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历史研究》发表了《新中国考古学70年发展与成就》一文，其中提到了“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确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可见，这个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其实，现代人的起源也是国际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课题。世纪之交，国际遗传学界有人提出一个假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来自东非，大约在距今10万至5万年间，一部分早期现代人走出东非，向世界各地扩散，取代了原来在世界各地生存的古人类，成为全世界现代人共同的祖先，这就是著名的“夏娃理论”。但是这一假说一经提出，便有不同的声音对此进行质疑乃至否定。就这一学术问题，《历史研究》编辑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今天，将高星研究员的采访分享给大家。 

问：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的主要争论。 

高星：自从“北京人”被发现以来，尤其是魏敦瑞提出“多地区进化”的假说以来，东亚人群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连续演化的，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直至现生人群，不存在演化的中断和替代。 但自从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提出以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出现过中断，以“北京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和大荔人等早期智人在进化中走向绝灭，绝灭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古人群未能适应末次冰期的寒冷气候；我们现生人群的直接祖先是起源于非洲而后迁徙至此的“早期现代人”。 然而，吴新智等学者坚持认为东亚现代人类演化是一个“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过程，不存在中断和替代。

 问：能否介绍一下这些争论的学科背景？

 高星：有关人类演化过程和所谓“现代人”起源的研究，多引述化石和遗传证据（DNA），考古学很少参与其中。 但众所周知，人类化石在多数地区属凤毛麟角，往往具有很大的时空缺环；遗传研究主要是以今推古，从现生人群的遗传变异推导古代人群起源与扩散的过程和路线，中间有很多未经验证的假设前提。相比之下，考古材料在连续性和丰富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目前在中国发现含更新世人类化石的地点只有70余处，而且多处地点仅出现零散的牙齿化石，但出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遗址逾2000处，石制品、骨制品、装饰品和其他遗物、遗迹不计其数。 

这些文化遗存虽然不能直接反映人类的体质进化和遗传变异，但对探索人类在某一地区出现的时间、延续的时段、迁徙的路线、生存的能力与方式、技术与文化特点、交流与互动等问题却大有用武之地。

 问：能否介绍一下现代人起源的考古新发现？ 

高星：许家窑—侯家窑、北窑、大地湾、徐家城、萨拉乌苏、乌兰木伦、织机洞、秦岭地区诸遗址、井水湾、黄龙洞等遗址的地层和测年数据表明，神州大地不存在距今10万年—4万年间的材料空白，人类演化的链条在此期间没有中断过，古气候和古生物信息也对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论断提出否定。“夏娃理论”支持者所谓本土传统存在“空白期”的说法也不攻自破。 透过石制品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石器制作技术，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以及区域文化传统演变等文化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说明这里的古人群是生生不息、连续演化的。 这些都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群连续演化及现代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和支持。 

问：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是否发现西来的石器制作？该技术是否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制作技术的主流？ 

高星：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中勒瓦娄哇技术制品、具有阿舍利风格的石制品组合和石叶技术产品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特点的文化成分的辨识与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更新世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生产技术基本维持在奥杜威模式体系内，即北方的小石片工具体系和南方的大型砾石石器体系，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时有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土著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基因混合与文化交流应该发生过，但其过程是融合而非替换。 

问：是否因为人类的文化适应性，尤其是因新环境下石器原料的不同，从西方迁徙过来的新移民会丢掉他们自己的技术模式或生活方式，而接受了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 

高星：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其一，中国的石器原料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确有很多不同，这里可用的石料大多是石英岩、脉石英、砂岩等，燧石、白云岩、黑曜岩等优质材料相对较少，但优质材料的缺乏并未彻底限制一些石器技术的应用。欧亚大陆西部与非洲的一些阿舍利手斧也是用石英岩、砂岩制作的，印巴次大陆更是如此，说明制作阿舍利工具并非一定要用燧石材料。百色和洛南的手斧就是明证。在更新世中国的广大地区，有同样适合制作手斧的材料，尤其是长江以南有很多质地和形态都很适合制作手斧的河卵石，但多数地区没有手斧，说明是人群和文化传统在起作用。 近几年我带领的团队在内蒙古大窑遗址开展系统的发掘，揭示出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不同时段的文化遗存。这里被公认作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制造场，有大量燧石岩块可用，石制品中有很多大型石核、石片和加工成型的工具，但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手斧，更说明材料不是关键的因素。 再者，水洞沟遗址出现勒瓦娄哇技术和石叶技术相结合的石制品组合，被认定是西方移民的产物，但这些工具的制造者并非随身携带西方的优质石材，而是开发利用当地的石英岩、白云岩和燧石，说明适宜的材料存在于本土，只是之前和其后没有人群将勒瓦娄哇和石叶技术施加到这些材料上，因而材料绝非决定因素。 其二，如果是新移民因适应环境而丢掉了本身的文化传统，那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应该能看到在迁徙扩散的路线上有一个石器技术及工具组合转变的过程，但考古遗存中没有这样的迹象。 其三，如果按照“出自非洲说”所言那样是完全移民替代，新的族群完全不表现固有的文化风貌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华南被认为是迁徙过来的“现代人”最早的驻足地，这里反而不见石叶等被认为是“现代人”文化标识遗存的踪影，应是很好的反证。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特点及其发展过程看，本土人群的连续演化是主旋律，外来移民的迁入和融合是插曲。

