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学术混子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点击：  作者：欧阳健    来源：《文学与文化》  发布时间:2018-06-21 10:23:55

 

 

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余英时著《现代学人与学术》

 

壹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唐德刚著《胡适杂忆》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走。身为学生领袖的傅斯年听了几次以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顾颉刚著《古史辨·自序》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学问好的教授，对学生要求往往甚严；学问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对学生的态度。靠着“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的印象，胡适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但学问不多，总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忆说：“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对美国选举有研究的胡适，知道笼格多数的重要，学生便成了树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但有关“百年北大”的叙述，大都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讲起，仿佛第一任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饭袋，唯有待到陈独秀、胡适加盟，才带来无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祸丛谈》，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语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国故，稍长，值清廷变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笃志远游。洊历美、德两国黉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计乔居异域，凡七载而返国。民国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同事诸公如刘师培、黄晦闻、汤辜生（鸿铭）、黄季刚之伦，齿皆长于先生，而过从无迕。自国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学。旋因东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还都，则赤氛已厉。于是渡海来台，暂同市隐。感怀往事，遂与李君焕桑刊行《胡适与国运》一书。当时众议纷纭，与敓不一。岁月徂征，兹事几同陈迹。然而踵门问讯，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尝无人也。先生为释疑起见，特依问作答。问者随时笔录，或长或短，计凡十篇，而总名之为《胡祸丛谈》云。窃按此书指陈学术之弊，可谓慨当以慷。若夫见仁见智，则阅者自决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适大三岁；1908年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胡适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学执教，比胡适早两年。在北大期间，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有所交往，据说黄侃欲请徐子明教儿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师，抓起一把头皮问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应声曰“dandruff”，黄侃查过字典，笑称“你在英文小学上，下过工夫”，始放心让儿子就学。《胡祸丛谈》披露了不少有关胡适初进北大时的内情：

 

以西洋学术而论，有精通希腊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鸿铭，他对这几种文字里的有名作品，头头是道，当时在北大的外国教员见他都恭敬异常。以中国学术而论，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陈衍，桐城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象山的陈汉章以外，还有仪征的刘师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蕲春黄侃等。这些人对中国的学术文章，多是研究极深，很少匹敌。你想胡适除了用破坏的阴谋，怎能拿真学问和他们对抗？所以他就用奇计来分化学生，使中西两派的名师自然站不住脚。因为有实学的人总有些傲脾气，对学生不会敷衍。胡氏就迎合学生的心理，和他们称兄道弟，来讨论各位先生的长短。有时亦很恭维他们，但结论总可惜他们的见解太旧，又不会用科学方法研究。且说读些死书对二十世纪亦无用处。故辜鸿铭先生的博学虽被外人推崇，而从胡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西式的古董，不足钦佩。至於那些国学名师，他又笑他们抱残守缺，喜在故纸堆里做活计，从未到新大陆去学科学方法，又没有听过杜威的高论，实在可怜得很。所以他言必称杜威哲学，弄得当时的学生七颠八倒，对美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因为四十多年以前有力量出国的人究竟不多，总以为美国是仙人所居，只须一到，虽鸡犬亦可升天。但既不能往美国，就不妨先听杜威入室弟子的伟论，亦胜於过屠门而大嚼。在这种情形之下，第一个吃亏的就是辜老先生。因为他最瞧不起胡适，而教训学生又太切，加上他身穿马褂长袍，背后拖一条花白的小辫子，实足表现胡适所叫的古董，而不是二十世纪美式的应时货。所以他讲堂上的主顾就慢慢的向杜威的高足一面倒，听讲的人日渐见少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陈胡两人商量之下，就请蔡翰林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

 

 

辜鸿铭（1857/7/18-1928/4/30）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Tomson。祖籍福建同安，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语言，英译有《论语》、《中庸》和《大学》，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龚鹏程说，辜鸿铭在民国初年，乃是少数拥有国际声望的大学者，当时中国学者有此地位者不会有第二人。有德国人写了一本《辜鸿铭》，中言“若有人诋毁辜鸿铭，愿和他决斗”。

 

关于辜鸿铭，时下流传的“仍是奇人、怪杰、轶事、趣闻那一套”（龚鹏程语）。胡适与辜鸿铭的矛盾，从1917年胡适刚到北大时就开始了。据说胡适做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辜鸿铭在下面用英文评论道：“胡适所学的是美国中下阶级的俚语而不是英文。至于胡适所识的法德文，尚不及中国蒙童读过三字经所识的国文。”辜鸿铭又写了《反对中国文学革命》一文，先将莎士比亚的诗用通俗英语写一遍，再与原文比较，证明用通俗英语来描述莎士比亚的诗歌，诗意全无，结论是：“任何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如果将我的白话英语和莎士比亚高雅的语言加以比较，他就会明白中国的文言和白话，或者像胡适博士以及他的归国留学生英语称之为的通俗汉语之间，有什么不同；如果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会认识到这种文学革革命的极端愚蠢。”胡适回应了一文，大意是：通俗英语比莎士比亚的高雅英语更能为大众所接受，而中国之所以90%的人不识字，是因为中国语言太难学（指文言文太难学）。辜鸿铭又回了一文，大意是：你们这群留学生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得感谢那90%的文盲，因为要是他们都识字，就要和你们这些人抢饭碗了。可见辜鸿铭要反对的，不是什么中国文学革命，而是废除中国高雅的文言文。

