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伦：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保障——纪念抗美援朝《停战协议》签订65周年！

点击：作者：崔伦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发布时间:2018-07-28 07: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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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鲜战场上的崔伦将军和夫人刘敏

　　2018年7月27日）是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5周年。我们编辑部征得原总参通信部部长崔伦将军的遗孀、志愿军老战士刘敏阿姨的同意，在此刊载崔伦将军生前亲笔撰写的回忆文章《忆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保障》。

朝鲜战场珍贵回忆来自昆仑策研究院06:17

　　1950年10月11日，在沈阳开往安东的专列上，彭德怀司令员匆匆组建了志愿军前指临时机构。崔伦作为前指通信部门负责人，从此担负起了抗美援朝战争通信保障的指挥重任。

　　1950年10月19日黄昏，彭总在与前来为他送行的高岗、邓华、洪学智等人握手告别后，即钻进吉普车。这是一台嘎斯67，除彭总外，上面还坐着作战参谋杨凤安和两名警卫员。汽车在暮色秋雨中缓缓驶过鸭绿江铁桥，由崔伦带领的一支十人组成的通信电台队乘坐卡车紧随其后，这也是彭总唯一的一台随行车辆。在浩若烟海的朝鲜战争史料中，这个细节也许并不那么引人注意：彭德怀是渡江的抗美援朝第一人，而紧随其后的通信兵则是渡江的志愿军第一支队伍。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举世震惊。战争双方参战兵力：联合国军97万（美国33万），中朝联军164万（中国135万）。战争历时3年零32天，双方伤毙俘总人数超过180万，平民伤亡总数约250万人。

　　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较量，然而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悬殊，是极不对称的一场战争。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骄横不可一世的美军挟二战大胜之余威，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完全掌握着朝鲜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然而战争结果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彻底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胜利。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曾无数次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可结果都逃不脱两个字--- 屈辱。经此抗美援朝一战，面貌大变。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崔伦将军的回忆文章以抗美援朝战争全局的视角，对志愿军的通信保障工作进行了全过程的详实回顾，为志愿军通信兵的实战经验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读者可从文章中看到，面对强大的战争对手，我志愿军通信兵克服了通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以及缺乏境外作战经验等重重困难，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浴血奋战，群策群力，较好地完成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在如此大规模的惨烈对抗且极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堪称奇迹。

　　彭总在战争期间曾经谈到：“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二是打通信。敌人在朝鲜战场上拥有制空权和强大的火力，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搞什么‘绞杀战’，企图完全切断我军的后勤供应，并使我军的指挥系统瘫痪。我军后勤及通信战线的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实现，这就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崔伦将军的这篇回忆文章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通信兵战史资料，更是在激励我们继续传承人民通信兵听党指挥、不畏强敌、机智善战、践行使命的红色基因。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通信兵涌现出三等功以上功臣3千余人，其中一等功以上英模78人。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涌现出黄继光、牛保才、郑兰清、刘立贵、朱良贵等通信兵英雄模范，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正如崔伦将军在文章中所言：“上甘岭战役使通信兵指战员经受了严峻考验，志愿军通信工作受到了检验。它证明英雄的志愿军通信兵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都能完成通信任务，确保作战指挥的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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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27日朝鲜时间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由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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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日22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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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13时，“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于汶山帐篷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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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于开城松岳堂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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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崔伦

崔伦：抗美援朝战争的通信保障

　　入朝前后的经过

　　领受任务。1950年10月7日晚，中央军委通信部王诤部长找我谈话，告诉我，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已于10月1日大举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轰炸我东北边境城镇，严重地威胁我国领土的安全。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共中央已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并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总已先去沈阳，叫带一部电台去，组织上决定派你跟随彭总赴朝。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我即带一部电台，与李东祥（负责电台）苏冶（负责器材供应）、杜牧平（负责通信联络）等同志乘火车前往沈阳。当时与我们同车前往的还有军委作战部程普副处长和一位参谋，军务部一位参谋，总参机要局一位科长和几名译电员，另外还有毛岸英同志。

　　向彭总报到。到达沈阳后，我立即向彭总的秘书报告，所带电台已到达沈阳并等待接受任务。过了一会儿，彭总就找我去谈话，一进门彭总就和我热情地握手，并微笑着说了句：“好像见过面。”我说：“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组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时，我在野司呆过一段时间。”彭总说：“怪不得面熟”。接着，彭总向我讲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和我军入朝后的第一步打算。当时谈话时我就坐在彭总办公桌的旁边，看见彭总正在起草给毛主席的电报。我心中暗想，像彭总这样高级的领导，发电为什么还要亲自动手呢？为此我几次问彭总的秘书杨凤安同志，杨说：“重要的电报都是彭总亲自动手。”此事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与彭总谈完之后，我又问彭总的张秘书：“彭总到朝鲜打仗，就带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行?”张秘书说：彭总从西北来时也不知道是去朝鲜打仗，带的材料都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准备向中央汇报西北情况，到北京才知要去朝鲜打仗。受领任务后，彭总交付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上电台。

　　开赴安东。由东北军区在沈阳初建前方指挥部时，人员近200人，10月11日乘专列开赴安东。在火车上，彭总指示丁甘如同志将上了火车的前指人员组织起来，于是丁甘如就叫参谋拿几张纸按车厢次序传下去，要每个人把自己的姓名、单位和职务都填好。丁甘如同几位同志商量，把这些同志按原任职务进行编组和分工，分成作战、通信、机要、政工、管理等几个部分，并明确了负责人，然后将名册送彭总审阅，彭总说：“人多了些，好吧，就这样组织起来，快通知下去。”此时，虽未正式宣布组成志愿军前指，但实际上机构的架子已形成了。通信处有我从北京带去的两位科长（通信科长杜牧平，器材科长苏冶），一部电台，在沈阳又增加两部电台，一个电话队及管理科等。火车到达安东后，临时组建的前指人员就住在第13兵团机关附近。