问：网友讨论的“生殖隔离”一说在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对应着哪些概念？ 

高星：“现代人”有特定的含义，是与更古老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相对应或对立的，是一个新的种群。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种群与此前人群的关系并不明确，在这一概念下有很多模糊的空间和未经澄清的假设前提。 按照生物学的概念，一个物种是一群可以交配并繁衍后代的个体，与其他生物不能交配，或交配后产生的后代不能再繁衍。因而，生殖隔离是物种间最根本的特征，但把这一概念应用到人类身上，却发生了很多歧义。 现生人类一般被划分为三个人种，即尼格罗人种（俗称黑种人）、高加索人种（俗称白种人）、蒙古人种（俗称黄种人）。这些人种可称为“肤色人种”，即主要按照肤色的差异加以区分，他们只是“种群”“种族”的概念，在生物学上三者同属一个物种。 化石人类按照演化阶段一般分成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近来学术界有淡化早期智人与晚期智人分类的倾向，笼统称为智人，并将其作为现代人的代名词。这些人种可称为“化石人种”，是按照化石所表现出来的骨骼形态差异加以划分的，他们是否属于同一物种，其实不得而知，因为科学家无法根据化石形态判断生殖隔离情况。因而不能将“化石种”等同于“生物种”。 近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在古人类学上的应用，又“诞生”了新的“人种”。例如丹尼索瓦人（Denisovan），是遗传学家根据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丹尼索瓦（Denisova）洞穴中发掘出土的一小块指骨上提取到的DNA信息而命名的。原因是该个体的遗传特征与同期的“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有很大区别，这样，古人类群体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而对这一新种的鉴定标准是遗传变异。我们可以称其为“基因种”，但这一新种与其他化石种的生物关系并不清楚，因为遗传学还未能精确到对生殖隔离作界定。

 问：这些人种的概念如何影响了现代人起源问题的思维和理论阐释？ 

高星：很多人在研究时，把人类演化史上的化石人种和基因人种等同于生物物种，对前二者与后者的区别不加分析。首先是分子生物学家从现生人群的遗传多样性角度提出“现代人”大约在 20 万年前起源于非洲，而后向其他地区扩散，取代当地的土著人而演化成地球上的现代人群。之后，一些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加入支持阵营，提出化石和文化证据并不断强化论述。在这一过程中，“现代人”被窄化为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并向他地迁徙的人群，成为一个专有、特化的名词，其他人群就此与“现代”无缘。 由此延伸的寓意是：“现代人”是个新的生物人种，与包括尼安德特人在内的同期的早期智人是不同物种，二者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情况真正发生过。 以前认为尼人与现生人群在遗传上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尼人不可能对现代人的基因作出任何贡献。后来发现尼人与现代人有过基因交流，但对现代人的遗传贡献微乎其微，只占1% 到3%。最近，新的研究表明，尼人与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之间的基因交流程度远远被低估，前者是现生人群的重要祖先群体。即使这样，大多数文章在谈到现代人起源时，仍将尼人排斥在外。 中国乃至东亚的情况，按照“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以金山人、大荔人、马坝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群体演化成了以田园洞人、山顶洞、柳江人等为代表的晚期智人群体，二者实现了无缝对接。而按照“出自非洲说”的思路，二者之间发生了中断和间隔，后者的直接祖先是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其实，没有任何证据对这一推断提供支持，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非洲迁徙过来的“现代人”（如果有过这样的移民的话）与本土的早期智人分属不同的物种，不能进行基因交流。 尼安德特人与早期现代人混血的证据首先是从人类化石形态的角度提出的。研究人员在罗马尼亚一处洞穴中的一具头骨上（年代被测定为距今3.5万年左右）发现了兼具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解剖学特征，既有前额扁平、耳后骨突出、上臼齿硕大等尼人性状，又具有现代人眉脊特点和头颅比例，呈现一种镶嵌进化的态势，表明尼人和迁徙至欧洲的早期现代人可能曾经杂居并混种。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弗洛里斯人显示诸多直立人的形态特征，初始研究认为该化石人类生活于约1.9—1.1万年前，新近的年代测定显示其生存年代为距今约5万年。在对早先发现于中国云南、广西的两处洞穴中的一些人类化石进行研究时，学者鉴定出一支生存于距今1.45—1.15万年间却保留了许多古老性状的“马鹿洞人”，认为他们可能是直立人时期走出非洲到达东亚的古人群孑遗。 这些化石人类的发现与研究，连同从基因角度辨识出的生存于晚更新世晚期的“丹尼索瓦人”，进一步表明人类演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不会是单向进化及“完全替代”模式。 

依据现有的资料和逻辑推导，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早期现代人有多个种群，出现在非洲的“现代人”只是其中的一支，而非全部；与“现代人”在西亚、欧洲发生过混血的晚期尼人是其中的一个种群，东亚早期智人的晚期群体也是其成员。非洲的“现代人”演化自更古老的种群，欧洲和东亚也是如此，至少部分如此。很可能在直立人阶段，人类作为一个统一的生物种就已形成，其后不断演化，因而所谓现代人起源“出自非洲说”不能成立。我们应该更关注现代人类演化的区域性多样化问题，而不应被狭隘、有歧义的概念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