 

龚鹏程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指出辜鸿铭主要是一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者。西方人看辜鸿铭，认为他的观点对西方人是一面镜子。如《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奥斯卡·A. H. 施密茨《序》，只就辜氏对欧州近代社会思想的言论来发挥，辜鸿铭认为早期源于理性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已变成“讲究实际的，没有思想的英国人的实利主义”，以致“十八世纪欧州的自由主义有文化教养，今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文化教养。上世纪的自由主义为公理和正义而奋斗，现代的假自由主义则为了法权和贸易特权而战。过去的自由主义为人性而斗争，今天的自由主义只卖力地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之既得利益”，这种堕落的文明，未来必将走上唯物主义和军国主义。各报评论也呼应其说，认为该书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药石之价值，而“辜氏批判西方社会、赞扬中国精神文化之言论，恰好跟尔后新文化运动所倡扬的态度相反，故其人颇遭‘妖怪化’‘小丑化’”，遂使这位在西方有很高声誉的传奇人物，“在中国则长期被讪笑，代表了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动典型”（《龚鹏程论辜鸿铭：以中国救西方》）。

 

而对这位比自己大三十四岁、自信“中国文明即欧洲未来之方向”的前辈学者，胡适不仅不虚心受教，恰恰因为他的学说不利于宣扬“中国百事之不如人”，必欲去之而后快，并让他的学生罗家伦，扮演了将辜鸿铭从北大辞退的“关键先生”。北京大学档案馆案发现卷号为BD1919031罗家伦的两封信，揭露出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1919年5月3日，罗家伦写了《就当前课业问题给教务长及英文主任的信》，矛头直指辜鸿铭，8月8日又补写了对英文课和哲学课的两条意见，一并寄给教务长马寅初和英文门主任胡适。5月3日的信是：

 

教务长/英文主任先生：

 

先生就职以来，对于功课极力整顿，学生是狠佩服的。今学生对于英文门英诗一项功课，有点意见，请先生采纳。学生是英文门二年级的学生，上辜鸿铭先生的课已经一年了。今将一年内辜先生教授的成绩，为先生述之：

 

（一）每次上课，教不到十分钟的书，甚至于一分钟不教，次次总是鼓吹“君师主义”。他说：“西洋有律师同警察，所以贫民不服，要起Bolshevism；中国历来有君主持各人外面的操行，有师管束内里的动机，所以平安。若是要中国平安，非实行‘君师主义’不可。”每次上课都有这番话，为人人所听得的。其馀鄙俚骂人的话，更不消说了。请问这是本校所要教学生的吗？这是英诗吗？

 

（二）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课本钞本具在，可以覆按。因为时间被他骂人骂掉了。这是本校节省学生光阴的办法吗？

 

（三）西洋诗在近代大放异彩，我们学英国文学的人，自然想知道一点，我们有时问他，他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这是本校想我们有健全英文知识的初心吗？

 

（四）他上课教的时候，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而且说不出来。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请问这是教英诗的正道吗？

 

有以上种种成绩，不但有误学生的时光，并且有误学生的精力。我们起初想他改良，说过两次，无赖他“老气横秋”，不但不听，而且慢骂。所以不能不请先生代我们作主，设法调动，方不负我们有这英诗的本旨。

 

校长优容辜先生的缘故，无非因为他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而且与政治无涉，那知道内幕中这个情形。不但贻误学生，设若有一个参观的人听得了，岂不更贻大学羞吗？学生也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是如青年的时光精力何呢？质直的话，请先生原谅！

 

8月8日补写的信是：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检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光明日报》2008年6月8日）

 

罗家伦的信，打着拥护“极力整顿功课”的旗号，借提英诗一课的意见，对辜鸿铭进行无端攻击，其第一条罪名鼓吹“君师主义”，龚鹏程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辜氏理论最好的说明，就是《论语》“君正，孰与不正？”一语。君主是做为典范、号召的存在，他并不治民，只使民自治。情况犹如我们为什么需要圣人呢？依儒家理论，人只要发挥本心良知即可，那么事实上也根本不必要有圣人。可是圣人的存在，可让我们有榜样，使我们也能被唤起，要令自己成就为像他那样有道德的人。所以圣人或君主并不驾驭人。“君正”，他们显现着正直高贵的道德人格；“孰与不正”，民众自然就都端正了。

 

辜鸿铭依据的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礼，在这儿，均不依俗说，解为外在的礼制规范，而是内心的道德律，义则是道德义务（所以辜氏说：在外国人，人们需用警察这类物质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在中国则不用。因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人出诸道德义务感而自发自愿的保护）。

 

