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加两方在对白求恩的描述上有一点趋于接近，就是：都比较突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让一些加拿大朋友感到缺憾。比如，加拿大白求恩反法西斯研究会前任会长、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David Lethbridge）就强调：几十年来，人们处于利益的考量，试图把白求恩塑造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医生，这样做，就矮化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身份，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才不会愧对白求恩的初心。我认为他的提醒很是振聋发聩。

 

1939年11月12日，一位生为富家子弟的加拿大人长眠在中国河北唐县一个山村的农家院里。

 

他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

 

40天之后的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写下了《纪念白求恩》的悼念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前不久，10月24日到11月2日，我有幸跟随以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袁永林会长为首的各路专家，前往加拿大，参加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滑铁卢孔子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纪念白求恩逝世80周年国际研讨会”。

 

作为一个白求恩研究的门外汉，第一次亲身经历东西方白求恩研究不同观点的碰撞，我对这位伟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冷热反差的撞击

 

读着甚至背诵着毛主席《纪念白求恩》长大的一代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后走出国门，怀着对白求恩崇敬的心情来到他的故乡，竟然发现他在自己的国人中间居然默默无闻。

 

白求恩在中国的热和在他故乡对他的冷这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不少初出国门的国人形成一种巨大的冲击，令不少人迷惑不解。

 

我曾听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朋友讲，1970年中加建交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赠送了一个白求恩雕像给他曾经工作过8年的麦吉尔大学，居然遭到拒绝，因为那是在北美不受待见的共产党人的雕像，他们不能接受。

 

几经周折，最后把雕像立在了大学所在的蒙特利尔市的一个街角。

 

 

即使在白求恩的出生地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市，也是由于众多中国“朝圣者”的到来，才驱使加拿大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白求恩去世30多年后才买下白求恩家的那所房子，并在后来建立起白求恩纪念馆。

 

据加拿大学者介绍，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老特鲁多（Pierre Elliot Trudeau，1919-2000）当年要加拿大外交部出资买下白求恩故居时，还颇受过一番非议，认为这是“没有必要地讨好中国人的举动”。

 

 

白求恩故乡对他的冷漠隔膜，与他在万里之外中华大地的家喻户晓，无异天壤之别。

 

这样巨大反差的冲击对于来自中国的自幼沉浸在白求恩精神宣传中的一代新移民造成了几种不同后果。

 

一种是把过去所接受的宣传一律当作“欺骗”而抛弃了曾经对白求恩的崇敬，并且嘲弄依然信奉白求恩精神的人。

 

一种则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努力践行白求恩精神，如我们在加拿大见到的一些曾经在中国当过医生的朋友，他们组织了“白求恩在行动”，尽自己所能到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送医送药，并协助中国和加拿大医务工作者的交流。

 

还有一种，如我的研究生学妹、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旅加作家李彦，不仅对白求恩的信念不变，而且还要和加拿大及其他西方学者对白求恩的偏见较劲，努力正本清源，用她孜孜追寻发掘出来的一个个历史事实，以一篇又一篇优美的中文英文纪实文字，拂去那些对白求恩的不实之词甚至污名污蔑。

 

李彦抱着的是白求恩家族的一个新生儿，长得颇像白求恩。

 

我佩服的是李彦这种人。

 

她的创作，不仅在一个对共产党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的文化氛围中难能可贵，而且在进入了所谓“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也一度遭到冷遇。

 

2015年，她追寻白求恩与毛主席唯一一张合影经过的纪实文学《尺素天涯》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上海《新民晚报》副刊的编辑也很喜欢，把它压缩到8000字以《白求恩大夫的最后恋情》为题用两个版的篇幅发表，获得上海新闻奖一等奖。

 

这是李彦旅加30年在国内第一次获奖。

 

在对白求恩的冷漠中依然保持着那样的一团火热来研究并弘扬白求恩精神，李彦真是好样儿的。

 

白求恩解读的差异

 

有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有几十年来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白求恩事迹的读物，白求恩在中国的形象一直光辉伟岸。

 

但是在加拿大，对白求恩的解读与他在中国的形象存在巨大的差异。

 

派遣白求恩来华支援中国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与中共同样成立于1921年，还早几个月，但是几经波折，如今只有一千多名党员，在国内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在反共势力十分强大的环境里，加拿大媒体和舆论对身为共产党员的白求恩的敌视和抵制，是不言而喻的。