　　重返北京。10月12日晚，彭总接到中央通知，速回北京参加政治局召开的重要会议。为了保障彭总回北京后的通信联络，我带一部电台从安东返回沈阳，随彭总坐飞机返回北京，其他同志暂留安东待命。

　　出国赴任，电台掉队。中央会议结束后不久，又接通知立即出发。10月19日上午，我带着电台随彭总飞回安东。当天晚上，秋雨霏霏，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部及所属各部队按原定计划分东、中、西三路，从辑安、长甸河口、安东三个渡口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我带一部电台，乘坐一辆大卡车随彭总过江。过江后朝鲜人民军即派代表迎接，当晚到达小丰满水电站。第二天白天休息，架电台与北京联络。晚上继续前进，大卡车跟不上小车，不一会儿就掉了队，因为夜间行进，道路又不熟，走了多半夜才到达龟城。一路上只见朝鲜群众正在疏散。朝鲜人民军非常热情地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再向前走了，前面离敌人很近，你们走错路了，赶快向后转。”等我们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经是21日上午，而彭总20日晚上就到了，十分着急。

　　敌人在平壤以北空降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困敌后，无法掌握敌情，一切情况靠北京提供，急待我带电台车到达后与北京联络。由于行军途中我们的电台车速度慢，跟不上彭总，所以没能同彭总一起到达目的地。彭总很理解电台车掉队的原因，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以十分关切的心情到电台看望大家，使我们很受感动。

　　志愿军领导机构正式组成。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10月25日，彭总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正式宣布，将从军委总部、东北军区调来的干部与第13兵团的干部合并组建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关，彭总高兴地说到：“好了，形势很严峻，大家不用多说了，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志愿军领导的分工。战争时期，军情紧张，我没和你们商量就定了。分工是这样的：我呢，司令员兼政委，抓总，分管作战工作，邓华同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要分管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洪学智同志任第二副司令员，主要分管司令部的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同志任第三副司令员，不具体分工，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题。解方(即解沛然）同志任志愿军参谋长。杜平同志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党委的组成，经请示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彭德怀任志愿军党委书记，邓华同志任党委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同志任常委。”彭总还说：“为了便于工作，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要有一位朝鲜同志。我同金日成同志商量，确定为朴一禹同志，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我们党委的副书记。”

　　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通信处没有处长，只有我和罗长波两位副处长。我是从军委通信部调去的，深知通信联络对于保证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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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伦（左）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与罗长波（志司通信处副处长）合影（1951）。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由志司通信处直接领导的电台有9部，后发展到11部。有线电通信开始只有1个电话队，后又建立了2个有线电通信营，到朝鲜停战以后还建立了1个通信团。志愿军通信兵在入朝初期遇到很多困难：一是国内解放战争刚刚结束，部队未得到休整；二是无线电通信装备及技术人员奇缺，通信装备落后；三是出国作战，地形不熟，气候不适应，语言不通。朝鲜冬季多雪、夏季多雨，山地江河多，江河水经常泛滥，给通信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四是第一次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作战，对敌人行动规律、特点不熟悉。入朝初期，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狂轰滥炸，给通信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虽然如此，由于志司通信处领导同广大通信兵指战员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群众智慧，浴血奋战，因而较好地完成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

　　战略反攻阶段（即运动战时期）的通信保障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6 日为抗美援朝战略反攻阶段，即运动战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坚持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志司通信处针对朝鲜战场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敌机狂轰滥炸等情况，组织了以无线电通信为主，结合运用有线电和简易通信，战胜一切困难，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反攻中的通信联络任务，有效地保障了作战指挥。

　　第一次战役阶段。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与李承晚伪军一个加强营在温井西北雨水洞相遇，将该敌全部歼灭，从此打响了第一次战役，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这次战役中，通信处大力抓紧与正面战场的第39军、第40军建立有线通信，并且利用朝鲜地方既设线路，人民军还派了架设分队进行协助，共同努力，及时沟通了与39军、40军的有线电话，但由于敌机狂轰滥炸，有线电话只能断续通话，保障指挥主要靠无线电。

　　这次战役无线电通信联络比较顺畅，成为主要通信手段。11月2日至3日，当第39军在云山地区将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包围之后，彭司令员命令第39军竭尽全力将其歼灭，要求其他各军必须紧紧咬住自己当面之敌，阻其增援，需要立即向各军下达命令。当时如果用无线电报已来不及，有线电话又不通，于是我建议解方参谋长亲自用无线电话与各军指挥员通话。完全用暗语说不明白，用明语又怕泄密，遂采用打哑迷的方法下达彭司令员的命令，达到了对部队番号及地名的保密目的。采用这种通话方式，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又为志愿军各级指挥员亲自使用无线电话起了带头作用。当时各军指挥员听到命令后立即执行，有力地保证了第39军对美骑兵第1师第8团实施围歼。这次攻击共毙伤俘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缴获飞机4架，击落飞机3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多辆，各种火炮119门，打击了号称“王牌军”的美骑兵第1师的嚣张气焰。

　　由于出国作战，地形不熟、语言不通和山地夜战等情况，给通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有的通信员送信一个礼拜才回来。因此如何保证部队行进不掉队，通信员送信不迷失方向，成为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情况是，在敌人掌握绝对制空权，我又缺乏防空经验的条件下，我军的后勤供应和通信联络困难极大。在敌机第一次轰炸志司驻地大榆洞时，通信处的同志来不及进防空洞，就在楼房门口一个小土坑里躲着，只听得机枪扫射和炸弹爆炸声在头顶上振耳欲聋地响起。罗长波同志自言自语地说：“今天大概要报消了。”