罗家伦自己听不懂，反而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其第四条罪名，上课只是按字解释，对英诗的精神一点不说，总是说这是“外国大雅”，这是“外国小雅”，这是“外国国风”，这是“外国离骚”，这是“官衣而兼朝衣”的一类话。其实，这恰是辜鸿铭的高明处，能引起听讲的兴趣，倒是罗家伦英文底子不扎实，被辜鸿铭用刁钻问题难倒，方怀恨不心，意图报复。罗家伦晚年回忆辜鸿铭，赞许“辫子先生”是“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自承每每读其长于讽刺的英文，必拍案叫绝。这种“迟到的佩服”，正表明当年之举是出于私怨。

 

至于第二、三条罪名，“上课一年，所教的诗只有六首另十几行”，“总大骂新诗，以为胡闹”，不正是北大教学的惯例吗？

 

对课堂教学有意见，自然是可以提的，但一下子就要改换老师，甚至将英诗课减去，换成杜威的“哲学”、“教育原理”，就未免太过分了。罗家伦的信，是写给英文主任胡适的，公然“渴望主任先生担任”，或换成胡适老师杜威的课，分明出于胡适本人的授意。“宽容”与“兼收并蓄”，向被颂扬为北大的传统；连作为学生的罗家伦都知道，“辜先生在校，可以为本校分谤”，但这件合力将辜鸿铭赶下北大讲台的大事，所有当事人或知情人，包括罗家伦、胡适、马寅初、蒋梦麟、陈大齐，生前都讳莫如深，这真是对“北大精神”的莫大嘲讽，阴谋驱逐“所教的是英诗，教得好”的辜鸿铭，用罗家伦的话说，“岂不更贻大学羞吗”？

 

徐子明又说：

 

辜先生死后，胡适就要对付那些国学名师。他的策略亦不外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老套。原来当时的中文门（即现在的国文系）含有派别：一派是桐城的散文家；一派是章门的弟子。散文家行文主张义法，由方姚而上溯唐宋西汉。章门弟子所研究的是许郑之学，重在小学（文字学）经典，而行文转宗魏晋。这两派虽同讲国学，实未免各是其是。但他们见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就多笑他以盲引盲，胡适并不因此生气，只管暗中做他的工作。他开始先捧章太炎的学问，渐渐得章门弟子的欢心。再帮章门在学生面前讥评桐城派的空疏，使学生对他们失掉信仰。从此以后听陈石遗和二姚（仲贤、叔节兄弟）等课程的学生日见稀少，末了就门可罗雀，这几位先生见情势不佳，自然相继离校了。胡适觉得这个把戏玩得顺利，不妨仍用老套来对付章门。当时章门弟子在北大的有黄季刚、钱玄同、朱逷先和自称章门的三马三沈等。就中以黄季刚的学问为最优，所以他态度亦略带兀傲，不被同门所亲，况他对学生常加责备，又激起反感。胡适看见有隙可乘，就先和钱朱沈马一批人拉拢，来孤黄季刚的势。再和不满意於黄季刚的学生交好朋友，说美国的教员绝无像黄季刚的傲慢态度，为的是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所以美国学生对任何有脾气的教员决不容忍。况且在二十世纪新时代不肯研究新学问，还要在几千年以前的破书中讨生活，究竟有什么用处？学生们听了这番议论，就又惊又喜，好像受了空前解放。从此以后听黄先生课的人就一天少於一天，到了最后还馀几个晨星似的学生，又被胡迷的份子用老拳赶跑，使国学淹通的黄先生再也留不下去，只有南下到武昌师范设教。还是民国七年的事情。原来胡适的眼中钉就是辜黄两位先生，其馀桐城派的几位先生尚在其次。所以辜黄一去，就没有人批评他的长短，胡适就可放胆讲他的中国哲学，而痛骂孔子所主张的伦常道德，又可放胆的把《红楼》《水浒》和《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小说列为正式课程，来代替经史以做新文学（白话）的模型。那时的学生在大解放之下，除掉少数以外，都喜极欲狂。章门弟子和沈马兄弟见此情形心中颇不如意，无奈大势已去，又无奈袁大头的面子，急急的向胡适送降书帮他提倡白话，且骂他们自己所依附的老师（章太炎）为不识时务的疯子。胡适明知他们的投降只是为了袁大头，但并不说穿他们的心事，只微笑受降罢了。（《胡祸丛谈》第5-6页）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二十四年为《戊戌变法榷议》十条，提倡维新。政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后为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黄侃（1886-1935），字季刚，原名乔馨，字梅君，后改名侃，又字季子，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著有《音略》、《说文略说》、《尔雅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黄侃论学杂著》等数十种，是继章太炎之后著名的国学大师。

 

 

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

 