 

那种舆论所构成的白求恩，或者说在那个环境里生存的白求恩，给人的印象似乎很不美好：“花花公子”（playboy），“风流情种”（womanizer），脾气粗暴，放荡不羁。

 

白求恩虽然于1936年冬到1937年12月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但是在那里并没有成为英雄，反而是因为跟同一战壕的战友闹矛盾到不可开交而被遣返回加拿大。

 

这些，好像和毛主席说的高尚很不搭界。

 

白求恩爷爷的一幅艺术作品，他戏谑地把自己的三个医生同事画成骷髅，把人头当桌球玩。

 

再加上最早在加拿大介绍白求恩的书《手术刀就是武器》（The Scalpel, the Sword）是加共组织写的，据说刻意隐去了白求恩的缺点，好像把他写成了完人，就有了白求恩是共产党出于需要造出来的神人的说法。

 

我对白求恩没有研究，但是对这些说法，我自有我的看法。

 

白求恩去西班牙前给自己做了一个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死为共产党人”（born a bourgeoisie, die a communist）。

 

既然生为资产阶级，有钱当然任性，“花花公子”又怎地？好像也没碍着谁。

 

至于“风流情种”，李彦和加拿大一些学者做了认真的研究，发现白求恩的确很有“女人缘”，但是他从来没有乱搞。再者说，老帅哥有魅力，这不能说是老帅哥的错。

 

坏脾气嘛，有本事的人都难免有脾气，就看谁能驾驭他，谁让他信服啦。

 

 

不管怎样，即使是在加拿大舆论最不看好白求恩，把他贬得极低的时候，他们也从来不能否认白求恩医术的高超。

 

“对技术精益求精”，毛主席这句话说透了白求恩的专业精神。

 

而“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一句，又说透了白求恩的为人。

 

毛主席可以称得上是白求恩真正的知音！

 

有意思的是，从对白求恩的不同解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东西方研究方法的一些差异。

 

西方的学者特别重视细节，而中国的研究往往比较宏观和概念。

 

过于宏观竦于细节，人物会显得虚无缥缈高不可攀；过于拘泥于细枝末节，又会迷失在一些纷乱的史料中。

 

这两者应该是可以互补的。

 

白求恩创作的油画《手术室之夜》

 

中国草根的解读

 

我提交给加拿大研讨会的报告《永远的怀念——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白求恩》，其中所举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国草根对白求恩的解读。

 

这些草根无从接触那些档案、文件，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研究方式。

 

我讲的这个事例是以“老普”闻名的网友、退休干部张保田，2008年清明之前带着我们几个去河北易县的甘河净的事儿。

 

老普从小就被白求恩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白求恩在来源孙家庄小庙抢救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伤手指，之后在甘河净救治伤员再度感染后到他去世前10天中在晋察冀边区最后的一段行程，更是令他动容。

 

他那次亲自开车带我们走了那段行程的一部分。

 

老普还画了一幅简图说明白求恩最后10天所走的路线。

 

 

这条线的起点在甘河净，那是摩天岭战斗结束后他从孙家庄过来，甘河净是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医院的一个医疗站，集中了很多伤员，白求恩在这里要对这些伤员做进一步治疗。

 

就是在甘河净的救治中，他的伤口再度感染。随行人员带着他往在唐县的后方医院赶，可是在石家庄子这里，他听说又一场战斗打响，便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当即折返往北赶往前线，到了旺家台这个地方。

 

此时他发着烧，身体极度虚弱，但是他仍然要求凡是胸部和头部负伤的战士都必须送给他检查。最后聂荣臻司令员下了命令，他才同意后撤。

 

到了距后方医院只有6公里的唐县黄石口村，白求恩已经极度虚弱，无法起身，只好在那里住下。

 

两天后，白求恩与世长辞。

 

老普说，白求恩实际上走了一个大大的“之”字。这个大“之”字就是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旅途，非常震撼人心。

 

草根儿们才不管哪个女人对白求恩陷入情网，也不管白求恩脾气多臭。他们就从这一幅路线图看到了白求恩一心救治八路军伤员的奋不顾身。这样的研究，既一目了然，又非常雄辩。

 

是谁造就了白求恩？

 

白求恩的伟大，或者说他对中加关系的促进作用，终于也在他的故乡得到了承认。

 

