刘建勋写检讨


虽然“四清运动”已过去多年,但在河南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一些中央部委领导干部和河南的基层领导干部依然印象深刻。在此仅举两例为证:

时任国务院水利部主要领导、后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正英在给笔者的复信中写到:

“我和建勋同志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那时他调河南省委任第一书记。在天灾人祸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领导省委和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使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去河南和他协同工作。为了一些业务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我们竟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我去黄河水利委员会蹲点。当时在上边一些‘左’的指导思想下,工作很困难。依靠他(刘建勋)的支持,我们在运动中基本坚持了正确的干部政策,没有伤害黄委会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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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 钱正英(左2蹲者)与刘建勋(右1蹲者)视察农田机井建设工地。提供:河南省水利厅宣传中心】


该信的末尾,钱正英还特别写上了“此件可转送中央有关同志”这句话。(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274页)

被河南人民誉为“太行新愚公”的郑永和,“四清”时是辉县县委的主要领导,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河南省委副书记。他在给笔者的复信中说:

“鉴于当年河南省在反右派、‘反右倾’、所谓反‘潘、杨、王’、反‘五风’等运动的扩大化,在全省干部中造成了根深蒂固的矛盾。他(刘建勋)通过大“四清”运动,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作教育、团结工作,在人的问题上,着重多换思想、少换人。有错误,本着教育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达到了毛主席教导的治病救人的目的,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教育、挽救、帮助、提高了一批干部。把历次运动扩大化造成的矛盾,压到最低程度,促进了河南的经济发展……”(引自《刘建勋纪念文集》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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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太行新愚公”郑永和在工地劳动。提供:郑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撰、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党史二卷》中记述到:

“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到外地视察,认为多数地方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间,负责“四清运动”的中央领导同志来河南视察,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

据《四清运动实录》记载,
在接见过程中,“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刘少奇并没有接受这些意见,反而更加强调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24日,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专列上与河南省委和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座谈时,他严厉地批评道:
“一怕发动群众,二怕下去蹲点,这不仅是领导方法问题,而是能不能领导革命的问题,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是要不要领导革命的问题……工作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几百人搞一个公社……什么叫蹲点?过去你们那个蹲点不叫蹲点,不够标准,不及格……”

根据他代表中央作出的大兵团作战搞“四清”的要求和部署。最终,河南省委于1964年9月召开了三级干部会,确定农村“四清”试点为新乡、许昌、偃师、封丘、信阳、南阳、开封、浚县共8个县,城市试点是郑州和焦作两市。

“截至1966年上半年,河南全省有约百分之三四十的县市结束‘四清’运动,进度在全国居中。”(引自郭德宏、王小波合著《四清运动实录》)

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离开河南后,又先后到多地视察,“并不断提出‘追根子’。认为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

对于这种实行“大兵团作战”、搞“秘密的扎根串联”的作法,当时许多老干部是都心存疑虑的。后来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还曾写信批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同时,在小范围讲话时,他也批评了刘建勋,认为刘与江渭清一样,在领导四清上也是不得力、不称职的。

刘建勋晚年回忆道,因为挨了批,那一段时间,自己每每到中央参加会议时,都知趣地主动往后面就坐。

1965年初,为了保护刘建勋过关,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特意派金明向他传达了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对刘建勋“社教运动决心不大和作风不民主”的批评。

刘建勋给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写了检讨。在检讨初稿上,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和候补金明两位老战友分别用红、蓝笔作了逐字逐句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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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刘建勋检讨和给省委诸领导信的原件】


刘建勋后来曾专门写道:“他们两位很帮了我的忙。”

随后,刘建勋于1月20日又给省委诸领导写信,“请各位同志阅后帮助我一下。”两天后,他将自己向中南局并刘少奇的检讨,印发给了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第一书记,诚恳地请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在我母亲陈舜英代父亲刘建勋精心保存的文件和物品中,就有该检讨的原件和一份印发件。据此可以想当时刘建勋的压力有多大。这或许也可以成为后人认识、总结河南省的“四清”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第一手佐证资料。