要挑动学生排斥比自己高明的教授获得成功，又得“善假于物”，那就是握有实权的蔡元培。蔡元培1917年1月10日初掌北京大学，1月13日就派令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据陈独秀推荐聘胡适为教授，初时月薪260元，一个月后调为280元，任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后，月薪增加到300元。就蔡元培初衷而言，刚从德国留学回来，面对北大一班老朽，唯有引进留美洋翰林，才能镇住局面。胡适有没有博士学位，要他拿出“羊皮之纸”验看一下不就得了？有人说，“蔡先生想在北大开百家争鸣之风气，不愿意受教育部繁文缛节的约束，就通脱行事了”，恐怕还是想当然耳。再说给那么高的薪水，又有什么根据呢？人称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各路人才涵容吸纳，不论长幼、政治观点、学历背景，一律惟才是举；但他廉价地赞许胡适“旧学邃密”且“新知深沉”，却排斥真正“旧学邃密”的一流学者辜鸿铭、陈衍、姚永朴、姚永概、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陈汉章、黄侃，这对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岂不是最大的相悖？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提携，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但到北大后，并不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全力支持蔡元培，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共同推进教育改革。胡适是一个无时无地不在的反对派，对于比自己年长二十四岁、且于自己有恩的蔡元培，绝不是一个可以和衷共济的配角。他对待蔡元培，“善假于物”便是“体制改革”的招牌。在胡适建议下，“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美其名曰“不但增加全体教务人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而且还可以利用多方面的才智，同时还使学校的基础稳固更加稳固”（胡适：《回顾与反省》），实际上是用以架空校长。当初聘胡适为教授，将工资涨到300元，不都是蔡元培一人说了算？如果评议会早点成立，胡适能否踏进北大之门，恐怕都成问题。待到建立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的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如大学立法、学科废立、教师学衔、学生成绩、学校预决算等，都要经评议会同意，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甚至到校外兼多少小时的课，都要讨论表决了。请问，文科教授哪懂得谁做理科学长合适？校外兼课的情形各各不一，有多兼的，有少兼，也有不兼的，让这伙人去讨论如何限制课时，如何处理待遇，怎会有统一的意见？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岂不是让教授自己选举自己？胡适是深谙美国选举游戏规则的，游走其间，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明是谦让，实为进取。正如徐子明所说，“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后生可畏的胡氏竟拿来培植自己势力，而蔡氏反而变成傀儡了”（《胡祸丛谈》第3页）。胡适在到校一年多，就以最多票数当选新一届北大评议会评议员，且是评议会、主任会成员会议的书记，又先后出任哲学研究室主任、北大编译会评议员、英文部教授会主任等职务。1920年10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19号报道八个委员会的成立：组织、预算、审计、聘任、图书、庶务、仪器、出版，胡适一人身兼预算、聘任与出版三个委员会委员（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申报》1919年刊“世界丛书”之广告，审查委员标“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下栏之“注意”明标：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可见已握有学术大权。1919年10月，因马寅初患病代理教务长，胡适更直接地参与校政，权力直逼校长，遂有了“迎蔡拒胡”的风波。

 

1919年《申报》刊“世界丛书”广告

 

1917-1919年，是胡适起飞且最辉煌的阶段，偏偏没有留下日记。然从其后日记中，仍可见其窥测方向、以求一逞的心机。如1921年9月23日日记：

 

下午三时，到中央公园，赴孟馀谈话会。开会情形真可怜。有人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又如1922年7月3日日记：

 

与在君、景阳、孟和、敦复闲谈，直到早二时半始睡。景阳、在君熟识北大的十年历史；在君知道何燏时做校长时及胡仁源做校长时代的历史，景阳知道夏元瑮做理科学长时的历史。当日北大建筑今之第一院时，胡仁源、徐崇钦、沈尹默皆同谋。〈故景阳首〉后来尹默〈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又反怨徐、胡两人；及蔡先生来校，尹默遂与夏元瑮连合，废工科以去胡，分预科以去徐。后来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蔡先生与尹默遂又借文理合并的计划以去夏。我当日实在不知道种种历史的原因，也不免有为尹默利用的地方。其实（据景阳说）夏浮筠当时即召集景阳、星枢（俞）、冯汉叔、张菊人等谋抵制的方法。浮筠一生大模大样，得罪了许多人，故他们不肯帮他；他们最恨他废止年功加俸和每年更换聘约（后一事实是我发起的，我的意思在裁人，而后来由浮筠与仲甫两个学长起草，仲甫推浮筠，淳筠于稿上大书“夏元瑮拟”，故人只知为他的手笔。后来评议会改每年换约为第二年换续约，以后不再换．更失原意了。）两件事。结果便是浮筠出洋，景阳代他。景阳们虽不肯助浮筠，而也不愿“本科”学长归仲甫，故景阳首倡废学长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议后来久不提起，直到后来蔡先生欲辞去仲甫而不欲仲甫居辞去之名；恰好那时景阳调教育部为专门司司长，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当时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而不管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一面尹默亲来我家，说百年（陈大齐）等的意思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经济系主任）。我本来不愿当选，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当时我声明要推举俞星枢，开会时我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当时景阳不曾投票，故结果为星枢与寅初各三票，蔡先生加寅初一票，遂举寅初。但后来尹默与寅初又成冤家，至今不已。我对尹默，始终开诚待他，从来不计较他的诡计，而尹默的诡计后来终于毁了自己。而阴谋家的流毒，至于今日，恶果愈显出来了。

 