　　这次轰炸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损失也不小，通信处几辆大卡车及大批物资、器材被炸毁。敌机的轰炸对电台工作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出国之前听说敌人的飞机上装有测向机，于是敌机一临空，电台就停止工作。美国人的飞机特别多，整天不断地在空中盘旋，这样电台的工作时间就很少，于是志司立即发电报给各军纠正此种做法，电台要注意防空，但不能敌机一来就停止工作。敌机由于飞得过低，在云山地区有的被撞在山坡上，有的敌机扫射我军运送弹药的卡车爆炸后将自己也炸毁了。敌机飞得过低，有人形象地说：“敌机每天来查人头。”以后实践证明，只要认真组织对空防御，敌机就不敢低飞了。

　　第二次战役阶段。根据第一次战役的体会，无线电通信要提高时效及加强保密，必须充分完善无线电暗语通信，我组织通信科的同志认真进行了研究，编制了新的暗语和代号，使密语内容由原来的20余条增加到200余条。为了加强保密，在战术范围使用地名代号，在战役范围则采用地图坐标加密的办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无线电信号通信。

　　第二次战役开始前，志司召开了各军参谋长会议，除研究作战问题外，还专门研究了通信联络问题。我在会上就通信联络问题着重强调了五点：一是要求各军对电台要特别注意安全保障，当敌机临空时电台仍要继续工作，以免影响通信时效。二是要求各级要普遍发挥暗语通信的作用，提高通信联络的及时性并有利于保密。三是使用报话机要注意保密，一定要使用密语和代号，注意控制使用时机。四是弄清企图，重点联络。五是装备器材要妥善保管。

　　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第39军通信科长打电话给志司通信处，说前线缴获了敌人的很多汽车及各种物资，请速派人来拉。志司通信处即派器材科长苏冶同志带几名司机前去打扫战场，结果行车途中发生翻车事故，苏冶同志不幸牺牲。苏冶同志是位既有技术又肯干的好同志，我们从延安时期开始就在一起工作，他的牺牲使我感到非常悲痛。

　　在第二次战役准备期间，志司首长派我和志政组织部长任荣同志一道赴第9兵团联络。我们会见了宋时轮司令员、覃健参谋长和谢友法主任等兵团领导。他们向我们介绍了东线战役准备情况，着重讲了第20军第58师不可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反复说明部队在开进途中碰到了许多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志司原计划东、西线均于11月25日发起战役，现因第58师不能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发起进攻至少要推迟两天。宋司令员要我们回去以后将此情况向彭总作详细汇报。

　　我和任荣同志是11月25日回到志司的，归途中就听到隆隆的炮声，第二次战役就是这天发起的。我们回到志司后，听说毛岸英同志牺牲了，内心万分悲痛。等到我们向彭总汇报9兵团的情况，彭总说：“不要讲了，我不听”。当时我看得出彭总心里很难过，表情不髙兴。

　　毛岸英同志牺牲后，大家都对彭总的安全捏一把汗。志司机关进驻大榆洞后，敌机多次轰炸，彭总不在乎，老是不进防空洞，别的首长劝说他也不听。中央得知此情况后，来电催促志司首长注意彭总防空问题。11月25日这一天，志司首长经过商议，由洪学智副司令员劝说彭总并陪同彭总进防空洞。这是彭总第一次进防空洞，敌机第一颗炸弹就投在彭总的住地，多么危险啊！敌机轰炸后，彭总来现场看着烧焦的尸体，心情十分沉重。傍晚，彭总拉着洪副司令员的手说：“洪大个儿，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那！”洪副司令员说：“我本来就是好人，不是坏人！”彭总又说：“今日不是你，老夫休矣！”“老夫今天算是拣了一条命”。

　　在第二次战役中，通信联络搞得比较好，无线电联络及时顺畅。第38军、第40军无线电联络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尤其是第38军在执行战役迂回任务的关键时刻，保持了无线电畅通，对争取时间歼灭敌人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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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伦（右）与入朝作战某军通信处长合影（1951）。

　　1950年11月26日，第38军在歼灭德川地区的敌人以后，迅速向敌人实施战役迂回。第38军113师沿三所里小路前进，日夜兼程，14小时行程140里。113师在插向三所里途中将伪装取掉，为防止敌人发现是中国军队，电台也停止了工作。志司首长都心急如焚，与113师长时间联络不上，弄不清该师到哪里去了，首长和我们通信处的同志都焦急地等在报话机旁。

　　该师于28日晨到达三所里地区，立即架起报话机，机动灵活地先向志司报告情况，发出3条暗语：“我师巳到达三所里”，“敌人正向南逃窜中”,“请示我师当前任务”。彭总看到这3条暗语后，断定断敌退路是这次战役获胜的关键，遂采取了越级指挥的果断措施，立即命令志司用无线电信号向113师下达命令：“要你部坚决断敌退路。”

　　整个联络过程不到5分钟，既报告了该师到达位置，又报告了敌情，请示并明确了任务,通信时效创造出奇迹般的成绩。收到113师的报告后，我亲眼看见彭总兴奋地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下将敌人堵住了。”

　　随后，志司又与第38军军部沟通联络，向军通报了第113师的情况，并要军主力迅速向该师靠拢。通信联络也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有效地保障了彭总的指挥，及时地切断了美第9军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及龙元里向顺川逃跑的通路。

　　敌军在道我军沉重打击后，被迫放弃了在平壤、元山一线阻我南进的企图，并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我军于6日收复平壤，23日收复逼近“三八线”，24日收复兴南地区和沿海各港口。至此，敌人巳被我军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二次战役遂告结束。第38军被彭总称为“万岁军”，在全军进行表扬。