结束本节前,我想引用知名党史工作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李海文大姐的一段文字内容。她曾先后采访过许多革命老前辈,是研究周总理等革命前辈的专家,发表过不少颇具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其中,关于“桃园经验”的这段历史,李海文是这样评述的:
“从1993年底开始到1994年夏天,李雪峰跟我谈了九次……”
李雪峰“他谈到四清中的争论,高级干部对桃园经验的不满。我明白了,为什么事隔十几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专门写一句话:‘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引自李海文著《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文革是怎样发动的》)

据刘建勋晚年回忆,在开展“四清运动”的那段日子里,他除了坚持与省委和各地市委的领导们交换意见,同时重视中央部委驻豫各“四清工作队(组)”的情况反馈、“互通情报”之外,他还注意及时向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报告运动的总体进展和动向苗头,听取他们的指示;他还经常与李雪峰(华北局)、陶鲁茄(山西)、刘子厚(河北)、韦国清、霍泛(广西)、张体学(湖北)等老领导和老战友们沟通交流,套用现代的流行语,大概就算是“信息共享”吧。

回想父亲的这段回忆,这肯定也是河南省能够在“四清运动”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建勋和各级干部与基层群众实行“三同”


连日来,有许多人通过微信、电话,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刘建勋及河南的各级干部在“四清运动”中的逸闻往事。为了不负众望,我查找了若干内容,在此以飨读者。

在“四清”运动中,按照省委常委的分工,刘建勋先后在新乡市郊的新乡县龙泉村和许昌市的长葛县增福庙村蹲点,与基层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直至“文革”中他重返河南工作,还经常回村看望乡亲们,进行调查研究。

老秘书王书庆的回忆: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1964年9月1日,省委作出关于领导干部蹲点参加四清的决定,要求县委委员以上负责干部,除身体不好的外,都要分期分批深入基层蹲点,和群众实现同吃同住同劳动。8日,省委决定抽调各级干部组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19日,省委发文要求各地委成立四清总团,对外称工作团,开展四清的县委成立分团。省委还成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四清办公室”。为便于工作,河南省的农村四清办公室就设在新乡市。

1964年秋,建勋来到了第一次四清蹲点的新乡市七里营龙泉村。由于新乡各方面的工作一直搞得不错,好几个国务院部委的不少部级、副部级干部都在新乡的郊县化名蹲点。中南局的领导金明和吴南生等人是七里营的王屯村蹲点。按照中央规定,干部一律要步行、自带行李进村。他们身体好,从市内背着背包一直走到村里,吴南生的脚上还打了水泡。

建勋同志的身体不好,他坐车先到了人民胜利渠的闸口小桥,然后背了一个小包进的村。对外时大家都称呼他“老刘”。

他住在老乡家有二三个月,和所有的工作队成员一样,与群众实行“三同”。有文件就送到村里,让他看完后签字。后来,运动逐渐走上正轨。省委有事、有会,他就回郑州,完了就又回到村里。

“四清”开始前,建勋的视网膜静脉周围炎复发了,这是一种罕见的眼病。李士峰医生建议他不要下乡了,但建勋说,‘不行,要保密。不要向省委和中南局领导报告。’后来他的病情加重,黄斑部开始出血,引起视力迅速下降,但他仍坚持不回去。没办法,李医生只得每周日的早上坐火车从郑州市西郊153医院赶到新乡市,让建勋到地委招待所按照眼科著名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制定的治疗方案,进行口服和点滴之后,当天再赶回村里。

后来,建勋同志的肝区不适,估计是肝炎再次发作。他的老战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动员他去到太原,请一个福建的老中医治了一段,效果不大,建勋就又急忙赶回了龙泉村。