多少人咏赞胡适“温文儒雅”，有永远让人“如沐春风”的风度。但在曲曲折折的叙述中，“阴谋”、“诡计”之类却贯彻始终。在胡适的潜意识里，北大个个都是阴谋家，所谋都是为了“废”谁“去”谁，却不经意间不打自招：我提倡教授会的制度，我发起每年更换聘约，“我的意思在裁人”。试想，一个以学问为天职的教授，怎会时刻想到“裁人”？说别人是“不配出锋头，偏要出锋头”，言下之意，自己是“配出锋头而不要出锋头”了。废学长之议代以教务长后，“我本来不愿当选”；怎奈沈尹默亲来说陈大齐等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第一次当选为教务长，他们明说要举马寅初”，“但这种手段是我不能忍耐的”，“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故开会时自己先声明不当选，提出星枢来，结果二人各三票，蔡先生加马寅初一票，遂举寅初，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这段历史，在沈尹默《胡适这个人》也得到印证：

 

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许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们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轻，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

 

沈尹默向为蔡元培所信任（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是他向蔡元培建议的），学校方面应该爱护年轻的胡适，“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不料胡适却目为“阴谋家”。而从蔡元培加马寅初一票的反应看，他对胡适的表现也是不以为然的。

 

实际上，胡适更看重的是文化领导权。1921年10月11日日记写道：“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徐子明评论道：“（胡适）竟一跃为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惟一的领袖，同时又捧末代翰林蔡元培当傀儡（蔡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又做过教育总长），组成一个死党来操纵全国的教育权。凡教育部长或大学校长缺人，甚至中学校长缺人，总要直接或间接和这个死党有关，才配去做。其目的不过要培养无数的徒子徒孙充满於各界，以备自己思想界学术界领袖的地位，能变成全国政治上的领袖。”（《胡祸丛谈》第85页）话虽然讲得不好听，却道出了胡适横扫文坛，争夺霸权的实情。

 

贰

 

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再说媒体。“不胫而走”，声名远播，靠的是媒体传播之力。胡适深谙此道，历来对出版社与报纸重视，这是他“善假于物”之又一道。

 

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要求列入“北京大学丛书”，有人认为是“抄袭之作”，不予认可；经蔡元培力荐，商务印书馆勉强接受，以30元低价买下。蔡元培序为之吹嘘：“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又盛赞《大纲》的“四大长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1919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三年之内再版七次，竟让胡适颂声四起，誉满天下。

 

 

1921年12月初版《胡适文存》

 

尝到了甜头，便在1921年12月出版《胡适文存》四卷，1924年出版《胡适文存二集》四卷。按，古有“别集”一类，其自制书名者，始于南齐张融《玉海集》，大凡题《××集》；而书题作者姓名者，多为后人追题，如《扬子云集》、《蔡中郎集》、《孔北海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等。1921年胡适年方三十，就敢以己名名集，且加“文存”二字，自诩其文必存。不想亚东图书馆操作圆熟，经营得法，双方都大获其利。胡适1928年12月日记有亚东图书馆的对账单，所列《胡适文存》帐目为：

 

《胡适文存》初集，十一版共印43000册，定价2.20圆（平装本），版税15%，计14190圆。

 

《胡适文存》二集，五版共印18000册，定价2.40圆，版税15%，计6480圆。

 

胡适还善于给自己做广告。1927年2月《整理国故与打鬼》写道：“西滢先生批评我的作品，单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学史》。西滢究竟是一个文人；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但我自信，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巧妙地借“批评”西滢为由，既自诩“以文章论，《文存》自然远胜《哲学史》”，又吹嘘“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试问，世上哪有如此厚颜无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

 

 

1924年11月初版《胡适文存二集》

 

为推销自己的书，胡适还真打了广告。《国语文学史》新月书店出版后，打出一则广告道：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堪称古往今来最绝妙的广告词。更为有趣的是，这部1921年冬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国语文学史”的讲稿，后由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封面上有“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书前有黎锦熙的“代序”。由于广告上说，“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与事实不符，让钱玄同有了意见。胡适连忙写信解释，说出版商也无恶意，本意无非借重“大名”登广告，况且北京文化书社翻印此书作同学的参考讲义，不是为牟利，自己也不好责备；但作为新月书店董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代为负责”，向钱玄同请罪。经过这一番折腾，无疑扩大了《国语文学史》的影响。

 

 

胡适著《国语文学史》

 

胡适与报刊记者的关系也不一般，1921年7月17日日记：“晚间到《申报》馆看史良才，《时事新报》馆看张东荪，《商报》馆看Sokolsky[索克思]，《时报》馆看狄楚青，《神州日报》馆看张丹斧，皆不遇。”就中与张丹斧的交往，更是耐人寻味。1921年7月20日日记写：“今天的《商报》有张丹斧和我开玩笑的一篇文章。”中贴一份剪报，题《胡老板登台记》，作者署名“丽天”，文章说：

 

