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军派日本细菌战犯到朝鲜半岛干什么？

“我们竟然遇到了美国的军警队。除10余辆军用吉普外还有3辆奇怪的车，外形很像救护车，但又没有任何标志，更没有红十字。平生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样子的车。……

“在村庄里，我看到了另外一些身着作战服的美国军人在忙碌着，……有四个人手持羽毛，好像是家禽的羽毛，后来又看见他们从容器中继续向外取出同样的羽毛，在农舍周围跑进跑出，四处乱撒羽毛。而且他们拿羽毛的方式也很奇特，总是使它们远离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十分别扭。这些人都面带口罩，身上没有任何兵种的标志。他们随身携带的容器长宽约45公分，高60公分，顶部有保温饭盒式的密封盖和保险扣。记得当时的温度大约为零下20。C左右。……

“18个小时后，我们又奉命从相反的方向穿过村庄，以便赶到群山以南地区为土耳其旅解围。但是土耳旅和一个团的美军在我们赶到之前已被围歼，因此6个小时后我们乘坐机动车再次途经这个小村庄时根本就没有停。自然村里已经没有美国军警的踪影。……

“就在此事发生后的第七天，上级派人到我的部队中给所有穿过村庄的人注射了莫名其妙的疫苗。”[6]278-279

二、美军撒布带菌昆虫，为何从严冬开始？

“利用跳蚤传染疾病的方法已经研制成功，目前正在期待研究发展委员会建议用跳蚤传播鼠疫。跳蚤的生命可通过冬眠进行某种控制，因此需要用于储存的冷冻设备……”[6]298

果然，1952年志愿军指战员发现，美机撒布的跳蚤在冰雪上活动，苍蝇在零下17度低温产卵。美军之所以在严冬开始对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进行细菌武器攻击，一方面是因为严寒季节对肺鼠疫和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有利，另一方面也可“测验细菌武器在寒带使用的效果，企图吸取经验，以备未来战争。”[13]168

果然从敌人身上搜出防疫注射证，弄清敌人使用的是霍乱、伤寒和鼠疫三种细菌。接着2、3营都先后捉来俘虏，身上都有同样的防疫注射证。我们立即把这情况报告上级，并将防疫注射证一起上送。”[14]

1951年11月2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许，在克劳福兵营，我们列队前往卫生所注别防疫针。我们先后共打了六种防疫针。但在我们的注射证上，仅登记了四种。邓肯下士和我同时问军医官，为什么只登记了四种？我们营的军医官回答说：“那两种是由于军事秘密的特殊原因，而不登记的”……显然是和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细菌战有关的。”[10]798

1952年1月28日，驻朝鲜平康郡志愿军42军发现的美军撒布大量昆虫，其中跳蚤为“人蚤”，带鼠疫杆菌；1952年2月11日，驻铁原郡槐荫洞某部发现美投昆虫，其中跳蚤为人蚤；1952年2月12日，志愿军驻铁原郡马场面及文里某部发现敌投大批昆虫，其中跳蚤为人蚤[16]179-180；1952年3月2日，抚顺市大沟村—李仁村，美机撒布昆虫，其中跳蚤为人蚤；1952年3月25日，朝鲜平安南道江西郡星台面金松里某上村发现大量带菌跳蚤，村民朴然浩感染鼠疫而死。经鉴定为人蚤[9]121。

1952年4月23日志愿军某炮团测绘员员方元、曹景馥，于驻地淮阳郡松洞莊子山发现的跳蚤群，作昆虫学鉴定的正是何琦教授，他在鉴定报告明明白白地写着：“1559号（标本）人蚤—(Pulex irritans)，蚤科(Pulicidae) 蚤目（Siphonaptera）。”[9]246

“我在到达朝鲜前线后，就立即赶到敌机撒布带有细菌昆虫的地区作实地调查进行了反复的化验。这些调查和化验的结果，无可置辩地证实了美国侵略者疯狂进行细菌战的万恶罪行。”[17]335-336

当时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案例时，法国动物学家、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牲畜专家马戴尔教授说：“一般谈，从一个很脏的屋子里想一次搜集五十个以上的跳蚤是很难办到的事。一个跳蚤一次产卵不多。在一个山坡上的荒野的地点出现那么多的人蚤只能认为是极反常的。”兵团防疫检验队派去现场调查的昆虫学专家包鼎丞副教授，当时作了计算：一只雌蚤一生产卵100-500枚，每天平均产3-8枚。昆虫学家A  W  Bacot氏的观察记录，一只雌蚤在196天内产卵448枚。可见，假设山坡上真有一间小茅屋，一夜之间也绝不会生出分布如此大面积、成千上万只跳蚤来！[9]246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铁证。他们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抵赖不掉的。”“我是一个研究细菌学的科学工作者，我终身的事业就是为消灭毒菌造福人类而奋斗的。”美国丧心病狂地使用细菌战，说明它是“科学家们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公敌！”[17]336

“我和我的同事们从这些昆虫、动物和物体当中，亲自分离出了以下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从人蚤和小田鼠中，分离出了鼠疫杆菌；从蛤蜊、黑蝇中分离出霍乱弧菌；从黑蝇、标本虫、狼蛛和羽毛中，分离出炭疽杆菌；从一些蝇类中，也分离出肠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赤痢杆菌等。”[18]