保健医生李士峰的回忆:
“1964年9月份,社教期间建勋同志下去蹲点。临走前他的眼疾复发,眼底出血,但他不让我对别人讲。并且也不让我将病情告诉他老伴陈舜英同志,怕她担心。他在新乡具体什么地方蹲点我不清楚,保密守则也不允许我过问。我只是每周日去新乡。下火车后,司机接上我到地委招待所给他检查,按病情调整药物治疗。在此期间,陈舜英同志也因为心脏病发作出现了心衰症状,送到153医院进行抢救,医院还报了三次病危。同样,她也不让我告诉建勋,怕影响建勋的工作。我心里非常矛盾,但还是按两位老人的意思办了。自古道:‘大将受命忘家,临阵忘身。’这就是我认识多年的两位老干部。他们一心为革命、为工作,唯独不考虑个人的安危。”

刘建勋所在工作组组长王荣森(后曾任济源工委副书记兼济源县委书记)的回忆:我当时是龙泉村“四清”工作队的一员。晚年,我在杨得志将军的鼓励下,先后出了6本著作,为党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王荣森在《休闲回眸——王荣森济源县工作笔记》里写道:
“省委书记刘建勋化名老刘,作为工作队中的成员在具体工作实践中摸索经验,从而以点带面指导全省‘四清’工作。我是工作队第九工作组组长,刘建勋是第九工作组的成员。在这一段工作中,我和刘建勋在一起磋商事情,从认识问题到思想方法上都受益匪浅。”

新华社河南分社资深记者陈健晚年回忆道:
“‘四清’时我也在龙泉村,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感觉建勋书记总是按兵不动,老是让我们‘继续串联,了解情况。’附近王屯就是中南局的点,他们搞得热火朝天的,让生产队干部退赔,结果把干部的屋子也扒了,把椽子都给卖了。我们都觉得龙泉比人家步子慢,不理解。还说:建勋书记咋这么沉得住气呢?到现在才明白,他那么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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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龙泉村干部群众平整土地。提供:龙泉村党委】


时任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梁志海的回忆:
“大约是在1964年的秋收后,省委工作队进驻龙泉村搞社教运动。工作队入村访贫问苦,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实行‘三同’。吃老百姓的饭也交钱、交粮票,从不让老百姓吃亏。村里组织了‘贫协’有序开展工作,摸底排查谁有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进行分层次教育。在运动中不忘抓好农业生产,绝没有让运动影响农业生产,从而民心安定。
刘建勋书记从无官架子,穿衣朴实,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人问他:‘你是啥干部?’他说:‘我是当兵出身、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普通人员。’村上开大小队干部会和群众大会,没见刘书记讲过话,都是工作队长讲的。村贫协主席孙国俊还猜:‘我看他的官不小,他一到场,别人都给他让座。’但大家确实都不知道他就是省委书记。刘书记主要是掌握方向,大政方针不能走偏。最后,咱村的四清运动圆满结束,没有出任何问题。
刘书记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在群众吃粮紧张时给百姓解决粮食吃;冬季老百姓烧不上煤,想办法给解决煤烧;每次他从郑州开会回村,都怕影响群众的生产和休息。若是白天,小车就停在村外人民胜利渠的河堤上;若是晚上,他就不准小车灯亮、喇叭响。刘书记还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发现堤后有1000多亩盐碱地不见收成,就带领工作队员和群众挖了两条河,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群众取名叫‘四清渠’、‘幸福渠’。经过努力,我村由缺粮村变成余粮村,每年都向国家卖余粮。”(引自梁志海著文《刘建勋书记在龙泉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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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村新貌。提供:龙泉村党委】

 

接任龙泉村党支部书记的梁修昌(全国劳动模范)2011年初给笔者复信中写到:
“自刘书记在龙泉村社教工作之后,40多年来龙泉村从老人到记事的年轻人,从党员到干部,时时不忘刘书记在龙泉期间的身影。我们始终把社教运动作为龙泉发展的新起点。刘书记首先主张领导干部廉洁,主张工作民主,主张社会公平,主张群众实惠。在这40多年里,龙泉村的党员由原来的十几个,发展到现在的200余名,从党支部、党总支直至村党委,一直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我们认为,社教运动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政治理念,领导干部有了正气,就能带领群众致富。
龙泉村现有国家级的荣誉六个,即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国敬老模范村、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先进集体、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这些都是与刘书记在40年前对龙泉村党员、干部的启蒙教育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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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视察龙泉村时,听取村党委书记梁修昌汇报。提供:龙泉村党委】