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胡适之，应商务印书馆高所长的特聘来沪主撰，言明每月薪金五千元（比大总统舒服）。高所长亲至北京迎来，所有川资膳宿，悉自请馆担任。今日为到馆第一天。该馆扫径结彩，总理以次，均迎自门首。会客室编辑所均油漆一新。另辟一室，器具悉为红木，左图右史，明晶却尘。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方之省长接任，有过之无不及。所内著名的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分班叙谭，宛如下属，实为我秃笔文人扬眉吐气。其薪金优遇，诚开我国文学家未有之奇局，可谓勿负十年窗下矣。（十年海外不算吗。）然胡博士是创新文化的人，其批评为重要职任。今被收买，将来对于该馆出版应如何评判呢，恐怕要失于公允了。再闭目一想，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么？那里是什么文学家就职，简直同剧界大王梅兰芳（何不说谭叫天）受天蟾舞台的聘第一日登台一样。将来商务印书馆一定大书特书本馆特由北京礼聘超等名角求沪，即日登台了。

 

张丹斧（1868-1937），本名扆，又名延礼，上海《晶报》的主笔，为人玩世不恭，善作打油诗与小品文。他虽与胡适观点不同，关系却不失亲昵。这篇开玩笑的文章，中有许多夸大的事情，如商务印书馆月薪五千元，著名编辑均由胡博士一一延见，只要稍加澄清，便可化为乌有，但胡适要的就是这种玩世文所传递出来的“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哲学教员”、“新文学的泰斗”的效果，好让自己的声名从此深深种入读者的脑际，所以与张丹斧的关系，得以长久维系。

 

《申报》1928年3月18日载无畏庵主《许杨联欢宴中之谈片》，文末云：“车中忆席间胡博士极称本日《上海画报》张丹斧所作之白话诗，内有‘其实何尝绑肉票，分明正是出堂差’二句，一再激赏，愚遂□车至南京路购阅。”1929年３月19日自作《答丹翁诗》，跋云：“丹翁忽然疑我怪他，不敢不答。”诗曰：

 

庆祥老友多零落，只有丹翁大不同。

唤作圣人成典故，收来干女画玲珑。

顽皮文字人人笑，惫赖声名日日红。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

 

“多谢年年相捧意，老胡怎敢怪丹翁”，不正道出对小报记者廉价捧场的感激么？

 

叁

 

再说洋人。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只记了1917年5月6日与5月30日和杜威的两次见面，但1937年7月20日写于太平洋船里的《〈留学日记〉自序》，忽然自说自话地写道：

 

在这里我要指出，札记里从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的绝大影响。这个大遗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记里。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学革命的讨论成了我们几个朋友之间一个最热闹的题目，札记都被这个具体问题占去了，所以就没有馀力记载那个我自己受用而不发生争论的实验主义了。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革命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札记的体例最适宜于记载具体事件，但不是记载整个哲学体系的地方，所以礼记里不记载我那时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学史》论文，也不记载杜威先生的思想。

 

这种“此地无银”的表白，是要掩饰“暴得大名”的另一个秘诀——挟洋人之揄扬为己造势。

 

1919年，胡适以学术交流为名，促蔡元培邀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中国之行，无薪俸是假的，所有开销都由邀请方支付。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辞职离京，使北大的承诺不能兑现，杜威在的薪水没有着落，胡适对蔡元培生极大意见，最后由私人组织尚志学会、新学会与和清华学校分担。杜威在中国一年零三个月，看到原本瞧不上的胡适，居然有炙手可热的权势，大为意外，在给女儿信中引陶孟和、郭秉文的话，说胡适“方面太广了，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哲学，不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已经付梓。他从事文字、戏剧的改革，翻译易卜生、莫泊桑之外，还是用白话而非文言写诗的第一人。总之，他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第78页），方真正认下了这位中国弟子，默认为自己在中国的传人，1927年胡适再到纽约，经杜威通融终于拿到博士学位。胡适借用杜威之名，也扩大了自己的声望。杜威4月30日下午抵达上海，胡适以北大代表名义到码头欢迎，送入沧州别墅，各家媒体预告：“五月二三两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后3时（暂时）在省教育厅开演讲大会，已分送入场券。”到了5月2日，各报又发出更正：“杜威博士演说改期”；而由杜威博士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博士于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西门外林荫路该会会所演说实验主义，以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说之导言”，5月3日的《申报》对此即有详细报道。可见杜威的到来，遂成就了胡适的热身。5月3日和4日杜威正式登场，作了两场《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百馀青年冒雨赶来，“座为之满，后来者咸环立两旁”。多数演讲由胡适为之翻译，人们普遍的评价是：杜威的口才并不好，反倒是胡适的翻译，声声入耳，给听众留下难忘印象。胡适还将讲演发于报纸杂志，又汇编成书交北京晨报社出版，在杜威离华前重版十次，每版印数都是一万册。到了1921年，胡适在北大开设“杜威著作选读”，将自己树为最权威的杜威专家。胡适的声名，因向杜威“受学”而增光；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因胡适的宣扬而益大。

 

 

《申报》报道胡适演讲详情

 

到了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起评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通过一番巧妙的运作，胡适得以顺利入选。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对此有极好的剖析：他在自己所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过于偏颇，“批评”那是在华外国人的把戏，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立场，且拟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这一有别有居心的举动，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评选结果揭晓，分“正榜”、“副榜”各十二名：