　　当时任第113师通信科长的是原军委通信兵部副参谋长田振东同志，现已离休。彭总对这次战役中的通信联络很满意。有一次在作战室的地图旁，彭总对我说：“打仗没有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并希望通信部门的同志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通信工作水平。彭总又说到：“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扭转战局的伟大胜利，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牺牲了很多同志，其中还有年轻有为的毛岸英同志……”提到毛岸英的名字时，彭总的声音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感动得我也快要流出眼泪。

　　彭总还对我说：“此次战役，我们兵力不足，只38军一个军插入敌后，只能切断敌人由介川经三所里、龙元里通向顺川方向的退路，敌人由安川至平壤的通路我军无力去切断，若再有一个军，就可完全断敌退路，可取得更大的胜利。”

　　此次战役有线电通信，正面各军联络比较顺畅。志司与正面第39军、40军及66军保持了断续电话联络，各军、师、团之间也建立了有线电通信。第39军军师之间在战役期间共架设线路238公里，形成了4条干线，使该军在3次转移中均与志司及各师保持了顺畅的联络。战斗在东线的第27军有线电通信也保障得比较好。电台人员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条件下，坚持露天工作。其中女报务员杨继先同志的手被冻坏，仍坚持工作，在行军中还兼任运输工作。在电话人员冻伤过半的情况下，电话连长带头4小时跑步架设25公里线路，顺利保障了指挥。

　　后来，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在传达彭总关于这次战役的经验总结时说：“这次战役的胜利，从指挥意义上讲，无线电信号通信(又叫暗语通信)起了重要作用。”并提出“今后要强调指挥人员亲自使用报话机”。

　　第三次战役阶段。第三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后向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实施的第一次阵地进攻战。这次战役通信联络比较顺畅。

　　在突破敌“三八线”防线以前，各军对下主要靠有线电联络，突破以后，各级均以无线电通信为主。由于攻击距离远，志司对下不通有线电话。战役是夜间发起的，无线电话因距离远，夜间也通不了，无线电报时效慢。因为这是第一次进攻敌人阵地，我军能否顺利突破敌人防线没有把握，所以志司首长急于了解突破敌人前沿阵地的情况。怎么办？在此困难条件下，只有靠通报电台的报路来传送暗语。暗语本是通信处编拟的，只有通信处的同志才能熟练掌握，于是我组织通信处的同志到作战处值班，负责翻译暗语，并与10个通报台沟通直达电话。由于组织严密，在不到1小时内志司即掌握了全线的突破态势，并不断以暗语通报各军，通信时效不低于有线电话。用通报电台大量传送暗语也是第一次，对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这天下午直到总攻开始，彭总一步也没有离开作战室。彭总知道，这次除夕攻势，我方准备并不充分，炮兵减员较多。面对敌人“三八线”坚固的防御工事，彭总很担心我军能否顺利突破敌阵。

　　正在这时，作战处丁甘如处长向彭总报告说朴一禹次帅又来电话，请你去吃饭，他说，今天是除夕……”彭总说：“让他们再等一等，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吃饭?”

　　这一年的除夕，确实意义不同。它既是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又是中朝联合司令部（朝鲜人民军经过短期休整后，从第三次战役开始，6有3个军团开始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为使两国军队有效地配合作战，经中、朝两国协商，于1950年12月上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决定“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统由“联司”指挥。志愿军推荐彭德怀任“联司”司令员兼政委，人民军推荐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双方均派联络小组负责通信联络工作）成立后共同作战的第1天，因此朝鲜人民军总部的领导同志约请彭总和志愿军总部的领导同志共度除夕之夜，特地准备了具有朝鲜风味的晚餐。朴一禹已打3次电话催彭总赴宴了，但彭总一心关注着我军能否突破“三八线”，在得到胜利消息之前，他哪里肯离开作战室呢？正在这时，各主要突击方向用无线电暗语传来了突破敌“三八线”防御的情况：右翼攻击纵队，38军于17时半至18时仅半个小时便突破敌阵地，113师进占上秋洞，114师进占秋洞里并向射亭里、梧梅里攻击前进；38军17时半突破敌阵，正向纵深发展；40军18时半突破敌阵，正向东豆川攻击前进；50军正由高浪浦东渡江，进展顺利；中路突击纵队，42军18时20分突破敌阵；66军正在华岳山等地激战，估计会很快突破敌阵。左翼人民军进展顺利。

　　此时，我正在作战室和通信处的同志一起手忙脚乱地处理暗语的收、发工作，听到彭总高兴地说：“好！全线突破！走，吃饭去!”。丁甘如同志叫我也一同去吃饭，于是我跟彭总一起去相距十几里远的人民军司令部赴宴。气氛热烈的宴会是在一间简陋的居民草房里进行的，大家连连祝酒，庆祝除夕，庆祝中、朝军队突破“三八线”。

　　第2天是元旦，白天无线电话联络也较顺畅。许多指挥员在关键时刻均亲自上机通无线电密语电话，志司解方参谋长也在无线电话上与各军、师首长通话，采用打哑谜的办法，不暴露部队的番号及地址，效果较好。有的部队非常灵活机动，在纵深战斗中利用缴获敌人的布板符号可以减少遭受敌机空袭的损失。例如第39军某团在夺取敌人两个山头后，将敌人的布板符号派人看守，没有搬动，结果数十架敌机低空盘旋却未轰炸；另一个团俘虏了敌人的陆空联络员，命令他摆好布板符号，部队脱去伪装后，敌机轮番低空侦察，亦未轰炸。这些机动灵活的办法值得推广，志司立即向全军作了通报。

