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大规模实施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

点击：作者：左大培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20-07-03 09: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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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只要冲破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牢笼，设想一下可以将财政资金投资于生产企业甚至新建国有企业，我们就可以看到，可以用现有资金作的公共开支不仅有真对经济有利的地方可投，而且现有的剩余资金甚至不够向这些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地方投资之用。这些需要投资的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缺乏长期性大规模投资的战略性产业。

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大规模实施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

所谓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就是由财政部或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提供资金，用于为企业或科研单位购置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或研发支出；这样为企业或科研单位支出的国有资金算作国家持有的相应企业或科研单位的股权，这样形成的国有股权则由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持有并进行经营;财政部提供的资金来自财政部发行的专项国债，以财政部特别收缴的国有股权盈利还本付息，国资委提供的资金则由国资委发行的债券筹措，以国资委特别收缴的国有股权盈利还本付息。

2018年8月，我就在我个人的微博“左大培1952”中系统地说明了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我当时就清楚地说明，这样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不是通常的财政支出，而应视为购置实物资产的国家支出，应由财政部或国资委设置专门的机构管理。投资资金的来源，应由财政部或国资委发行特别的债务筹集，并以财政部或国资委征收的国有资金投资回报还本付息，筹到的资金按产业发展计划投入企业作国有股权实际投资。

这样的国有股权投资的一个主要作用是解决宏观总需求的不足，因此必须将筹到的资金全部用于购置实物进行投资。必须严格限定这种投资为用于实际的研发和实物投资，不准将资金用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交易。因此资金的使用必须由中央的计划部门严格监控，资金投入形成的企业国有股权则应由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持有并进行经营。

与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相配套的制度

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体系，本身就要求对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做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

我过去曾经提出，经营管理用于企业的国有资产应当有三个层次：在生产产品的盈利性企业这个层次上，企业使用的国有财产应当体现为企业的国有股权;国有的投资公司或基金之类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是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第二个层次，它们持有企业的国有股权并行使一般的股东权利;国资委这样的政府机构是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第三个层次，它负责对第二个层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进行监管。第二个层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和第三个层次的政府监管机构都可以依照规定征收企业运用国有财产所得的超额利润，并按照事先的规定将其中的一定部分上缴国家财政。

在这样作的基础上，为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应当以法规的形式规定：第二个层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应当通过行使其企业国有股份的股东权利而适当征收企业运用国有财产所得的税后利润，而国资委这样的政府监管机构则可以按法规规定从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征收的企业利润中适当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还可以将这样提取的资金的一定部分按规定上缴财政，用于为国资委等政府监管部门发行的债务还本付息，财政部门也可以用这些政府监管部门上缴的资金为其用于国有股权投资的债务还本付息。这样，国家财政和国资委的政府监管部门为国有股权投资而承担的债务就有了还本付息的适当资金来源。

在这样进一步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后，这里所说的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就既可以由财政部或国资委发行专门管理的特殊债务筹资，也可以由国资委管理的专门基金发基金募集资金。

当前的任务

大规模实行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因此作为股权投资而支出的资金不仅应当用于购置实物的投资品和技术研发，而且应当主要用于发展高科技水平的制造业。这样，以巨大规模进行的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就必须与相应地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家经济计划相配合，或者更严格地说，是为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国家经济计划服务。在目前，这样的国家经济计划应当服务于建立技术水平最先进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首先是对高技术的产品实行全面的进口替代。就目前来说，应当马上实行的是，将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资金用于实物投资，当前这种实物投资应当首先用于芯片、汽车关键零部件、机床设备关键零部件和未成型塑料的实际研发和生产。

2018年8月，我在系统说明这种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的个人微博中指出，鉴于当时刚爆发的中美贸易战会明显减少对中国国内产品的总需求，需要有计划地以债务筹资对企业进行国有股权投资，最初几年每年的投资金额可以暂时限定为一万亿元人民币，用于芯片、汽车关键零部件、机床设备关键零部件的实际研发和生产的实物投资。