负责刘建勋“四清”时生活服务的贾兆民(后曾任新乡市司法局长)在忆文中说:
“一次他(刘建勋)去地委党校大礼堂作报告,中午回来在房间休息,我进去问:‘刘书记,今天累吧!’他说:‘累倒不太累,就是我今天又拍桌子骂人了,我就不能容忍一些干部在群众面前耍威风、摆架子,做官当老爷的事,我骂他们像国民党,以后我也得改掉这个急脾气。’”

据贾兆民回忆,刘建勋是在得知原阳县少数基层干部的歪风邪气后才大发雷霆的。
一次他从龙泉村回新乡,发现为他准备的是香皂,就让我马上换了。“他洗了脸,说以后不要再用香皂了,毛巾也不要常换,战争年代一条毛巾用烂了再折一下缝几针还能用。”
“四清”时他在新乡县龙泉村驻队,住在老百姓家里。一次他下乡回来说:老乡对我很热情,到中午窝窝头加红薯一筐。我说:你吃得下去吗?他说:群众能吃我咋不能吃。我说:我们老家也常吃窝窝头,但要配上辣椒吃,比如把辣椒炸一下,或炸成辣椒酱,可好吃啦。他说:你给我弄点让我带上尝尝。我们就炸了干辣椒装了一罐头瓶,让刘书记下乡时带走了。过了几天,他从乡下回来对我说:“小贾,谢谢你的油渣炸辣椒,吃了真开胃口,饭量也增加了……”
“四清”开始时,中央和省委在新乡搞“四清”试点的高干多,况且常住乡下。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地委就在对门地区电影公司楼上的一个会议室,装了小电影机,让他们回新乡开会时,晚上放些电影。
一次晚饭后,我请他去看电影。他问:看电影怎么去电影公司,不去电影院?我说:地委领导为照顾中央、省里领导常住乡下,没有机会看电影,专门在电影公司会议室装了小电影机方便领导。其他领导都已去了。他说:让他们看吧,反正我不去看!以后也不去!
他在新乡搞“四清”期间,真的就没有看过一次电影。

“四清”中,刘建勋第二次“蹲点”是在长葛市增福庙乡。

1965年底,他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道:“我今年在长葛蹲点,比去年在新乡蹲点认识更深刻了……经过‘四清’的八个(省委的)试点县,今年一般都增产百分之三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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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时,刘建勋和纪登奎在农村调研。】

虽然已隔半个多世纪,但是从基层干部到一般群众,他们对刘建勋在增福庙蹲点时的点滴小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他们的语言格外生动,颇具乡土气: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张福安回忆说:“1965年3月的一天,省委书记刘建勋进村后先到村民石宝金家访问。石宝金是孤儿,家有两间破草房,进风又漏雨。刘书记一进门就看到石宝金在擀面烙馍,马上就过去烧火,边干边聊。几十年来,只要提到刘书记,石宝金总会感慨地说:‘刘建勋书记这么大的官,能帮助我烧火烙馍做饭,看得起我们老百姓,替我们说话,为我们办事,我石宝金一辈子也忘不了。’”

村民关纪妮说:
“一提起刘建勋书记,我就想他。他是人民群众的好干部,也是俺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的骨头早就沤糟了。那是1965年5月的一天,我的胆结石病突然发作,疼得厉害。孩子他爹石振来听说省委刘建勋书记刚从省里回来,住在我们邻居家,就直接去找他。没等把话说完,刘书记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抓紧时间派车到郑州医学院去。’接着,他又对随行的省公安厅副厅长鲍福昌说:‘给(途经的)新郑县公安局联系,要保证在新郑县境内车行畅通;还要给郑州医学院联系,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就这样,在刘书记的关怀下,我直接进了手术室,顺利做了手术。当时因为走的急,家里穷,我身上只带了10元钱。后来医院来家里调查后,还把我的医疗费给免了。”