　　在纵深作战中，利用敌人架设的有线电线路沟通联络，是迅速建立有线电通信和解决我军线路器材困难的一种办法。敌人撤退时，很少撤收已架线路，尤其是美军，它是以汽车放线的方式架设的线路，撤退时无力量撤收。几次战役中各军、师大量收集、利用敌人原设的线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电台繁忙工作的情况下，注意组织各台之间互助，必要时有的台还可增设收讯机，以补电台之不足。早在战役开始前，志司通信处要求各军在纵深战斗中注意组织好简易信号通信，团以下设路标、标兵和使用小喇叭等通信工具。在朝鲜战场，敌人很害怕中国人使用小喇叭，一听到小喇叭声，即惶恐不安，因此小喇叭可以给敌人心理上带来震慑作用，但也有弊端，容易暴露目标。此外，步谈机在保证纵深战斗中的通信联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至1月8日，我军将敌人驱逐至北纬37度线以南，第三次战役结束。随后，邓华副司令员和解方参谋长带领志司机关及军、师部分指挥员回沈阳参观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师以上通信部门的负责人大都回来了，军委通信部的领导也由北京来到沈阳，于是召开了通信工作会议。师以上通信部门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向军委通信部领导汇报了几个战役的通信工作情况及经验体会，我也回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22日至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主持，周恩来、聂荣臻、杨立三等出席并讲了话。会议提出了建设“炸不断、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口号，决定抓紧后勤运输建设。同时，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令第19兵团立即入朝，并要第3兵团做好入朝准备。我在沈阳会见了第19兵团通信处副处长齐木西同志，商谈了入朝准备工作。

　　第四次战役阶段。志司派出两个前指，西线为韩指，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38军、50军、人民军1军团在汉江南岸地区组织防御。东线为邓指，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39军、40军、42军、66军在横城地区集结，准备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人民军2、3、5军团由金雄副司令员指挥，配合邓集团反击。第9兵团为志司预备队，配合邓集团反击。志司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络仍与过去相同，韩指位于人民军1军团指挥所，志司派去两部电台与所属军联络。邓指由志司派出4部电台、2部报话机，独立组建指挥所，分别与每军建立一个网，与志司建立专向联络，对下建立一个无线电话网。

　　在战役第一阶段，通信联络基本上顺畅。西线我军防御战斗非常激烈，对每个支撑点均进行了反复的争夺，大量杀伤了敌人。由于炮火猛烈，有线电线路遭受严重破坏，但无线电能及时沟通联络。这次战役的有线电器材主要依靠收集敌人架设的线路及器材，同时利用朝鲜地方既设通信线路。

　　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的中线及东线集团于2月11日开始实施战役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由于对主攻方向，究竟先打砭平里，还是先打横城之敌，产生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志司首长须与邓指交换意见。当时，志司对下有线电话不通；无线电话因战役未打响不能使用；电报内容多，无法用暗语表达，电报又长又急，按正常程序拍发来不及，因此志司通信处根据解方参谋长指示，采用了“救火车”式工作方法，保证了战役命令及时下达。彭总对此非常满意，表扬了通信联络工作。

　　这次战役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部队连续作战，没有得到休整、补充。成立两个前指，没有通信预备队。抽出志司担负值勤任务的半数力量去组建前指，而志司本身的通信任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每个台只剩下1一2名报务人员，有的2个人的电台，其中有一人是见习报务员，工作紧张时不能上机，就这样1台1人连续工作几十天。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志司机关由君子里转移至上甘岭，去两个前指的人员都回来了，但由于伤寒病流行，电台人员半数病倒，不能工作，有的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由别的台代替。这是入朝以来，也是整个在朝期间，通信工作最困难的时期，但由于全体人员的艰苦努力，基本上没有影响通信任务的完成。

　　第五次战役阶段。1951年4月初，美李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企图将战线推到北纬39度线及其以北地区，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朝军队决定在敌登陆之前实施反击。在我战略预备队完成集结准备后，于4月22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

　　这次战役因有兵团一级指挥机构，故志司没有派出前指。无线电通信，志司与各兵团建立专向联络，对各兵团所属各军建立一个越级网，对每个兵团建立一个无线电话网(师以上均参加)各兵团对每个军组织一个无线电网，第19兵团所属各军、师的报话网合一。有线电通信，利用地方既设线路，志司与各兵团均沟通一条话路，音频线路，声音很小，还得组织转话。

　　在战役第一阶段，第40军、39军突破敌人防御较顺利，一昼夜前出30余公里，始终保持顺畅联络。但其他兵团联络不顺畅，积压电报现象非常严重，仅志司台一天就积压300余份。第19兵团个别师的个别电台7天没有恢复联络，第3兵团与志司中断联络两天。

　　我军为继续歼敌有生力量，根据战场形势，决定在东线以歼灭伪军为重点，于5月16日发起了第二阶段的突击。由于在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各兵团均进行了整顿，所以这个阶段的通信联络有改进，无线电联络不论报或话，越级或按级均较顺畅，有线电通信在全过程中也较顺畅。尤其是第19兵团，杨德志司令员对通信工作很关心，命令将警卫营集体改编为通信架设营，将兵团办公室主任张凯调任兵团通信处处长等。

　　5月21日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我军开始后撤，敌人以4个军兵力组织机械化特遣队进行追击。由于种种原因，我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第3兵团司令部在转移途中遭敌空袭受损，与军失掉联络达3天之久。所属第60军在转移途中将两部电台丢掉两天，延误了电报的收发。在部队转移途中，志司首长突然接到第3兵团及所属第60军发来电报，说他们同第60军180师联络不上，而且无处寻找。志司首长非常着急，命令3兵团和60军迅速派部队救援。

　　这次战役因通信联络不畅而延误战机的例子也存在。如志司已发出停止战役第一阶段的命令后，又得到了第3兵团某师切断土耳其旅及美第24师退路的情况，志司立即决定要有关部队歼灭该敌，但因该师与志司报话机不通，与兵团联络不通，与军联络不及时，当情况由团、师、军、兵团转到志司，再由志司下达命令时，敌人早已逃跑。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我随解方参谋长回国，向军委通信部汇报了几次战役的通信联络情况，着重建议尽快改善我军通信装备，尽快建设国内与朝鲜的长途有线电通信线路，很快就得到国内的全力支持与解决。