当时主张的每年一万亿元投资金额是基于下述的估算：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前，中国经济由于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已经面临对国内产品的总需求不足，而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战无论结局如何，最后都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并由此减少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使中国经济衰退。原则上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减少所减少的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等量的实物投资来弥补，当然这不能很快弥补出口减少所造成的出口产业结构性的需求不足。中美贸易战对中国造成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无法事先确知它会减少多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美国人说中国每年对美国有37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该金额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按常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也只能将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减少一半，我据此推算，如果完全以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抵消美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对中国产品宏观总需求的影响，就需要一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

根据这样的推算，我在个人微博中再次强调：在现有基础上再每年增加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实物研发投入和投资，就足以抵消美国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任何不利影响。资金来源应当完全通过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机制筹措，资金运用应当有计划地投向急需大力发展的方向，如芯片、各种发动机、汽车和机床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制造。

我当时指出：美国提高中国产品进口关税的贸易战措施当然可能使中国经济下行，它的作用主要是限制中国对美出口，由此减少国内企业的产品需求，并由此减少中国的企业投资。对这一冲击的唯一正确应对是以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每年增加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实物研发投入和投资，其它的措施不仅不必要，而且没有用甚至是邪门。

为了节省本文的篇幅，我将在别的适当之处详细说明应对美国贸易战冲击的其它措施如何无用甚至邪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那时我就指出，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本来就不是专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而设计实施的，甚至应当主要不是为应对中美贸易战而实施，而应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当时我说：我主张每年再增加一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集中用于突破产业升级高技术化的瓶颈，如芯片和发动机的研发和制造，汽车、机床、高级化工上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研发制造。这样作本来与对美贸易战无关，但是自由贸易派和经济自由主义者拒不实行这正确的路线，才需要借特朗普贸易战逼他们实行。

说没有对美贸易战也本应早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是因为它是解决中国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根本弊病的最好方法。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存在着一个根本弊病，就是无法将分散于广大群众中的零散资金汇集起来用于重要的工业投资。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以国家的信用为后盾发债，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通过国债集中起来用作对制造业的战略性实物投资，一方面为社会剩余资金找到出路解决了宏观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国有部门投资于关键性工业解决了战略性的制造业部门投资不足的难题，一举两得。

其实，系统性地大规模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是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建国初期发行建设公债的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大规模发行建设公债，同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大批基础性的工业企业，建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说，建国初期发行的建设公债为大规模投资于国有企业提供了资金，实质上搞的就是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而到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70年代，政府以国企上缴利润等财政收入为过去发行的建设公债还本付息，并且通过实物计划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行政性集中管理，从而取消了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

克服自相矛盾的悖论式荒唐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未能克服其固有的根本弊病，仍然无法将分散于广大群众中的零散资金汇集起来用于重大的制造业投资。中国经济中最常出现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悖论式荒唐现象：一方面，个人、企业甚至单个银行等经济个体握有大量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实际投资用途，另一方面，大飞机和芯片的制造等关系国家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又缺乏长期性的大规模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在改革开放初的40年前就开始系统地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一条经济自由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路线主张国家不给企业投资让企业自己筹资，更不新建国有企业，甚至强行要把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压到极低。在这条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中国经济长期陷于一些根本性的悖论式自相矛盾中，不仅造成了一系列经济上的重大问题，而且导致芯片、汽车、飞机的制造等需大规模投资的高端制造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延误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说这样一条经济自由主义路线干扰造成了中国长期的资金过剩，可能会引起一些熟知过去40年中国经济状况的人疑惑。他们会说，过去40年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大家都抱怨缺乏资金，资金过剩表现在哪里？其实，生产性企业抱怨缺乏资金，并不表明拥有资金一方没有资金，而表明的恰恰是不能把过剩资金融通到实际生产上所造成的荒唐现象。这里所说的资金过剩，不仅表现在个人和单个企业拥有过剩资金，更表现在货币信贷扩张所创造的资金过剩，特别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使用的财政支出资金过剩。