长葛市农业局农艺师李玉瑞回忆到:
“1965年,我从农业局调到增福庙农技站工作,适逢由建勋同志带领的省委工作队也到那里搞四清,和我住的很近。有一天我刚到家,就听到建勋同志的警卫员在和我住同院的老太太商量:‘他老啦,咬不动。你给他煮煮。’老太太连声应允:‘行,行!我给他煮煮。’原来是建勋同志在她家吃派饭,她也不知道其身份,每顿饭都给他吃干凉的玉米面饼子。建勋同志的胃不好,吃后有些受不了。后来,报纸上登了建勋同志在增福庙的照片。我拿着让群众看。大家看了都惊讶地说:‘这不是老刘吗?!’
那天,建勋同志身上穿了一件补过的兰色外衣。他问我在什么单位工作,我答道:‘我在农技站搞农业技术推广。’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的工作对农业有好处,群众会欢迎的。’他看见了我的母亲和一岁多的孩子,就对我母亲说道:‘小孩子好漂亮,老人家您好福气呀!’建勋同志走后,我母亲说:‘这老头儿不是一般人,别看穿补丁衣裳,一看就是大干部。劲头不一样,说话多和气。这叫真人不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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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福庙生态农业园。 提供:增福庙乡政府办公室张轶峰】

张中喜那时是增福庙村邻近的上坡口村一名初中返乡知识青年。他回忆道:
1966年2月,我正在地里看管生产队机井。公社武装部长告诉我马上回家,说有俩人找我。我看见有两个老头在家门口等我。就问你们怎么来的?那个高个子老头笑着说:我们坐11号车(指两条腿走路)来的啊!一下子我们都笑了。我紧张拘束的心情也全消失了。高个子老头向我详细了解村里的生产条件,今后有什么打算?他们走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省委刘书记。他还在菜园子、大树下与社员群众拉家常。
那时,人们的积肥观念差,他就生动形象地说要大家抓好“三个屁股”,把人粪、猪粪、牛粪都充分利用起来。刘书记还用咱老百姓的话鼓励我们,“有水又有肥,就是粮食囤。”
后来,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率领全村老少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把沟多、壕深、坡陡的上坡口治理改造成了平坡口。
1968年3月的一天,我高高兴兴地到省委找刘书记汇报。他亲自划火柴给我点烟:“小张,尝尝咱河南的‘黄金叶’。县委书记来说工作,我给他5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有啥就说吧……”当听到上坡口“村里田成方、树成行,社员穿上了新衣裳”时,刘书记满意地笑了。
接近中午时分,刘书记打住我的话头,说‘今天到我家吃饭,我请客!’他打电话告诉家里:‘今天中午吃饺子吧,我的小房东来了。’吃饭时,“刘书记一边继续听我汇报,一边给我拨饺子:‘小张,不要客气。农村工作下力大,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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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福庙万亩示范方。提供:增福庙乡政府办公室张轶峰】


时任公社通信员的周西河回忆:
1968年秋天,刘建勋书记到增福庙村调研,中午回到公社晚了,炊事员给他盛了一碗面条,他又要了一个馒头,就势蹲在面案子前吃起来。正吃着,因为要给一个生病的公社干部做酸汤面片病号饭,两位炊事员先后三次让刘书记挪动地方,他都按照炊事员的话办了。事后,当他们知道那个老头是刘书记时,心里很是揪得慌,找到公社书记说:“我们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省委刘书记,下次来了,一定要让我俩给他道个歉。”

