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3.5.-1976.1.8)，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共和国总理。他先后对苏联进行了十二次正式访问和非正式工作访问，开展国务活动和党际交流。可以说，周恩来既是中苏友好关系的亲历者，也是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见证人。
1950年1月至2月：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去商谈签订中苏新条约事宜。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访苏，也是他担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后第一次出国访问。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应斯大林邀请前往莫斯科，此行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活动以及签订中苏新条约。由于多种原因，在开始的会谈中，一度陷入僵局。
后来，形势有了转变，由于外电报道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活动后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被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使苏联方面非常被动，也使斯大林终于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条约问题，并同意让周恩来到莫斯科商谈签约事宜。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与协定签字仪式上。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举行会谈。斯大林首先表示：经过仔细考虑，过去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已不适用，因为那个条约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时订立的。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那个条约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必须另订新约。鉴于斯大林有了这样的态度，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商定了关于新的中苏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具体商谈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经过双方共同努力，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回国。
1950年10月：通报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情况
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访问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决策介入朝鲜战争出兵情况，并商谈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和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访苏。10月1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次日，他飞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同在那里疗养的斯大林会谈。周恩来向斯大林说明：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斯大林表示将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又解释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他还表示：虽可提供苏联空军支援，但不能深入敌后，以免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而造成国际影响。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由于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准备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作战。会谈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明会谈情况。10月12日，周恩来从克里米亚返抵莫斯科。10月1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后又致电刚回到莫斯科的周恩来：“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我志愿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13日的来电后，就在第二天致电斯大林，继续要求苏联出动志愿空军，并提出需要购买飞机、坦克、炮类、汽车、重要工兵器材等。最后，苏联方面同意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并许诺派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不得越出中国国境。
1952年8月至9月：寻求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等事宜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是带着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去征求意见和寻求援助。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访苏。在到达莫斯科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先后同斯大林举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中，除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朝鲜战争问题外，周恩来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介绍了三年来中国国内的主要情况，说明了今后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基本任务，并请求苏联政府在多方面给予帮助。◆1952年8月，周恩来等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什维尔尼克等合影。
斯大林在谈话中表示：你们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设想给我的印象很好，中国正在发展。他也提出一些意见：我们制定计划总要留有余地，因为不可能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制定的计划一定要能超额完成；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建议工业建设的年增长速度定在百分之十五。他同意对中国五年建设所需要的地质勘探、设备供应、设计图纸、专家派遣、技术干部培训、信贷等方面给予帮助。各种具体问题，由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商谈。9月15日，中苏双方发表公报，并公布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及两国外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9月22日，周恩来一行离开莫斯科，乘机回国。李富春作为代表团代团长，领导继续和苏联方面商谈。
1953年3月：参加斯大林葬礼等事宜
1953年3月5日晚，斯大林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在莫斯科逝世。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3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访苏。周恩来一行到达莫斯科的当晚，就瞻仰了斯大林遗容，随即在灵柩旁进行守灵。3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周恩来作为唯一的外国领导人，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走在队伍的第一排为斯大林送葬。◆1953年3月，周恩来（第一排右三）在苏联红场为斯大林送葬。
在苏联期间，周恩来同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苏共新领导人表示希望恢复由于在遣返战俘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中断的朝鲜停战谈判。苏联新领导人向中方表示：朝鲜战争拖下去对苏联和中国都不利，因此，要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虽然这个建议与当时中、朝主张遣返全部战俘和准备长期作战的方针有距离，但经过中、朝双方的反复考虑，最终从大局出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从而促成战俘问题的解决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在苏期间，周恩来除参加吊唁之外，还就中国“一五”计划等问题与苏共新领导人商洽。3月24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乘机回国。周恩来回国后，仍留下代表团成员李富春等继续谈判。
1954年4月1日至12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做准备
1954年4月26日起，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召开前，为了协商中苏以及朝鲜、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一致立场，周恩来先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等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次访苏。4月1日，周恩来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飞往莫斯科，出席由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研究印度支那局势等问题和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苏共领导人认为：日内瓦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但不要抱过高的希望。结局很难预料，但我们仍然重视这次会议。周恩来认为：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就是一种胜利！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阐明对各项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声明。如果能够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中苏双方还约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提前两三天到莫斯科，以便听取苏方介绍国际斗争经验，最后决定由苏方草拟具体方案。此外，苏联领导人还在会议的议程、出席会议的具体问题以及会外活动等方面给予中、越两国以具体的指导。这次在莫斯科，周恩来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请赫鲁晓夫催促加快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谈判步伐。赫鲁晓夫也表示要从两党、两国政治的高度来看待援助，必须加快援助中国的谈判步伐。
1954年4月20日至24日：继续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做准备
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北京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途中又经过莫斯科。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六次访苏。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除了协调中苏双方的方针、策略、校对口径以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赫鲁晓夫、胡志明等又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在苏联的主导与支持下，中、苏、越三国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就有关谈判的方针政策达成一致意见，认为解决印支问题最有利的停战方案可能是南北停火线的方案，建议以南北分界实现停战。在这次会议上应该努力争取实现这一方案，和平解决印支问题。在莫斯科，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中方邀请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员，包括葛罗米柯到中国代表团住的公寓座谈，回答中国代表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
1954年7月10日至12日：交换对后期日内瓦会议的意见等事宜
1954年7月10日至12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前往苏联。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次访苏。在苏期间，周恩来除向苏共领导人介绍自己不久前访问印度、缅甸及中越柳州会谈情况外，同时着重交换了对后期日内瓦会议的意见。苏联领导人认为目前应提出公平、合理的，为法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条件，迅速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争取迅速停战，条件力求简单、明确，以排除美国的干扰破坏，使协议易于达成；而不要求复杂繁琐，以免讨论费时，节外生枝，拖延谈判，导致贻误时机，而有利于美国的破坏。苏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中共的意见是一致的。经过周恩来长途奔波和富有成效的协调，中、越、苏三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在南北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周恩来原计划7月11日一大早就直飞日内瓦，后因气候条件太差，只好在莫斯科多逗留一天。在这一天，周恩来利用闲暇时间，到莫斯科体育场观看了苏联莫斯科足球队同挪威混合足球队的比赛，还坐地铁参观了莫斯科地铁环城线。7月12日上午，周恩来乘机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