　　志司于1951年9月由空司洞转移到桧仓。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先后两次向志愿军师以上干部授勋，授予我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二级国旗勋章各1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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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伦获颁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

　　1951年冬，志司通信处请3兵团及19兵团通信处长来志司，座谈、总结抗美援朝战争通信联络的经验，为以后进行全面总结打下了基础。

　　战略防御阶段(阵地战时期)的通信保障

　　中、朝两国军队经过5次战役，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朝鲜战场出现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的边打边谈局面。为了贯彻中央军委“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志愿军党委召开会议，强调在全体人员中普遍深入地进行长期作战的思想教育，克服速胜思想，并着手进行一系列适应持久作战的战场建设和准备。

　　志司机关进驻桧仓后不久，“三反”运动就开始了。1951年12月14日，志愿军党委向全军发出“三反”工作指示，各单位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主反”运动。当时，志愿军一边打仗，一边搞“三反”运动，要求很严，也抓得很紧。记得彭总在志司机关“三反”动员大会上讲话，谈到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时说“为了节约，我从明天起戒烟，永远不吸了”。这件事在志司机关影响很大，大家都说“彭总都不吸烟了，我们还吸什么?”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志司机关的同志都没有吸烟。

　　1952年上半年，志司通信处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我为处长，张凯、唐士吉为副处长，张醒民为副政委。通信科仍由杜牧平和李达兴任正、副科长。器材科科长先后由宁忠惠、张立中担任。李文昌任训练科科长，颜立华任干部科科长，管理科科长由姓袁的一位同志担任。军邮局先由白庭才负责，后由朱家林接替。

　　桧仓位于朝鲜北部正中，且有许多大型矿洞可以利用，故志司转移到此地后再没有动。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我们就以桧仓为中心进行战场通信基本建设。我组织全处同志下大力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为了提高通信时效及稳定可靠性，架设了志司通往国内的长途有线电通信线路及无线电接力线路。

　　这条有线电线路从桧仓经阳德至满浦，过鸭绿江到辑安，然后经沈阳至北京。这条线路的架设任务，在朝鲜境内由志司通信处负责，在东北境内由东北军区通信处负责。志司首长对此十分关心，杨德志副司令员当面指示我说：“对这条线路一定要抓紧建设，要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得好，要给予奖励。”到1952年上半年，我们按照志司首长的要求，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了任务，开通了3路载波，通话质量很好。尽管敌人狂轰滥炸，这条干线由于远离交通线，故一直保持顺畅的联络。建设长途线路要远离交通线，是从实战中得出的经验。通国内的长途有线电话，开始想修复安东至平壤的地下电缆，从1951年就开始修建，由于紧靠铁路线，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抢修，可是连一次话都没通成，基本上没起作用。这一经验，周总理也很重视。1969年建设国内长途地下电缆网时，周总理明确指示：“电缆路由要远离铁路线”。

　　为保障与国内通信顺畅，军委通信部于1952年上半年派吴哲等同志帮助建设通往国内的无线电接力线路。用苏式接力机，在桧仓山上及安东的镇江山上各设终端站，在朝鲜境内的白洋山上设一接力站，建成后通话质量尚好。

　　2、组建志司集中收、发信台。

　　1951年底以前，处于运动战时期，没有条件建设集中台，志司的电台均为单台配置。然而像志司这样高级的领导机关，10多部电台单台配置有很多缺陷。高度分散配置，既不便管理，电报传送也不便，更为不利的是分散单独配置，电台电源只能使用手摇马达，无法增大功率。在国内大力支持下，我们从1951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集中收发信台，让遥控线从地下穿过，非常稳定可靠，敌机的轰炸不起任何作用。集中收、发信台建成后，电台数量由10部增至20部，发信机功率由15瓦增至180瓦，工效提高了10倍，短波无线电通信的能力大大加强，电报的传递时效也有很大提高。

　　3、建立独立的后勤通信网。

　　当时志愿军后方部队及后勤单位相当多，供应网很复杂，后勤机关、兵站的配置位置与各级指挥位置多不在一起，无法利用指挥系统的通信网实施指挥。为了保障顺畅指挥，在志司首长洪学智副司令的关怀下，志后通信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后勤电台由最初的2部增至10多部,建立了收发信集中台，使志后可直接联络所属各分部、兵站，后方部队及各军后勤部。志后还组建了3个有线电架设营，每个分部有1个架设连。志后与所属分部、兵站等单位均建立了独立有线电线路，形成了后勤独的有线电通信网。

　　4、建设阵地有线电通信网。

　　1951年10月志司组织全军构筑坑道,到1952年8月建成了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地下长城。为适应防御作战需要，志司通信处组织建设大规模的阵地有线电通信网。到1952年下半年，从志司到各级逐步形成了直达、迂回的有线电通信网、路。每个军的有线电通信线路平均长度达2000公里以上。到1953年夏季战役时，全志愿军共建永久性线路42000多公里。有线电干线线路都是离开交通线架设，故到战略防御阶段，团以上主要靠有线电保障指挥，敌人的“绞杀战”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1952年4月，又推广了志司通信处自行制造的以幻象电路沟通有线电报，加强了电报通信的保密性，提高了通信时效。

　　5、建立和健全了通信器材供应网。

　　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以后，战线比较稳定，交通运输逐步好转。利用这个时机，我们大力加强了通信器材供应站的建设，修筑通信洞库与野战仓库，在东西海岸方向各增设一个供应分站,并扩建了总站、安东转运站及下属3个分站，形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纵横连接的通信器材供应网络。