转业军人、后来曾任长葛县糖烟酒公司经理的刘培章说:
“‘文革’中的1968年,刘书记又来到增福庙,看到新盖的农村供销社、乡医院等多家单位占的都是可耕地,便严肃地批评说,‘我们是农业国,人口众多,靠地吃饭,保护土地资源人人有责。民以食为天,挤占良田等于端老百姓的饭碗,于心何安!’
那一年春雨少、入夏无雨,抗旱保苗刻不容缓。男女老少手端肩挑,昼夜不停地浇地,还是无济于事。刘建勋书记见此情景心急如焚,他一边安排继续打井修渠,一边帮助多方联系,四下求助。最终,我们战胜了干旱。在抗旱夺丰收总结会上,村支书张福安激动地说:‘1942年遭遇大旱和蝗灾,国民党政府不管不问,增福庙村饿死了三十多口人,全家逃荒要饭的有八九户。今年也是大旱,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战天斗地,不怕苦累,大旱之年仍取得了好收成。’
1972年初,刘书记进村后看到因为乡医院做不了手术,有病人急得在门口哭。于是,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医疗水平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很快就让乡医院选派了三名年轻医生,又用自己的车,直接送他们去河南省纺织医院进修实习。他们刚下车,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就全围了上来,还风趣地开玩笑说:‘咦?小车上咋坐的是你们这些土老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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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增福庙乡干部群众自发为刘建勋立的纪念碑。提供:张中喜】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就是“四清”运动期间和之后,河南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心中难舍难忘的刘建勋。

七位参加新乡“四清”工作队员的忆文


新乡地区是豫北重镇,建国后历年的各项工作都比较扎实、出色,三年困难时期也是全河南受损失最小的地区之一,更是涌现出“红旗渠”、杨贵、郑永和、七里营、史来贺、吴金印等驰名全国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众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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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地区党史】

关于新乡地区“四清”的基本情况,当年驻新乡县合河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副队长张寅生和王玉堂等7位工作队队员合著了一篇回忆文章《回忆合河‘四清’》,从他们的视角回望审视了“四清”全过程,很有点看头。

古语云“管中窥豹”。后人凭此文亦可以了解新乡地区乃至河南省的“四清”始末缘由:
“新乡地区的四清运动是从1963年春天开始的,先在辉县梁村公社搞试点,后来又搞了博爱几个村……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后,新乡地委决定在新乡县七里营、小冀、大召营、合河、洪门5个公社和小冀镇进行四清试点。同时七里营公社又是省委的试点,中央和省直大批领导干部在那里蹲点搞运动。新乡地委为这次社教运动成立了总团、分团、工作队。一个公社设一个分团,一个工作队负责一个大队。地委书记耿起昌担任总团长,合河分团团长调走后,他一直兼任分团长常驻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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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工作组的同志向群众讲解政策。提供:刘卓、常九妹】


合河乡历史悠久,早在明清时期,就是商贾聚集地,为当地的四大名镇之一,也是新乡市有名的粮食高产区。

据耿起昌的二女儿耿玉林回忆,她与母亲去看父亲时,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住在一间小土坯房里,里面黑黢黢的。因为长期透支工作,特别是自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分子”后,他的睡眠就非常差,已经出现脑神经衰弱症的初期病状。于是,耿起昌就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在炕上铺了厚厚的稻秸、麦秆帮助入睡、坚持“三同”。

对于有人把基层形势看的一片漆黑,把干部群众当成敌人,明令要求“秘密扎根、串联”的那一套规定,耿起昌凭着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和对农民群众的了解,从内心是抵触和反感的。他不止一次地私下里嘟囔发牢骚:“下乡进村还要戴口罩、起假名,从来就没有过嘛!这是怎么啦?”弄得妻子和孩子都像是丈二和尚似的,摸不着头脑。

在“四清”试点过程中,为了避免走弯路、减少损失,耿起昌等新乡地委的领导干部的确也费尽心机,采用了不少变通折衷、实事求是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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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中清查财务账目。】