表明中国资金过剩的宏观数据，就是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有显著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国际经济学的常识是，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表明该国有资金净流出。中国持续了将近30年的显著经常项目顺差表明，这期间中国内地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过剩资金，而且没能够将这些过剩资金引向适当的实际支出，以致这些过剩资金不得不流出国外。而这期间中国一直有巨额的境外企业资金流入，这当然意味着在国内资金净流出之外，还有与流入的境外企业资金等量的境内资金也流出到境外。

在二三十年前，中国内地虽然有显著的经常项目顺差，个人和企业部门却有显著的资金净流入，其根源在于抢占投资机会的大量外资流入。那些年中资金过剩造成的资金净流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即官方持有的国外资产急剧增加。最近一些年资金过剩造成的资金净流出改变了方式，主要体现为个人特别是企业的对外投资，它还引起了与发达国家的许多经济摩擦。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早早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如果25年前就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以国债吸收本国私人和企业的过剩资金，吸收中央银行为增加流动性而放出的信贷资金，再投资于后来被外资抢占的有利可图的产业并严格限制外资流入，私人和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需要流出国外的资金，大大减少外资流入会大大减少需要结汇的外汇资金，中央银行也不会积累过多的实质是资金流出的外汇储备，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民族产业会比现在强得多，不会有那么多赚钱的行业落到外企手中。

在微观层次上，国内资金的过剩在最近十多年中也很明显。资金过剩的最明显证据就是内地城市的房价暴涨。中国内地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但是经过近20年的房价暴涨，北京、上海、深圳等内地大城市的房价已经与德国慕尼黑、新加坡等城市的房价差不多，甚至超过了美国等高收入国家中心城市的房价。房价暴涨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内地的资金过剩，私人以这巨额的过剩资金抢购城市住宅，才会造成这样的房价暴涨。

当然，造成中国内地房价暴涨的巨额购房资金，大部分并非来自购房者个人，而是来自银行发放的用于买房的按揭贷款。但是银行发放的用于买房的按揭贷款多到了使房价暴涨的程度，这本身就标志着银行创造的资金过多，是国内资金过剩的一大来源。

银行过度发放购房贷款的鼓吹者们最初爱讲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真正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要靠多建住宅，而大量发放的住房贷款资金，最终只有小部分变成了房屋建设的实际投资，大部分却变成了拉动房价暴涨的动力，最终变成了房地产商和投机买房者的暴利，还有一些变成了高利息发放住房贷款的银行的利润。真想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就应当由国有机构使用银行贷款大批建设公租房，仅按能收回包括银行贷款利息在内的成本出租给无房住的民众。像最近十几年那样过度发放购房贷款，造成了房价暴涨，逼真要住房的群众以过高价格买入住房，长远来说损害了真正要住房的群众的利益。

最近几年银行过度发放住房贷款的鼓吹者们转变了腔调，说发放这样多的购房贷款是为了增加投资以拉动宏观总需求。这更多半是谎言。大量发放的住房贷款资金最终只有小部分变成了房屋建设的实际投资，这样发放住房贷款拉动总需求，每单位资金拉动的实物投资等需求，远远不如由国有机构借入银行贷款大批建设公租房，更不如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银行住房贷款中没有变成实物投资需求的部分，就是银行体系创造的过剩资金，它起的作用只是拉高房价，化成房地产商之流的暴利。

最近十年中国出现了巨额的私人部门国内资金外流，这更毫无疑义是国内资金过剩的表现。最近一些年的资金流出主要是由法律上的国内私人特别是企业实施的，其形式就是所谓的海外投资，有些年份的私人海外投资甚至超过了流入国内的外资，充分显示了国内资金过剩的实质。这样的私人海外投资甚至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投资到海外的许多资金没有投向实业，更没有投向制造业，而是用于购买国外的房地产。这只能证明国内的资金过剩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