　　6、健全军邮组织。

　　1951年正式建立志愿军的军邮通信，在安东设军邮转运站，在成川君子里设军邮总站，每个兵团至少设一个军邮分站，分站以下各部队按级输送，构成了军邮传递网。这样，部队能及时看到各种报纸、信件、文件，了解祖国建设以及家乡信息，起到了鼓舞部队斗志，不断供应精神食粮的作用。

　　7、建立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通信。

　　志司与朝鲜人民军总部的协同通信，通过设在平壤的第二电话站实施，比较顺畅。人民军派往“联司”的指挥机构带有电台，与人民军总部建立无线电联络。阵地战时期我志愿军始终与人民军并肩作战，协同通信在战役范围，仍由志司及各兵团向人民军军团派电台实施。军以下的协同通信主要使用有线电实施，一般由双方对架到分界线。统一的协同信号及敌我识别信号均由各军与人民军军团协商解决。

　　8、建立通信兵训练基地。

　　随着通信装备的不断发展及战场人员伤亡减员，通信人员的补充及训练越来越显得重要。志司明确要求每个军建立一个负责官兵训练的教导团，通信部门也明确规定每个军在后方都要建立一个通信训练队。志司通信处于1951年下半年开始在我国东北筹建了一个通信训练队，开始由罗长波副处长负责，后由齐木西同志负责。

　　9.、保障停战谈判代表团的通信联络。

　　电视剧片段：还原停战谈判珍贵历史瞬间。

　　因为谈判的政策性及政治性很强，要随时请示中央，所以谈判代表团要保障与北京的及时联络，同时还要与志司保持及时的联络，因为谈与打交织进行，代表团随时都要了解前线的作战情况及部队所在位置。此外，代表团还要保持与平壤人民军总部的密切联系。

　　代表团由北京派去1部电台，保障与北京及志司的无线电联络。为保障代表团的有线电通信，志司至平壤沟通两条有线电线路，一条经成川至平壤，利用地方既设有线电线路，一条由桧仓直达平壤，系志司新建的线路，架挂铜线开通载波电话。平壤至开城，利用朝方既设永备线路开通载波电话。平壤至我国国内，还利用朝方邮电线路沟通联络。为保障代表团与志司之间，代表团、志司与人民军总部之间，代表团与北京之间的联络，经与朝方商定，志愿军在平壤设立第二电话站，并与人民军总部电话站沟通中继线，双方的电话总机员均学会对方常用的一些通话用语，保证中、朝双方及其与代表团的电话能及时转接。这个电话站真正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枢纽作用，整个谈判期间通信联络是顺畅的。代表团一位工作人员曾说：“代表团对前线作战情况的掌握，有时比美方还快。”特别是对分界线的谈判时，代表团每天都要及时了解前沿部队的所在位置，而前沿阵地每天都可能有变化。

　　通信兵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能够顺利完成任务，除了有国内的大力支持及通信兵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以外，还与志司首长的关怀密不可分。彭德怀司令员对通信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1952年春，有一天彭总专门来到志司通信处看望全处同志。他先和处的领导同志座谈，内容没有什么限制，彭总有说有笑，气氛轻松活泼。彭总谈到周总理一贯关心通信工作，谈到朝鲜战场的形势，他说：“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二是打通信。敌人在朝鲜战场上拥有制空权和强大的火力，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搞什么‘绞杀战’，企图完全切断我军的后勤供应，并使我军的指挥系统瘫痪。我军后勤及通信战线的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实现，这就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所以，通信工作是一项关系重大的工作，应下大力搞好。”彭总对通信工作做了如此高度的评价，使全体通信兵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有一天彭总散步到发讯台附近，发现一个战士(油机员）住在一个用石头块堆成的小洞里，这个洞非常小，人在里面坐不起来，只能爬进去睡觉。彭总看到通信战士的居住条件这样困难，深有感触，于是就爬进去躺了一会儿，亲身体验了战士的艰苦生活，那个战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志司通信处，大家都深受感动。

　　1950年夏秋季，敌我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对峙并在开城开始和平谈判。敌人在谈判中表现得异常狂妄自大，妄图索取我“三八线”以北地区，并扬言“让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敌人于8月18日开始以3个师兵力在我东线人民军正面发动了“夏季攻势”，我军顺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歼敌几万人。敌人为威胁我开城侧翼，配合谈判，又于9月 20日在西线我47军和40军正面发动了“秋季攻势”，经我军顽强抗击，于10月18日粉碎了敌人在西线的进攻。敌人又于10月8日在东线我67军及68军正面发动进攻，到10月22日亦被我军粉碎。

　　这一阶段初期的通信联络条件极端困难，有线电通信网极为单薄。志司至兵团初期没有建立有线电通信，以后利用地方原高压线及既设铁线沟通与第19兵团及第9兵团电话线各一条，开始不够顺畅，后期得到改善。志司与第20兵团的线路也是到后期建成的。各兵团及军利用地方铁线及被服线建立了有线电通信，网络较单薄。战斗中师以下单位仍以无线电为主保证指挥。

　　敌连续发动的夏秋季攻势被粉碎后，表示愿意恢复谈判。10月25日，双方在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谈判。为了增加对敌压力，促进谈判的进行，志司决定乘敌疲惫之际，对敌实施有限目标进攻打击。10月30日至11月底，各军对敌突出、暴露的目标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初期每次战斗都进行有线电跟进架设，结果是伤亡大，联络不通。为此，志司专门发电报予以纠正，指出有线电跟进架设，要根据情况而定，若无沟通的可能，就不要组织跟进架设。

