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国有许多地方志都对三年困难时期水肿病这一类疾病的发病、治疗情况和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做了记载。显然这一类记载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非常重要的资料。但对于这些重要资料，曹树基却绝大多数都向读者隐瞒了，而采取他的错误方法编造全国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很明显是一种严重的造假行为。地方志的记载揭穿了曹树基的造假。上面列举的仅仅是其中很少数的一些例子。我们对曹树基在《大饥荒》给出的一些地区的计算过程进行了重复，发现他在这些计算中所表现出来的逻辑思维之混乱，计算过程之荒谬，都是非常让人吃惊的。

 

 

曹树基为日本法西斯细菌战洗地炮制“造假论”

 

曹树基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最近，他在接受某个媒体采访[1]时，公然为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的实施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洗地。他称：侵华日军鼠疫战

 

“是建构的，并不是历史真实。”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炮制了“造假论”。他说：

 

“每个时代都有人作假。民国时期的老百姓会作假，卫生防疫人员会作假，政府部门会作假，日本军医会作假，作战参谋也会作假。今天的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和有关部门，也公然作假。”

 

总之他认为一切揭露日本发动细菌战的材料都是“造假”，一切提供相关证据的人（民国时期的老百姓、卫生防疫人员、政府部门、日本军医和作战参谋等等）都在造假！他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今天的学术界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所笼罩”，

 

并公开宣称：

 

“推翻定论，就是我现在的工作。”

 

他的上述言论发表以后，已经有一些学者列举了大量证据驳斥了他的错误言论。[2]

 

看了他的上述言论和他炮制的“造假论”，我们想起了他的另一项更有代表性的“研究”，这就是他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以下简称《大饥荒》），在这部书中他“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为3245.8万人。

 

我们在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仔细阅读了他的《大饥荒》。为了阅读他的这部书（同时也为了全面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我们先后查阅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各种地方志约两千多种。我们把曹树基在《大饥荒》中编造的数字同各地地方志的记载进行了对比，发现曹树基在《大饥荒》中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曹树基所说的“府”）、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

 

2003年年底在《开放时代》杂志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们和曹树基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通过阅读曹树基的《大饥荒》和与他的直接辩论，我们对他在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平、学术作风和逻辑思维特点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在我们看来，他今天走上公然为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辩护的错误道路，是他在《大饥荒》中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的继续，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曹树基在《大饥荒》中的“造假论”

 

曹树基在撰写《大饥荒》一书的过程中也提出了“造假论”。他说：

 

“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在一些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完全不能对应。”“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在全国许多地方，灾后两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地方志中披露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数据，……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些地区，人口总数是虚报的”，“灾情严重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则往往虚报。”

 

他认为各地地方志中的人口数据

 

“有许多是不可靠的”、“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有重大隐瞒”、“是虚夸的”、“在一些地区，人口总数是虚报的”，是“编造的”、有关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加离谱”、“使人不能相信”、是“皆不可用”的[3]。

 

他在研究安徽省的情况时认为《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

 

“隐瞒了死亡人口”、“庐江和舒城两县皆提高了大灾中的人口”，“巢县的数据更加离谱，……皆不可用”，“肥东县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不可信”、

“1962年的肥东县人口是虚夸的”“《肥东县志》所载1960年死亡人口有重大隐瞒，数量多达十余万人”、

“1963年的人口外迁，是《巢湖市志》作者编造的”

 

《巢湖市志》记载的有关数据

 

“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为县志》隐瞒了大量死亡人口”等等[4]。

 

他在《大饥荒》一书中对他所使用的大多数地方志所记载的人口数据都做出了“造假”的指控。他认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区的政府、户籍管理部门、统计部门以及后来的地方志编写人员都在“造假”，故意篡改、伪造、隐瞒了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人口统计数据。

 