基于对这些乱象的分析，我才在2018年的微博中写道：中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悖论式怪现象：一方面是经济发展需要对芯片制造等产业大规模投资，还总是顾虑应作的实际投资太多而没有资金作不了，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巨额的过剩资金无处可投，跑去炒卖房产甚至流向国外。这说明私有制市场经济的投融资机制在中国是无效率的。我提出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就是为了消除这种悖论式的怪现象。

国内资金过剩的另一方面证明，就是当局最近几年大规模实行的各种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减税和增加政府采购支出。当然，实行这些政策本身通常不是因为政府资金过剩，而是为了扩大宏观的总需求;但是，政府的减税和增加采购支出都会增加政府预算的赤字，而如果经济中没有过剩的资金来通过购买公债等方式弥补政府财政上的亏空，政府是不可能搞这些减税和增加开支的。

不仅政府的减税和增加开支本身就表明了经济中有过剩资金，国内资金的过剩在政府财政上还有更深刻的表现，那就是：用于政府开支的资金过剩到了主管的政府官员说没有项目可用于投入这些资金的地步！

还在十几年前，当我们在谈论应当增加公共开支以扩大宏观总需求时，就有发改委官员当着我的面说：现在政府搞投资新修的高等级公路上已经无车可跑，再增加公共开支，资金往哪里投？无独有偶，十多年后当我2019年在微博中呼吁再增加一万亿元公共开支用于投资时，又有一个评论质问我：增加那么多公共开支，钱往哪里花？看这评论的口气，似乎也是一个主管这种事情的官员写的。我相信，正是由于总觉得增加的公共开支无处可以投资，当局才长期不肯大规模增加公共开支用于实际的投资。这不正是财政资金也过剩的表现吗？

其实，这种公共开支的实际投资没有可投项目的现象，正是经济自由主义教条作茧自缚造出来的荒唐。20年来我们在扩大公共开支的支出方向上总能听到一个老术语：“铁公基”，即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个惯用语的含义是：增加的公共开支支出总是用在建设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上。不错，如果公共开支的实际投资仅仅投向这三个方向，中国这么多的剩余储蓄资金都用来建设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不用多长时间就会不得不去建没有用的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但是，这样的公共开支过剩，很明显是由于把公共开支的实际投资仅仅限制在建“铁公基”上。这种限制，正是经济自由主义从改革开放初就禁止新建国有企业、禁止财政资金投资于生产企业的产物。

只要冲破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牢笼，设想一下可以将财政资金投资于生产企业甚至新建国有企业，我们就可以看到，可以用现有资金作的公共开支不仅有真对经济有利的地方可投，而且现有的剩余资金甚至不够向这些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地方投资之用。这些需要投资的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那些缺乏长期性大规模投资的战略性产业。

40年来一直缺少对中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必要规模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民用大飞机研制项目因为没有资金而下马，已经造出样机的“运十”甚至因为缺乏几千万元财政资金后续投入而不能定型，没有资金投入使中国的民用大飞机制造中断了近20年。那些年不给资金投资也导致本土的燃油乘用车生产停止发展甚至萎缩，将迅速发展的中国燃油乘用车市场先是交给进口的外国车占领，后来则让合资企业的外国品牌占统治地位。这样靠外资发展燃油乘用车的最动听理由是：国家没有资金投资干这个。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中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需要越来越迫切，支柱性的高技术产业缺少资金投入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就是一直不给集成电路产业大规模投资。

集成电路芯片是当代信息技术中最关键的核心零部件，没有它整个信息产业无从谈起，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改革开放前我国就自主研发集成电路，到1978年时与美国的先进水平只有六年差距。但是到了十几年前，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却拉大到了十年。其原因就是不向集成电路的研发和生产投入足够的资金。