据张寅生和王玉堂等7位工作队队员回忆说:
开始“我们是带着‘敌情’和‘桃园经验’下去的,警惕性很高,当时要求扎根对象必须是全村最贫穷的,不能找大小队干部、干部家属、党团员,与这些人有关系的也不行,历史上当过伪军、土匪的不行,有小偷小摸的不行,社会关系有问题也不行。新乡解放较迟,解放前干过伪军、杂牌军的人比较多,挑这个不行,挑那个也有问题,总之扎根非常难。后来是耿起昌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可以比较,土匪、杂牌军有干1年的,有干5年的,你就扎1年的嘛。
中南局某位干部在七里营王屯蹲点,曾指着房顶上的鸽子造型半真半假地说:‘这就是和平演变。’
还有人说把干部都搞穷才算完。脑子清醒的人看出干部没大问题,运动又不能不搞,就想办法迂回一下。地委常委、工业部长巩连喜的办法是,干部该退赔还退赔,然后把不该退赔的东西作为奖品,再奖回给干部家属。
合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朱止根有多吃多占和生活腐化的问题。经过折算,让他退赔了3000元。最后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大队支部书记,转任副大队长。耿起昌亲自和他谈的话,让他正确对待、努力改正。
1965年春节过后,传达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此后小四清改为大四清。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前段运动‘左’的偏差,重新强调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解脱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让他们参加运动,领导生产。但是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大、小队干部心有余悸,死活不愿再干,他们说,当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意思很清楚,就是怕再搞运动,再挨整。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又为农村基层干部评功摆好,多讲他们的成绩和辛苦,鼓励他们大胆负责,为他们恢复名誉,还把他们退赔的东西又还给他们。
苗润生(时任沁阳县委第一书记、后曾任新乡地委第二书记)有胃病,耿起昌叫他买点鸡蛋吃,苗犯了难,问鸡蛋皮放哪里。耿一听笑了,说:‘我还管你的鸡蛋皮呀!
‘四清’运动对改进干部作风,改善农村经济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对反腐倡廉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它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在小四清阶段推广桃园经验,又把运动神秘化了,用土改的方法来搞,用桃园的经验来套,错误估计农村干部的状况,错误打击和伤害了一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这个教训值得记取。”(引自张寅生、王玉堂等人合著《回忆合河‘四清’》,见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新乡:1961—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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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工作队员与群众谈心。】

由新乡市党史研究室编撰、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中共新乡地区历史》中写道:
“二十三条”下达后,新乡地委根据“二十三条”精神,对农村的“四清”运动调整了工作方法……1965年春,宣布解脱一大批干部,让他们站出来工作,领导生产,协助工作队搞好社教。因此,各地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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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中,女社员在大会上发言。】

大批基层干部解脱以后,转入“大四清”,情况比前段平缓多了。1965年5月,新乡县“四清”试点结束,工作队撤离。8月,新乡农村分批进行“大四清”。

客观地说,河南省和新乡地区的绝大多数干部在“四清”中,都能够从正面理解和执行党的传统政策,自觉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当时“左”的思潮和作法,同时还发现和解决了基层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为人民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他们的表现至今仍然受到称赞和怀念。

当时,延津县委第一书记楚云峰办的一件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1964年,他率团参加地委组织的‘四清’工作,驻新乡县中召村。该村群众历来吃的是苦水,不但水味苦涩,而且含有损害人身健康的化学元素,全村群众祖祖辈辈深受其害,迫切要求钻打深井,汲取甜水,改变饮水质量。但由于受经济力量制约,年复一年,愿望始终难以实现。云峰同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需,积极向地委反映意见,争取到了钻打深井的经费,组织群众义务劳动,很快打成了一口深甜水井。这在中召群众吃水史上是个历史性的变化。”(引自新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新乡:1961—1966》)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四清运动”已经过去快一甲子了。那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探索、砥砺前行中的一段插曲。

让我们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勿忘前辈艰辛,勿忘革命初衷,勿忘黎民百姓。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正如是,习近平总书记才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我们: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

完稿于2021年11月8日

 

作者系老一辈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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