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4日，在延安的窑洞里，毛主席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过一次颇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黄炎培说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率，每个朝代开头都是好的，后来腐败了，灭亡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有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他对毛主席说：在历史上，周期率是跳不出的，但他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毛主席欣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5年后的今天重温这一段对话，我们仍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它鲜活的现实针对性，因为黄老先生担忧的历史周期率正在再次变为现实……

这个周期率为什么如此顽固？它的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毛主席不是说已经找到新路了吗？找到了新路，为什么却跳不出它的支配呢？

我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我找到真正的答案。

辛亥革命结束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见证了两次这样的历史重复：第一次以中华民国政权退出大陆结束，第二次的结局现在还很难说，但它的来临已经很难避免。历史周期性重复的现象，并不仅仅见于中国，但为什么在中国它表现地如此明显呢？我想，这固然有外在的原因，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任何事物的变化，其决定的因素都在内部。

黄炎培老先生在提醒这个周期率时，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执政者自身的懈怠。这个分析准确吗？从现象上看，好象是准确的。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执政者”，确实都在遵循着一个由积极到消极直至颓废腐败的规律。作为一个“民主人士”，能看到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民主人士”的身份，他没能意识到，历史的真正主宰力量其实并不是那些统治者，而是千千万万的被统治者们。因此，他看到了历史的周期率，却没有说清楚它的真正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主席，显然比他看得要深刻得多。他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因此，他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真正的历史动力的身上。他希望，一个人民自己建立的新生政权，会在他们自己的管理和监督之下，避免“人亡政息”。

站在这个角度上，去回顾毛主席领导新中国的时期，我们就会对当时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有所感悟：他其实一直象一位历史的导师，在引导和教育着人民去学会管理自己国家的办法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一切，说明他是带着遗憾离去的，我们没有学会这个办法。当有人以蛮横的态度，将中国重新带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我们只能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痛苦地跟随着。

如果说，广大的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再次被抛到三座大山底下的命运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命运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别的什么人，中国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率，是深深地跟植于中华文化这个民族基因之内的，不使这种基因发生根本的突变，周期性的苦难就是中国人民的宿命。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伴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成熟起来的。中国的劳动者，直到今天为止，仍然以农民为主。而且，除了在毛时代合作化运动之后二十余年的短暂时期，他们的生产方式又一直是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这种年复一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稞籽”，基本上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能忍耐的民族。这种巨大的忍耐力，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源泉，也是他们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在痛苦面前麻木不仁的根本原因。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中国的老百姓很少反抗。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目光短浅、斤斤计较而缺乏长远地把握命运的能力。

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之上，统治中国人民头脑一千多年的，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学说。我无意全盘否定孔子，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孔子学说作为一派，无疑有许多合理和有益的内涵。但是，在汉武帝的宰相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了中国人民精神上的一个巨大枷锁，它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一起，将中国人民紧紧地禁锢住，使他们只能在狭小的生产活动范围内，被动地接受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命运变化，直到残酷的命运逼得他们活不下去。在每一个历史周期里，他们要么忍辱负重地沉默，要么不堪重负地爆发。而一旦爆发，由长期缓慢的生活节奏形成的巨大惯性，又会形成长久的破坏力，造成社会的大动荡。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就显得不同寻常的大起大落。在碰到一个他们不能忍受的皇帝时，他们会“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成功之后，他们又会很快地制造出一个新的皇帝，再次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在这个文化基因之上产生出来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群体，也表现出独特的两重性：要么自甘堕落，要么自命不凡。这些由科举制度规范出来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投机钻营，媚上欺下；没进入的，崇尚空谈，百无一用。这种现象直到也今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仅仅以“学位”衡量，我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知识分子中最无能、最令人气馁的群体。

当年，毛主席曾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实在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号召，可是就在现在，又有几个人能理解他的苦心呢？相反，有人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知识分子弱点的行动，变成“伤痕文学”的素材整整口诛笔伐了三四十年。

更有人甚至将今天的种种问题的根源也归咎于他。这样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阶级仇恨”的话，那就纯粹是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了。

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可能的类似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机会：一次是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努力。前一次，由于外族的入侵变成了民族救亡运动；后一次因毛主席的逝世而中止，毛主席试图改造中国文化基因的努力付诸东流，也使他“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跳出周期率的设想半途而废。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对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要求，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他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对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当政者号召自己的人民去造反，唯独他做到了。其实，造反的含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破坏，从广义上看，造反其实就是民主。这样说，肯定会让“普世价值”的卫道士们感到恼火。民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一定社会结构的法律范围内的民主，第二是超越这个范围的民主。前者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作主”，而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法律作主”。我们之所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有很大的虚伪性，就是因为这种民主只能在资产阶级制定的框框里实行。而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能将这种监督完全限制在当时的法律之内，而是应该允许人民有质疑的权力、监督的权力、改造的权力。

我曾经和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许多人讨论过他们的生活。许多人对今天的社会问题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每当我问到他们的打算，他们总是回答：“我一个小老百姓，能怎么样？忍吧。”如果受苦最重的人都报着能忍则忍的态度，别人又能做什么呢？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有话说！不按照毛主席的方法，我们就只能等，等到大多数人忍无可忍的时候，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周期。在这两种历史性的选择面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选哪个？

来源：乌有之乡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