北京东北部的大山子地区原来是国内集成电路的生产基地。20世纪末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待业时，我在那里坐出租车时，曾与一位开黄色面包出租的司机谈话。他说他原来是搞集成电路的工程师，而那时下岗了。我惊讶地问道：现在正是需要生产集成电路的时候，怎么会让你这样的人下岗？他回答说，工厂全都完了。我说，是不是你们的产品水平上不来？他心有不甘而又无奈地说，那是因为国家不给我们投资，给投资我们就能搞起来。

其实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讨论会中就质问过：为什么不发展国内自己的芯片生产。懂行的人对我的回答竟然是：没有投资资金；造芯片的一个工厂就需要上千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我当时也被这个大数额吓住了不敢再讨论下去。可是以后再对经济作深入研究后就知道，就是在当时也并不缺资金，只是被“华盛顿共识”的一党制造房地产泡沫挥霍掉了，或者是通过外企优惠政策让利给外企了。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信息产业飞速进步，对芯片的需要和依赖都变本加厉，但是本土的芯片制造没有根本的改观，形成了对进口芯片的严重依赖。路风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认为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它的产品更新快，对最低生产规模的要求特别大，像过去那样在边缘上小打小闹地搞点研发和投资，不可能跟上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前进的步伐。据此我在2018年写的微博中指出，这正是应当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的地方。这种国有股权投资，既可以由财政部或国资委发行专门管理的特殊债务筹资，也可以由国资委管理的专门基金发基金募集资金。这种股权投资特别适于为制造芯片的企业筹资。芯片制造的规模经济极大，需要一下子投入上千亿元资金，中国的私营企业甚至上市公司目前还都无法为这种企业筹集足够资金。

不这样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就使关键性的集成电路制造成了最突出需要而缺乏资金投入的产业。

知情者说，经济决策当局也曾想下大力气把国内的芯片制造业搞上去，但是初步的估算表明，光实现芯片的进口替代就需要投入一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正是需要的这个资金额把人吓住了，决策者一直犹豫不决不敢坚决地大举投入，导致了芯片制造的落后始终不能改变。这是支柱性的高技术产业缺少资金投入的典型事例。

一边是个人、企业、银行甚至政府扩大总需求的财政资金过剩，找不到合适的投入项目，另一边却是支柱性的高技术产业长期缺少足够的资金投入，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二十多年来搞出的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悖论式荒唐。而按照合适的规模和投资方向大规模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就可以消除这个妨碍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相矛盾的悖论式荒唐现象。

解决当前经济难题的需要

至少自2015年起，我国就陷入了宏观总需求明显不足的萧条。这种萧条的最明显证据，就是那几年货物贸易的出口值因为工资成本上升而绝对下降，但是货物贸易的顺差却由于货物进口减少更多而增加。这是一国经济萧条的最典型现象。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坚决实行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仅仅使用美式私有制市场经济扩大总需求的常规政策手段已经不合适，更迫切需要的是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投资。因此我在2018年写的微博中指出：

中国至少自2015年起就陷入宏观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但是美式私有制市场经济扩大总需求的常规政策手段已难以使用。常规的扩张货币信贷的政策主要造成了房价暴涨，这个房地产泡沫还有扩大的危险；常规的减税增支财政政策增大财政赤字导致国债恶性增加。此时正应搞社会主义的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这样实行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一方面可以解决有规模经济需要巨额资金的芯片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的筹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解决宏观上扩大总需求所面临的政策手段困境。这样的实际投资，一方面缓解宏观总需求的不足，维持甚至加快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使高端制造业的落后部分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以促进其技术研发和实际投资。

还在我2018年写的微博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原则上国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增加宏观总需求：通过对企业的国有股权投资直接搞实物投资和研发；增加政府采购；减税。综合考虑财政宏观效益，政府采购和减税都不如国家对企业投资，减税又不如政府采购。其原因在于，国家扩大总需求的三类措施中，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都会增加财政赤字，而国家投资企业长期中不会增加、起码少增加财政赤字；等额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同样增加财政赤字，但是增加政府开支的乘数远大于减税的乘数，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大得多，甚至等额增加政府开支和税收也能增加总需求。