事实上，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中确实出现了重大矛盾，这一重大矛盾必然要在各个地区的人口数据中体现出来。曹树基由于自己的学术水平太低和他的学术偏见，无法解释这些矛盾，就炮制了“造假论”。我们在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对这些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统地解释。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他的“造假论”。

 

他在对他所使用的各个地方志记载的人口数据做出“造假”的指控以后，也使得他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自己宣称全国各个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人口数据是他的全部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他却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不可靠的”、“虚假的”、“编造的”、“有重大隐瞒的”、“根本不可能的”、“使人不能相信的”、“皆不可用”的。既然这样，一个十分尴尬、同时又是他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摆在了曹树基的面前：你究竟是怎样以这些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数据为基本依据去进行你的所谓“计算”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曹树基在他的整个研究中都没有向读者解释清楚。

 

显然，仅仅这一条就已经使得曹树基的这一研究成为“使人不能相信”的了。

 

曹树基才是真正的“造假者”

 

曹树基口口声声污蔑其他人“造假”。污蔑别人“造假”恰恰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造假。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假者。下面我们看一看他在《大饥荒》一书中究竟是怎样造假的。

 

（1）曹树基在《大饥荒》中叙述了湖南省湘乡县的情况，他引用了胡乔木1961年4月写给毛主席一封信中的话：

 

“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饿死3万人”[5]。

 

经查证，胡乔木给毛主席写的信中这句话的原文为“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6] 曹树基将这封信中的“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公然篡改为“全县三年约饿死3万人”。经他这么一篡改，总死亡人数就变成了“饿死人数”。他这里的手法与杨继绳的《墓碑》完全一样。

 

（2）关于湖南省南阳专区的情况，曹树基说

 

“依《南阳地区志》所载资料，1959年全区死亡人数29.5万，其中非正常死亡21万。”[7]

 

经查证，《南阳地区志》所记载的1959年的总死亡人数为8.0万[8]，曹树基在这里首先把《南阳地区志》所记载的1959年总死亡人数由8.0万人篡改为29.5万（在他眼里，反正读者不会那么较真，真的去找《南阳地区志》核查一下这个数字），然后再使用与“杨继绳公式”类似的方法由“总死亡人数29.5万人”编造出该专区1959年非正常死亡21万。最后他还来一句：这是“依《南阳地区志》所载资料”，把他制造的这个谣言栽赃于《南阳地区志》。在这里他的造假手段表现的淋漓尽致。

 

（3）曹树基称三年困难时期江苏省昆山县非正常死亡“约0.9万”[9]。

 

经查证，《昆山县志》以“浮肿病、消瘦病”为题专门记载：1959年冬到1962年春该县营养不良性浮肿病与消瘦病

 

“累计病人62,932人。中共昆山县委及时组织全县576名医务人员，成立15个公社疗养院和227个大队疗养院，实行集中与分散治疗相结合，休息、营养、治疗三结合等综合治疗措施，治愈90%以上的病人，死亡166人。”[10]

 

按照这一记载，昆山县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浮肿病、消瘦病死亡人数为166人。这就明确揭露了曹树基的非正常死亡约0.9万人是造假[11]，他的数字比县志记载的数字扩大了50倍以上。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树基在书中引用了《昆山县志》，但他隐瞒了上述这一关键性记载。

 

（4）曹树基认为湖南省澧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1.2万，并称他

 

“对于澧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只会低，不会高”[12]。

 

经查证，《澧县志》以“水肿病（含干瘦病）”为题专门记载：浮肿病（干瘦病）

 

“1960年，全县发病16,179人，死亡308人。为救治浮肿病人，实行营养、治疗、休息结合，设立治疗点175个，疗养院277个集救济资金64500元，拨放19 .25万公斤大芽黄豆、麦粉及猪油、食油、红糖等食品。”。[13]

 

按照这一记载，澧县1960年由于浮肿病消瘦病死亡人数为308人，这就明确揭露了曹树基的非正常死亡1.2万人是造假，他的数字比县志记载的数字扩大了40倍左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树基在书中引用了《澧县志》，但他隐瞒了上述关键性记载。

