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阳和平教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阳早和寒春的儿子。他出生在中国，并且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陕西的草滩农场长大的。他的父母亲眼见证过中华民国时期，生灵涂炭的普通百姓的状况。杨和平教授本人又是与普通的陕西孩子一起长大的，可以说对整个共和国建设时期的民间状况，他了解的非常通透。

共和国建设时期普遍实行的“票证制度”，是现在众多的“独立思考者”的讽刺和揶揄的主要标的。

阳和平教授却以他独特的视角做出了最客观公正的总结，他说：“在总量稀缺的情况下，能做到公平分配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这是目前为止，学界对于共和国建设时期的票证制度最为客观最为精准的评价。

想对这一制度作为做出客观的评价，首先要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同时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看，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土地上，虽然积累起来了璀璨的中华文明，但是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过全体国人的温饱问题。

即使是历史学者们最为推崇的康乾盛世，也有众多的普通百姓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英国的特使马嘎尔尼曾经在日记中详细的记录了这种状态。

当时当时马嘎尔尼带领英国使团，准备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乾隆皇帝。但是由于礼仪之争，船队停留在天津外海，呆了很长时间。虽然中英双方对于使团见到乾隆皇帝是否实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争执不下，清政府还是对英国使团礼遇有加的。按照朝廷的安排，每隔几天都有大量的新鲜肉食送到船上。英国人对其中的猪肉等食物不太喜欢食用，由于保管不当，很多食物腐烂变质了，英国人就把这些食物倾倒到海里。岸上的居民看到英国人把食物倒到海里，竟然不顾生命危险，划着舢板和木盆或者是赤手游泳来争夺这些食物。甚至为了争夺这些变质食物，打的头破血流。英国使团登陆之后，在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的路上，这一幕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大量的中国民众尾随着英国使团，在厨余垃圾中捡食——马嘎尔尼由此看到了号称繁荣富强的中华帝国所谓的“盛世”下的巨大危机。

马嘎尔尼看到清王朝的这种饿殍盈野的现象充斥着整个中华民国。美国记者白修德把这种惨象还原成文字，直接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

整个中华民国算得上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大，饥饿人口最多的时代之一。

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直到中国全面工业化、可以自主的生产化肥之前。为了保证城镇人口的基本供应，实行了全面“票证制度”。

我们放平心态，以历史的眼光回看这一段艰难的创业过程。凭票供应的制度，是在当时基本国情下，基本的产出与人口不匹配的情况下的“最公平”的制度。

这个度下没有特权阶级，从国家领袖到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要凭票购买。

这个“票证制度”可以全面实行，首先要有完善的基层组织。这也正是中华民国对此毫无办法的原因之一。有了完善的基层组织，还要有执行力强大的运作队伍，同时还要有认真负责相对清廉的执行者。

可以说，在当时的全世界能把这样一个系统工作完成并且数十年如一日做好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的中国。

“票证制度”使中国由建国时的4亿多人口增长到1980年时的近10亿人口。它伴随着中国的全面工业化，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凭票购买的是“平价物品”。也就是说，买到的都是由国家进行了补贴的物品。

在票证制度以外，始终存在着“议价市场”。也就是说不存在“有钱买不到东西”的现象。

这一制度，在此起彼伏的争论中，应该得到象阳和平教授作出的这样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转编自掌上千秋史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