五、细菌战中志愿军的牺牲者和受害者

1952年2月20日至3月9日，朝鲜居民中，13人感染了霍乱，其中9人死亡；2月25日至3月11日，朝鲜安州发南里这个约600人的村庄，50人感染了鼠疫杆菌，其中36人死亡。

在志愿军中，仅1952年3月份，受美投细菌感染鼠疫者16人，患脑炎与脑膜炎者44人，其中死亡16人，患其他急性病症者43人，20人死亡[15]219。

在整个反细菌战过程中，志愿军指战员受美投细菌感染死亡126名，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19]。

其中典型的案例，

如志愿军某部9连卫生员葛权书，1952年2月28日，带领一个班战士现场扑杀美军撒布的跳蚤和老鼠，不幸感染鼠疫。3月4日发病，次日被送到团卫生队治疗，3月7日牺牲，年仅21岁。其心血经志愿军卫生防疫队细菌学家陈文贵、方亮作分离、培养、接种等检验，确定为感染鼠疫杆菌[20]。

志愿军第15军炮9团女卫生员程纯阳，也是在捕杀美军空投带菌苍蝇时被感染而病倒的。尽管军医们千方百计抢救治疗，终医治无效。战友们含泪把她的遗体安葬在桂花洞的山脚下，战友刘登璜赋诗《悼程纯阳大姐》：“扶伤女战士，/救死白衣仙。/美帝无耻投细菌，/沉疴难回天。/青山埋芳魂，/流水吊婵娟。/野花一束两行泪，/暮雨洒朝鲜。”[21]

被感染而患病者，如第42军370团1营3连文书郭征，在参加扑杀敌投毒物时感染腺鼠疫，“整个脖子肿得同脑袋般粗”，危在旦夕。被送回国内，在第34陆军医院治疗4个多月，才挽回了生命[22]。

六、我国为何拒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

所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一个由十九个与美国垄断资本家有着密切联系並且是为他们服务的瑞士银行家和制造商所组成的自命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希特勒分子在麦丹尼克、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等死亡营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根本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今天，它对於美国侵略者在巨济岛和釜山死亡營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根本不說一句反对的话”，它还“派遣代表到巨济岛死亡营中去了一趟以后同样恬不知耻地仅谈了一些配的食粮不够和有些战俘的鞋子破烂了等话，而对于一切正直人民都洞悉的朝鲜美国战俘营中的令人发指的酷刑、枪击和毒打等事实，它根本不说一句话来表示它们的态度”。“这个自命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会丝毫不代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组织的会员的意志。”[24]

“瑞士红十字会委员会是不能使人信任的。它曾经调查纳粹集中营，说纳粹集中营情况良好。在南朝鲜的红十字会代表们都穿着美军制服，服从美国的法律。”[25]

该提议首先把疫情责任推给朝鲜，否认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其次“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组织当时只有50多个成员国，中国的席位还被台湾当局霸占着，本身就是美国操纵的侵略工具。美军侵朝战争正是以联合国名义发动的，所谓“联合国军”也是联合国秘书长授旗的。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受美国控制是显而易见的。1951年3月以来该组织管辖的“新加坡疫情站”，曾四次发表通告，捏造我国疫情，荒谬地宣布我国全部港口为“疫港”，帮助美国实施对中国的“禁运”。所以美国不过是想借该组织“调查”、“支援”为名，掩盖自己的罪行，还使其特务分子得以钻进我军后方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26]。

这些美俘回国后，美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有的甚至在返回美国的船上就开始接受军事法庭的审讯。可以说，他们是在一种恫吓的气氛中返回故土的。

美国总检察长布劳纳尔毫不掩饰地说：“所有与共产党看守进行过合作的战俘都必须对他们的背叛罪作出回答。”

美国国防部长声明：“那些做出使美国司令部不高兴的见证的人将按军法个别予以处理”，甚至将以“叛国罪”处置。

沃尔克·马洛林上校(按：一译“克·麦·马胡林”)曾经是作了“坦白交待”的高级军官之一，根据他后来撰写的自传，所有返回美国的战俘，都被宣布为“病人”，并且“受到极为严格的监视”。在谈到他本人的情况时，他承认“对前途的忧忧忡忡使我彻夜难眠”。因此，他们在美国政府高压下做出的“反悔”声明，并不可信[6]283。

美俘的翻供完全是在高度压力下按照美国军事当局的指示而做出的[28]。

马洛林的“反悔”言论，漏洞百出。因为他是二战时美国的王牌飞行员，曾在五角大楼担任空军部部的助手，在细菌战中又是一个航空队的直接指挥者，他的供词暴露了美国细菌战许多具体过程和细节，所以他回国后的“反悔”就格外“坚决”。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马洛林本人对原来坦白的反悔及他所撰写的回忆录，就不难发现在漏洞百出的文字间还隐藏着一些令人惊异的事实”。如马洛林自传中写到，他曾经参与在F-86战斗机机翼下安装新的悬挂架，一侧悬挂炸弹，另一侧悬挂副油箱，以便“对中国境内的交通线进行俯冲轰炸” [6]284。他的说法，不仅招供了美军机多次非法侵入我国领空的事实，而且难于掩盖真相：增加的“副油箱”正是他所供认伪装成油箱的细菌媒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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