 

（5）关于陕西省紫阳县，曹树基称1959年

 

“紫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万人”[14]。

 

经查证，《紫阳县志》以“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的干瘦浮肿病”为题，用力一个整节的篇幅详细记载了该县浮肿病这一类疾病的发病、治疗和造成的死亡情况。根据这一记载，该县从1959年由于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于

 

“10月就开始发生各种疾病，12月下旬以后，发生浮肿等干瘦病较多，并逐渐蔓延全县。”

“从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全县农村不正常死亡500余人。”[15]

 

这一记载说明在1959年10月以后紫阳县开始出现各种疾病，12月下旬以后才出现“发生浮肿、干瘦病较多，并逐步蔓延全县”的情况，

 

“从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全县农村不正常死亡500余人。”

 

即使把该县从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的全部不正常死亡500余人都算成是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的，曹树基也把数字扩大了二十倍左右。这就说明曹树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1万人是造假，他的数字比县志记载的数字至少扩大了二十倍左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树基在书中引用了《紫阳县志》，但他隐瞒了上述关键性记载。

 

（6）曹树基称四川省江油县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约”4.5万”[16]。

 

经查证，《江油县志》以“水肿病”为题专门记载：

 

“1959年，大部分公社突发水肿病。年底，41个公社共发现水肿病人1万余人。水肿病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设临时水肿病医院205个，组织干部、医务人员1000余人进驻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调养与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治疗病人。”“各医院1962年底统计，全县共治疗水肿病115520人次。据各公社医院上报统计，全县死于水肿病的有5885人。[17]

 

按照这一记载，江油县1959年到1962年年底死于水肿病的人数为5885人。这就说明了曹树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4.5万人是造假。他的数字是县志记载的数字7,6倍。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树基在书中引用了《江油县志》，但他隐瞒了上述关键性记载。

 

（7）曹树基称咸丰县“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至少0.3万—0.4万”。[18]

 

经查证，《咸丰县志》以“营养性浮肿病”为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该县水肿病的发病情况：1959年至1961年，

 

“浮肿病大量发生。1959年发病20,106例，遍布全县各地。县委立即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采取管、休、防、养、治的综合措施予以防治。1959年5月，成立县生活福利委员会领导这项工作。县委书记处书记任主任委员，副县长任副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由民政、卫生、妇联等单位抽调专人办公。公社管理区，直到生产大队、生产队都有专人负责。抽调机关干部380人，组成12个工作组，深入灾区组织群众抓生活，生产自救；抽调医务人员370人，在61个管理区建立72个临时浮肿病院，组织危重病人入院治疗。同时，省委、省人委派来由武汉医学院专家、教授、学生160人组成的除害灭病大队，分成8个医疗队，在县境各公社巡回指导。生活上由粮食部门补助大批黄豆，大米，糯米，保证每个病人每天0.5公斤细粮，每月200克食油；食品部门和生产队尽量供应猪、牛，羊肉。”“1960年有浮肿病人13,275人，治愈12,440人，死亡208人。”[19]

 

按照这一记载，咸丰县1960年浮肿病死亡人数为208人，这就说明了曹树基的所谓该县1960年“非正常死亡至少0.3万—0.4万人”是造假。他的数字是县志记载的数字15倍以上。

 

（8）曹树基称大悟县三年困难时期

 

“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9万。”[20]

 

经查证，《大悟县志》记载：1959年至1962年，全县

 

“有‘四病’（即浮肿、干瘦、闭经、子宫脱垂）病人1.5万人。国家共拨发救灾款118.5万元、医疗补助费14.5万元，……免费治疗‘四病’病人。”[21]

 

由这一记载可知，该县三年困难时期的“四病”患者人数约为1.5万。由于“四病”患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死亡，上述患病人数（1.5万人）就已经说明曹树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1.9万是造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曹树基在书中引用了《大悟县志》，但他隐瞒了上述关键性记载。