有人把白求恩说成是中加友好的先驱和使者，我觉得这有点儿讽刺。

 

白求恩从来不是加拿大政府派到中国来的，在他去世31年，加拿大才承认了新中国和我们建交。

 

可是加拿大真应该感谢白求恩！

 

因为白求恩，亿万从未出过国门的中国老百姓才知道这世上有个叫加拿大的国度，而且对加拿大报以好感。

 

很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人只要报出自己来自何方，立马会受到中国人的热情接待。

 

承认白求恩是伟人了，很多人就要对他的伟大追根溯源。

 

不少人追根到“基督精神”，认为他的伟大是因为他自幼受到耶稣基督的熏陶——的确，往上数三代，他父亲、爷爷都是牧师。

 

白求恩曾经工作过的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维多利亚医院为他设立了白求恩角

不能否认家庭的传统宗教信仰对白求恩没有影响，可是直到1930年代中期他去西班牙、去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家乡人除了认为他医术高超，对他的行为方式则诸多非议，并未看出他有什么伟大。

 

说他伟大就是基督精神的熏陶，那说他“花花公子”、“风流情种”的时候，那基督精神哪儿去了？

 

加拿大研究白求恩的权威、历史学者拉瑞•汉纳特（Larry Hannant）对白求恩的思想轨迹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说，一般人都是年轻的时候激进，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趋于平和。而白求恩却是年纪越大，思想越激进。他转向信仰共产主义是在1935年，他45岁的时候，那一年，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我没有看过汉纳特教授的书，但是他的这个看法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应该说白求恩自幼就是有追求的人，他从来就不平庸。这是造就他伟大的基础。加入共产党，让他进一步走向伟大，可是西班牙的铩羽而归对他而言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他在西班牙其实也轰轰烈烈了一番，但是效果和影响，远远不及他的中国之旅。

 

为什么白求恩在西班牙铩羽而归，却在中国走向了辉煌？

 

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土八路虽然土，但胸襟博大。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上上下下尊重他，却不哈着他，照顾他却不惯着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却又能用纪律约束他。而这个党和这个军队的宗旨方略和行为方式，也让白求恩心服口服。所以他在这片土地上活得清贫而快乐，最终升华成为高尚纯粹的人。他成了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一部分。

 

而在西班牙，大概没有什么人或力量能镇得住他，有些人就只记得他的坏脾气了。然而让他在西班牙和党内同志闹的不愉快的这个臭脾气到了中国就没有产生那种严重后果。他的臭脾气还在，他却和中国同志相处得很好。

 

所以，最终成就白求恩的伟大的，是中国共产党，是土八路。

 

袁永林将军应邀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傅文笛校长的画作上题词后二人合影

 

白求恩的价值

 

面对高尚，面对伟大，人们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最棒的人追求高尚和伟大，以他为榜样为偶像，以做白求恩那样的人为荣。

 

也有人高尚伟大不了，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我以为人不能强求，只要于社会无害，也还罢了。

 

还有一等懒人如我之流，虽不太甘平庸，却也不大奋力高尚。但是我们相信高尚的存在，赞美高尚如赞美光明。

 

最次的一种人就是自己不高尚，也不相信别人会高尚，总之不揣以最恶毒的心思诋毁高尚。那就是鲁迅所说的苍蝇之流。

 

白求恩与中国共产党相交于抗击法西斯的烽火中，而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他的精神融入中国革命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及价值观。而不忘初心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在弘扬白求恩精神。看看在加拿大，研究、弘扬白求恩的基本上只限于有良知的学者，而在中国，领导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和高级军官，令人无限感慨。

 

如今中加两方在对白求恩的描述上有一点趋于接近，就是：都比较突出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点，让一些加拿大朋友感到缺憾。

 

比如，加拿大白求恩反法西斯研究会前任会长、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David Lethbridge）就强调：几十年来，人们处于利益的考量，试图把白求恩塑造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医生，这样做，就矮化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身份，我们应当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才不会愧对白求恩的初心。

 

我认为他的提醒很是振聋发聩。

 

当然，不忘白求恩的共产主义信仰，不见得一定要不看时间地点对象的总是把意识形态挂在嘴头上。我们现在讲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不同信仰的人都能接受。

 

其实，白求恩倒真是践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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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熊向晖之女，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作者授权察网发布；来源：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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