 

“正榜”的名次与得分是：1、孙中山1315分；2、冯玉祥1217分；3、顾维钧1211分；4、王宠惠1117分；5、吴佩孚995分；6、蔡元培965分；7、王正廷925分；8、张謇915分；9、阎锡山724分；10、余日章703分；11、黎元洪671分；12、胡适613。

 

“副榜”的名次得分是：13、颜惠庆513分；14、梁启超474分；15、陈炯明378分；16、段祺瑞356分；17、章太炎328分；18、施肇基278分；19、聂云台252分；20、李烈钧237分；21、唐绍仪222分；22、郭秉文181分；23、黄炎培178分；24、康有为155分。

 

胡适恰在“正榜”之末，不但凌铄政界风云人物陈炯明、段祺瑞，且压过学界元老梁启超（多139票）、章太炎（多285票）。胡适入选后，立刻“忘记”此前对评选的批评，因为他从此就有资本自称“全国最受欢迎的领袖”、“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了。

 

胡适1928年的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三则，均选自“Nation”.Vol.124,NO.3212。第一则主要内容是：

 

胡适已重返美国。大约十年前，他离开美国——当时，他还是个谦逊的中国留学生，因其荣获学生论文奖、编辑中国留学生杂志而崭露头角。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他勇敢地推进了中国的白话文（一种为人们所不齿的口语）运动，他对中国的贡献可以与意大利的但丁和彼特拉克相媲美：他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打开了文化教育的大门，而这些人在过去是永远不可能掌握复杂的古汉语的。他号召国人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作，认为用白话文创作的著作具有不容置疑的价值和生命力。白话又是为旧文人所不齿的一种大众语。数百年来，汉语书面语言脱离了生话，而文学却不能将生活拒之于门外。中国的学者鄙薄小说，而胡适从近两百年印刷质量低劣的白话小说中找出了数十部，发现这些作品完美、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不留斧凿之痕，没有传统学者的酸气与迂腐。他重版了这些作品，并附以研究介绍——虽然市面上有仅花几分钱即可购得的廉价版本，而这些价格昂贵的版本却被抢购一空。他的《中国哲学史》（卷上）连续两年名列中国畅销书之首。他用大众的语言创造了许多诗歌、戏剧、随笔：正是这次文学革命才推动了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有幸聆听这位哲学讲座的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发现，他还是一位具有灵性的艺术家、和蔼可亲的哲学家，他对平民运动具有一种直觉的领悟力。

 

报道说：“两年后，从中国传来消息说，某杂志通过投票推选他为十二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当选者中有的年龄是他的两三倍。”可见《密勒氏评论报》评选影响之巨。

 

到了1925年，又借美国人勃德之手，厕身200“中国近代名人”之列，且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领袖”。《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从A到H，计有：

 

第13页：冯国璋；第37页：赵尔巽；第41页：张勋；第49页：张誉；第53页：朱葆三；第57页：何东；第81页：周自齐；第89页：靳云鹏；第97页：周树模；第113页：张作霖；第121页：冯玉祥；第169页：陈锦涛；第189页：张志潭；第205页：范源濂；第217页：张弧；第241页：张謇；第277页：傅筱菴；第293页：钱永铭；第297页：陈廉伯；第317页：周长龄；第325页：周少岐；第333页：陈廉仲；第381页：余东旋；第409页：狄梁孙；第421页：冯伟成；第425页：周星堂；第453页：区康泉；第477页：区克明；第481页：程天斗；第493页：吴克愚；第520页：朱榜生；第532页：陈纪邦；第564页：韩国钧；第568页：赵恒惕；第576页：齐爕元；第580页：褚耀南；第592页：张锡元；第596页：张福来；第616页：蒋尊簋；第620页：傅良佐；第632页：张载扬；第668页：朱兆莘；第672页：薛笃弼；第700页：陈介；第712页：邹鲁；第716页：何丰林；第720页：陈世光；第728页：陈其瑗；第740页：程潜；第743页：傅秉常；第767页：张开儒；第775页：张宗昌；第790页：张培荣；第794页：范石生。

 

1925年时北伐战争尚未胜利，战争时期入《图鉴》的“中国近代名人”，有不少是地方军阀，其间有许多后人不熟悉的名字，而胡适竟然跻身其间，可见他之不同凡响了。

 

 

《中国近代名人图鉴》目录首页

 

1933年7月7日胡适日记，附有英文剪报一则，题为《胡适博士在夏威夷大学演讲人生哲学》，作者埃德娜．H．劳森。报道说：“昨晚，夏威夷大学演讲厅挤满了兴致盎然的听众，他们聆听胡适的演讲‘人生哲学’。胡适是中国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诗人。他是白话文运动的领袖。白话文由此成为一种书面语言。他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这位杰出的绅士也是太平洋关系学会计划委员会主席，北平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胡适博士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很偶然的事，起因是一批大学生关于诗歌语言的一场争论。语言的变换在学校已成为一个事实，文言文被译成白话文。胡适博士在演讲结尾时说：‘我的哲学是，要对你所说的和所想的负责，记得佛教有句话：“功不唐捐”。将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念：要对自己担干系，并且要记着，每一件事情都会产生不朽的影响。’”