　　夏季防御作战后期，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军战士构筑了加深的防炮洞，并逐渐把它发展为马蹄形小坑道，这就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初级坑道工事的出现，对保存我军有生力量，保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明显的作用。志司充分肯定了这一群众创造，并立即向全军推广。秋季防御作战以后，志司又专门发出构筑坑道工事的指示，于是我军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随着坑道工事的出现，坑道战斗通信保障成为阵地战通信保障的重点。志司通信处很重视研究和推广这方面的经验。1952年5、6月间，志愿军第39军在190.8高地战斗中最先创造出奇迹般的坑道通信经验。当时敌我双方反复争夺190.8髙地，我军一个班的战斗人员被围困在坑道内。后面部队以为坑道内已没有我们的人，不准备夺取该阵地。这个班带有一部步谈机，正当大家情绪低落时，步谈机员徐福才沉着勇敢地说：“你们不要急，我想办法与上面联络”。于是他将天线埋入地下，不出坑道，与上级沟通了联络，后面部队立即反击，夺回了阵地，救出了被困人员。

　　志司通信处得知此情况后，派车将有关人员接来，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写出专题总结立即发给各军、师遵照执行。当时通信处的同志也不理解为什么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能沟通联络，就打电话到北京向技术专家请教，开始的答复是“这根本不可能”，等到前线已推广此经验时，又得到答复“这是电波利用坑道口部的反射作用”。可见认识来源于实践。

　　1952年10月14日发起的上甘岭战役是阵地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防御战役。志愿军先后以3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在大量炮兵支援下粉碎了美李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这次战役的通信组织周密，联络顺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在坑道通信方面又创造出许多新的经验。步谈机在坑道内天线埋地虽有时能通，但通的距离很近，稍远就不通了。为了沟通联络，战士们想尽一切办法，将步谈机的天线弄出坑道口，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被称为“天线斗争”。战役中多次出现步兵排长牺牲后话务员接替指挥取得战斗胜利的事例。当时有的部队指挥员还提出“步谈机话务员要当半个指挥员”的要求。在上甘岭战役中还涌现出黄继光、牛保才、郑兰清、刘立贵、朱良贵等通信兵英雄模范人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上甘岭战役，使通信兵指战员经受了严峻考验，志愿军通信工作受到了检验。它证明英雄的志愿军通信兵是不可战胜的，无论在任何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都能完成通信任务，确保作战指挥的顺畅。

　　1952年冬季，根据党中央“坚持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指示，志司着重进行了抗登陆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由志司代司令员邓华兼任西海指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12月17日至21日，志愿军党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和军以上干部会议，认真研究了如何加强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会上，一些担任主要防御任务部队的负责同志纷纷表态，第39军军长吴信泉说：“只要准备工作完成好，我愿以脑袋担保完成任务。”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会后，全军展开了以思想动员、部署调整、工事构筑及战前训练为主要内容的规模巨大的反登陆准备。志司各有关部门均派人前往西海指，通信处派张凯副处长及部分人员去加强西海指通信处的工作。此次反登陆准备工作的特点是：思想动员深入；准备工作规模巨大；各项工作扎实、细致。这是以往任何一次战役无法比拟的。

　　此次反登陆作战的通信联络准备着重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1) 东西海岸均建设了比较周密的有线电通信网，各级均有两条以上直达线路，还有迂回线路。(2)西海岸各军除利用原有的通信线路外，新建永备线路达3640公里。召开通信会议，研究并明确了通信联络的组织原则及基本要求。(3) 加强协同通信的组织、准备。由于各军、兵种都参加抗登陆作战，故搞好协同通信是一项重要的任务。(4)反空降的通信保障。划分了反空降地域，每个地域均设置对空监视哨，组成反空降情报网。组织了反空降的指挥、协同通信网。(5) 储备通信器材。比如消耗性器材干电池等，要求储备足够4个月使用。

　　由于我军反登陆作战准备胜利完成，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企图，4月26日，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自5月13日开始，至7月27日停战协定的签署结束。这战役的通信组织比较周密，通信联络极为顺畅，有效地保障了作战指挥。其突出特点是，战前准备工作细致、具体和深入；二是接敌潜伏时的通信联络保证较好，这是战术上的一个特点，也是通信联络的一个难点。

　　潜伏接敌是我军依托防御阵地，在对敌发起进攻时，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减少伤亡，保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在敌阵地前沿利用有利隐蔽地形，将我冲击部队预先秘密地潜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和统一号令下，突然对敌发起进攻。

　　夏季战役在对坚固筑城阵地之敌进攻中，从突破战斗到纵深战斗的通信联络，均以无线电为主要通信手段。有线电不能普遍跟进架设，只能有重点地保障主要方向的联络，争取断续通话。线路跟进架设还要注意选择路由。实践经验证明，线路路由选在山脊两侧是不易保障沟通的，选在山脊棱线挖小沟埋设较稳妥，因为山脊棱线是敌炮火射击的死角。纵深战斗中指挥所转移时，为便于及时沟通联络，上一级指挥所亦可利用下一级既设线路，但这样做必须不影响下级的联络，战前多发器材。

　　夏季战役的另一个特点是推广“一兵多用”。68军提出“三合一”的训练法，即电话员、步谈机员及通信员合一训练。67军提出“四合一”的训练法，即电话员、步谈机员、通信员及信号员合一训练。夏季战役的经验证明，推广此种办法，在战斗中互相代替，具有很大的现实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通信工作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全体同志合影 1959,8,5 北京

朝鲜停战后，1953年秋，军委通信部王诤部长带领几个大军区通信部门的负责同志赴朝鲜视察。我陪同他们从东到西沿前沿阵地走了一遍，重点了解了夏季反击作战地区敌我双方阵地配置情况，看望了沿线作战部队的通信分队，并面对面地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我们途经元山、平康、开城、平壤等城市，看见除开城还有点房子外，其他城市都是一片废墟。

　　在志司期间，王诤部长向李达参谋长提出调我回国工作。1953年12月，我正式调回军委通信部工作，由张凯同志接任志司通信处处长，从此结束了我在朝鲜三年零两个月的战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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