 

事实上我国有许多地方志都对三年困难时期水肿病这一类疾病的发病、治疗情况和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做了记载。显然这一类记载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问题非常重要的资料。认真分析这些资料中的数据，就可以对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的。但对于这些重要资料，曹树基却绝大多数都向读者隐瞒了，而采取他的错误方法编造全国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这很明显是一种严重的造假行为。地方志的记载揭穿了曹树基的造假。上面列举的仅仅是其中很少数的一些例子。

 

我们对曹树基在《大饥荒》给出的一些地区的计算过程进行了重复，发现他在这些计算中所表现出来的逻辑思维之混乱，计算过程之荒谬，都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对此我们将另外发表文章予以揭露）曹树基在这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

 

“我想不管在什么时候，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严谨治学，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我们在《大饥荒》中却根本看不出他有哪怕一点点“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严谨治学”的精神！

 

曹树基在这次采访中大谈“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魔幻交替”。看看他在《大饥荒》中表现，就可以知道，他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笼罩”之下，完成了由 “编造‘饿死三千万’谣言”到“为日本法西斯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洗地”之间的 “魔幻交替”，是毫不奇怪的。

 

最后以钱昌明先生在批驳曹树基时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曹树基号称某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博导教授，可惜其逻辑思维水平还停留在‘低能’的水平。以这样的‘教授’在霸占高校讲坛，不能不让国人齿冷!更不能不令人遗憾!”[22]

 

注 释：

[1] 专访丨曹树基：瘟疫与防疫，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魔幻交替，见网页  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2/19/691748.html

[2] 钱昌明：为侵华“731”部队翻案为哪般? ——评曹树基教授“魔幻历史”的梦呓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416.html

水银：“曹树基访谈”读后感  http://www.cwzg.cn/expose/202002/55283.html

水银：曹树基访谈读后感（续）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309.html

赵明：替日军细菌战洗地：饿死三千万谣言制造者又惹争议 http://www.cwzg.cn/expose/202002/55303.html

[3] 这段话中“”中的文字均引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6 —20页。

[4] 同上，第18—20页。

[5] 曹树基：《大饥荒》，第83页、

[6] 胡椒木给毛主席的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01——302页。

[7] 曹树基：《大饥荒》，第255页。

[8]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阳地区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页。也可以查阅http://www.hnsqw.com.cn/nyssjk/nysjksz/nydqzs/

[9] 曹树基：《大饥荒》，第31页。曹树基实际上认为昆山县非正常死亡人数更多。

[10] 江苏省昆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昆山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46页。

[11] 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就是指浮肿病、干瘦病这一类疾病造成的死亡。

[12] 曹树基：《大饥荒》，第85页——86页。他的原文为澧县“1960年全部死亡人口1.6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约0.4万”

[13] 澧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澧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16页。

[14] 曹树基：《大饥荒》；第266页。

[15] 紫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紫阳县志》，三秦出版社，卷二十一第一章第三节，“不正常死亡人数”见卷六第一章第三节。该县志可以在陕西省地方志网站找到。网址：http://www.sxsdq.cn/sqzlk/xbsxsz/

[16] 曹树基：《大饥荒》，第196页。

[17] 江油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油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77页

[18] 曹树基：《大饥荒》，第110页。

[19] 咸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咸丰县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19、21—22页。

[20] 曹树基：《大饥荒》，第100页。

[21] 湖北省大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大悟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480页。

[22] 钱昌明：为侵华“731”部队翻案为哪般? ——评曹树基教授“魔幻历史”的梦呓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416.html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来源：“察网研究”微信公号【授权编发】） 

 

---

     【昆仑策网】微信公众号秉承“聚贤才，集众智，献良策”的办网宗旨，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一个发现人才的平台，一个献智献策于国家和社会的平台，一个网络时代发扬人民民主的平台。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让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