这里所说的综合考虑的财政宏观效益，指的是扩大宏观总需求在财政上需付出的代价。财政上的这种代价主要是扩大宏观总需求所增加的财政赤字。显然，造成过多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政策在长期中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在使扩大一单位宏观总需求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尽可能小上，政府采购和减税都不如国家对企业投资，减税又不如政府采购。

政府减税不可能有直接由政府收入的资金回报，通常的政府采购支出也不要求有直接由政府收入的资金回报，因此，减税和增加政府购买通常都仅仅是减少了财政持有的资金而不会有任何直接的回报。这样，减税和增加政府购买通常都会等额地增加财政赤字。但是国有股权的实际投资却必定要求有未来的资金回报。如果以国有股权作实际投资的企业没有发生经营亏损，以国有股权形式支出的国有资金最终就会完全收回，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长远来说就不会增加财政赤字；如果以国有股权作实际投资的企业有净盈利，以国有股权形式支出的国有资金获得的回报还会多于支出，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长远来说还减少了财政赤字；即使以国有股权作实际投资的企业最终亏损了，只要没有将资本金完全亏蚀光，以国有股权形式支出的国有资金就还会有回报，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长远来说增加的财政赤字，就仍然会明显小于等额的减税或通常的政府采购所增加的财政赤字。

极而言之，以国有股权作的实际投资即便亏掉一半，最终也还会收回一半的资金。而减税和通常的政府采购都只是花掉财政的资金而不会收回任何资金。因此，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长远来说增加的财政赤字，必定会明显小于等额的减税或通常的政府采购所增加的财政赤字。在投资回报好的情况下，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完全可能长远中不增加财政赤字甚至减少财政赤字。

附带说一下，即使政府采购支出完全不要求有直接由政府收入的资金回报，政府采购在财政宏观效益上也明显高于减税。其原因在于，等额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同样增加财政赤字，但是增加政府开支的乘数远大于减税的乘数。简单的总收入决定分析已经说明，在宏观总需求明显小于充分就业产出的情况下，无论边际进口倾向是否等于零，减税造成总需求增加的乘数总是等于增加政府开支造成总需求增加的乘数乘以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小于一。这样，增加政府购买最终所增加的总需求，必定会大于等额的减税所增加的总需求。这反过来意味着，同样数量地扩大总需求，增加政府采购所增加的财政赤字会小于减税所增加的财政赤字。

尽管在财政宏观效益上，减税不如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又不如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但是前几年却把减税当成了扩大宏观总需求的主要财政措施。我在2018年的微博中就指出，经济自由主义者专搞效益最差的减税;他们要消灭国企、杜绝国家干预，扩大总需求时只搞效益最差的减税，主要减富人税。那以前搞了一万多亿元的减税，宏观总需求不足的局面不见改观，只是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浪费财政资源。减税与增加财政采购同样增加财政赤字，但按乘数原理政府采购更能扩大总需求。搞减税表明掌握经济政策者信奉经济自由主义，想满足的是企业家为其发财提的要求。他们当然更不想搞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壮大国有经济。

2018年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后，扩大总需求防止经济下滑的需要更显迫切。那时财政部和央行的官员发生了由谁采取措施来扩大总需求的争论。我在当时发表的微博中说，看来双方都强调自己的困难，不想承担扩大宏观总需求的任务。央行怕扩张货币信贷妨碍整个经济的去杠杆降低债务负担，财政部说地方政府负债过高不能再增加政府开支。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我当时问道，可为什么不搞有计划的债务筹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呢？这是常规货币财政政策外的第三条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国有化，因此它们扩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中才没有这第三条路。等量扩大宏观总需求时，债务筹资的国有股权实际投资长远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少，增加的银行体系放款和整个经济的负债少。主要靠它来增加宏观总需求，正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乌有之乡推文”，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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