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上煤油灯像白炽的蜂房，嗡嗡作响。土墙，土地，土炕，白纸窗户。屋内弥漫着血腥味和三氯甲烷味。天气很冷。在华北地区的灵丘附近，12月1日凌晨3点与八路军在一起。

白求恩最好的一部作品创作于他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这部作品远远不止在那里唤起激烈的行动，而是用魔法召唤与法西斯进行搏斗的灵魂。除了超过纯粹的左翼报道之外，它还具有号召性和和分析性，同情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燃烧着对法西斯罪行的仇恨。

上述这些特点出现在白求恩的最高文学成就——《创伤》中。1938年，他在中国写出这篇颇具论战性的随笔，恰当地称之为“我所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创伤》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不仅显示了白求恩作品的宏伟气势，而且还蕴藏着对当代人的启示。其中，白求恩回忆了一个夜晚给华北抗战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们实施手术的情景。在努力地缝合了他们身上可怕的伤口之后，白求恩问道，“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军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人旁边。哎呀，他们像弟兄一样！”他写道，在社会和政治账薄的另一边，有这些受伤兄弟的同胞——“血脉兄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资助、发起和从事战争。“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他得出结论说。

《创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白求恩把它当作自己最好的作品，它还集中表达了热情和政治在他身上的统一。这篇文章把白求恩和中国的“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联在一起，描述了作为医生和积极分子的两个白求恩之间的辩证统一。同样，它把残废的中国士兵的痛苦与在日本皇军面前一盘散沙的中国的痛苦融为一体，把白求恩对这个再也无法跑动的青年人的个人同情，与在他思想上对这种折磨更广泛的意义的认识结合起来。“不要可怜他！可怜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在《创伤》中，白求恩把激情和政治交织在起，组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整体。

白求恩于1938年12月写成了《创伤》，不到一年，他反而悲惨地死于自己身上的创伤。在他去世之后，动荡的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他除了作为历史人物而产生的影响之外，在21世纪的前夜是否还有一些中肯的话要说？通过阅读他的《创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与疾病和战争密切的接触，使白求恩懂得了敌我双方的老百姓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了结束自已的痛苦，双方需要认识到共同的利益所在，团结一致反对那些忽视疾病和煽动战争的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到处充满前所未有的屠杀，因此，在白求恩去世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创伤》中得到启示。这部作品指挥着我们去识别冲突的根源，粉碎冲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