1954年7月28日至30日：商讨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问题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先后应邀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蒙古等国。7月28日上午，乘飞机离开华沙去莫斯科。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八次访苏。7月29日上午起，在莫斯科，周恩来先后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就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和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了中共中央本月27日来电所告对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的分析和拟采取的措施。中共中央认为，“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不断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的可能”，鉴于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还出席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为他访苏并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举行的招待会。结束对苏访问后，周恩来于7月31日至8月1日访问蒙古，8月1日率中国代表团返抵北京。
1957年1月：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
1957年1月7日至10日和1月17日至19日，周恩来分两个阶段在苏联访问。此次出访周恩来是肩负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使命来到苏联。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九次访苏。1956年10月，由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思想上出现严重混乱，波兰和匈牙利国内先后发生政治动乱。此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有极大的影响。11月，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邀请中共领导人访问苏联，目的是想请中国帮助促进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经中共中央讨论同意，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1957年1月，周恩来拜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访苏期间，周恩来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举行多次会谈。1月8日，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着重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世界讲和，长期防御”的世界战略方针。他说：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对立的阵营外，还存在第三个阵营，这就是民族主义国家如亚非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及将要走向中立的国家。这些国家从社会制度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属于第三个阵营。“目前，在民族主义国家这一地区展开着斗争。帝国主义想占领这个地带，因此发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坚持我们的战略方针，就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又一次谈了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态度。在第三天的会谈中，主要谈波兰问题。在苏方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还有针对性地谈到中国共产党过去纠正自己错误的经验和加强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对苏联第一阶段访问结束后，周恩来前往波兰和匈牙利，受到波方和匈方的热烈欢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1月17日，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他就开始同赫鲁晓夫等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第二天，又连续进行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功过问题上的错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1月18日晚，周恩来离开莫斯科，19日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随后继续按计划前往阿富汗访问。
1959年1月至2月：参加苏共二十一大
1959年1月2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次访苏。此时，由于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建设问题有不同看法，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1958年7月赫鲁晓夫提出关于建立“共同舰队”的建议，给双方关系留下了沉重的阴影。会前，苏共曾一度考虑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中，周恩来代表中共表示不赞同取消这个提法。1月27日，苏共二十一大开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不过，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既没有宣布取消“以苏联为首”和“以苏共为中心”的提法，也没有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这一提法，而只是对此作了委婉的说明。他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它们才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和自愿合作的关系。◆1959年2月，中苏经济合作协定签订，周恩来、赫鲁晓夫在签字仪式上。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并宣读了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贺词。周恩来的致词很短，着重强调：“以苏联为中心，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团结，是各国无产阶级共同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共中央的贺词肯定了苏联的建设成就，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2月7日，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签订了关于双方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不过，由于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了两国间所有的协议，撤走了所有的在华苏联专家，这个协定也成了见证中苏关系破裂的“历史文献”。2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乘机离开莫斯科回国。
1961年10月：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1961年10月15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一次访苏。从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一直到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此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也做了相当的努力。苏共二十二大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本来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要通过苏共的纲领，但是，从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把主要矛头指向因持有不同意见而未受到邀请的阿尔巴尼亚，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再次公开暴露出来。同时，他又一次激烈抨击斯大林。◆1961年10月，周恩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合影。10月1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他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结起来的，是在共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维护这种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周恩来强调：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指责，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周恩来的讲话赢得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就斯大林问题、苏阿关系和苏共二十大等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他还分别会见了胡志明、黎笋、金日成等兄弟党领导人，在谈话中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强调兄弟党之间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兄弟党要保持内部团结。由于苏共二十二大上出现的不正常状况，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这次大会。23日晚，周恩来提前离会，乘机回国。
1964年11月：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
1964年11月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二次访苏，也是最后一次访苏。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给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希望。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一个改善中苏关系的机会。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同苏联领导层接触。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周恩来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周恩来表示，我们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1964年11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的欢迎。
11月7日，周恩来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及群众游行队伍。当天晚上出席苏联政府举行的庆祝晚宴。在宴会进行中，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贺龙副总理碰杯。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掉，我们才能友好。”贺龙听后十分愤怒，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也极为气愤，当即率代表团成员离开宴会大厅。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回访中共代表团时，周恩来严正指出：我们来表示友好祝贺，但是马利诺夫斯基却向我们挑衅侮辱。这不单单是对我们代表团的侮辱，也是对中国党、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的侮辱，对我个人的侮辱。这种挑衅和侮辱，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勃列日涅夫解释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是酒后失言。周恩来回答说不是喝醉了，“是酒后吐真言。”后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表示道歉。第三天，随后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在中国方面主要关心对待赫鲁晓夫的评价及苏共是否坚持要在12月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筹备会议问题上，双方又发生很大分歧。没过多久，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重申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国的态度和措施不会改变。随后，中苏关系开始持续恶化。对这次苏联之行，周恩来认为：“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11月14日，周恩来一行乘机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