 

《胡适与国运》提到，1954美国出版的《基本每日百科辞典》第257页，有胡适的词条，中曰：“胡适1891——中国学者和外交家，学于美国，发明白话。”评论说：

 

吓！“发明白话”？这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以为编者在“发明笑话”了！自有人类以来，即有白话，最原始的文字，便是白话文，诗经便是最好的白话诗，而且“孔老二”也把它删选过。（大约因为“孔老二”手快眼快，想争“发明”权，胡先生才与他结下血海深仇，务要把他打倒）后世的语录、词曲、传奇、鼓词、弹词……等等，多用白话写成。在几千年前，便有白话文，以后还不断在各方面流行着。讲到文字进化的程序，一定是先有白话，后有文言，那么，即使不说提倡白话文是“开倒车”，至少也应说白话文是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文字，提倡这种文字，不过复古而已。如果说“复古”，谁肯跟随？胡先生是聪明绝顶的“假语村言”专家，明白这点，于是把白话文套上一顶“新文学”的帽子，便马上取得了胡记的“发明”权，真是妙手空空儿的本领！多少中国青年入其彀中，怎能怪外国人受他欺骗呢！（第34页）

 

最为“胡迷”津津乐道的是，胡适获得36个博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证明国际文化界学术界对胡适的尊重和认可”云云。殊不知荣誉博士的授受，取决于双方的需要。就大学而言，无非想借某人的名声来宣传自己，原是当不得真的。再说，你不跑到门上去招摇，人家怎会凭空授给荣誉博士呢？

 

1937年8月19日，蒋介石命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进行抗战宣传”。但胡适在美期间近似“无为”，即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四不”政策，他最忙的是疲于演讲，用唐德刚的话说，是“捞鱼摸虾，耽误庄稼”，既然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忙着谋取博士学位也：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多伦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2年，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馀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不明白的是，胡适之所以热衷于荣誉博士的头衔，不过是想用34个真的荣誉博士，来掩饰一个冒用了十年的假博士而已。

 

要之，胡适深既受徽商经营之道的熏染，又深谙美国投票选举之奥秘，异常注重全方位的社交，“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学、商、官、洋四界都下了很大功夫。他的“暴得大名”，是权力——资本——媒体三位一体的产物，既不值得艳羡，更不值得炫耀。

 

 

徐子明著《胡适与国运》

 

肆

 

“暴得大名”，其实是带有贬意的。陈婴者为东阳令史，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史记·项羽本纪》）“暴得大名”虽然不祥，胡适却乐此不疲，因为它带来名利双收，带来了“待遇世界第一，版税中国第一”的“行乐要及时”的“男性唱和圈的空间”（江勇振语）。但这样一来，所谓“学问事功”，就不可能“夙夜匪懈”了。

 

诸葛有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胡适镇日处于妇姑勃豨、叔嫂斗法的状态，加之忙于社交应酬，根本没有读书治学的时间与心绪。林语堂译温源宁《胡适之》中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的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馀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向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话。到了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他的日记。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书。”可为传神之极。

 

沈尹默则回忆了两件事：一件是听陈仲恕讲，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因事到他家里去，书房里有一张大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地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式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沈尹默评论道：

 

因此之故，才晓得一九二四年以后，北大学生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是有正当的理由的。但是中学生们还是欢喜读他的东西，这是什么缘故呢：一则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清楚，容易了解，再则他往往单凭他的主观愿望去处理每一个问题，轻易下断语、作结论。中学生读书少，不能够发现他的轻率武断的毛病，反而佩服他说得那么简而明。其实，不是用简单化的手段就可以了解一切学问的，凡稍微多读几本书的人，就很容易看出他文章中的漏洞。所以我以为他对于一般人的影响，是一时的，不会是永久的。他自己曾经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所以开风气这一点，一般人都是认为他的功劳，其实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是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者是吴又陵，他不过跟着尽一些宣传力量。他又善于自吹自擂，一般人不知底里，却把这个功劳归到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去了。

 

徐子明《胡适与国运》，描述一位“胡迷”与人的争论，道是：“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考古家，不料讲到考古，人家总推尊李济，董作宾，陈垣，罗振玉，王国维……（他们念了三十多个名字我记不清了）；再问下去，他们又提到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毕沅，阮元……（又念了五六十个），我听得不耐烦，便大声反问：‘五千来年，对于《红楼梦》、《醒世姻缘》、《水浒传》……的考证，有谁敢与胡先生较量？’幸亏有这一手，才把他们吓退。”（《胡适与国运》第36-40页）也真实反映了“对胡博士的信仰减低不少”。

 

荀子《劝学篇》云：“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唐德刚说：“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胡适杂忆》第39-40页）有人说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种印象，实源于名为“札记”的日记。为什么要早早出版题为《藏晖室札记》的日记？就是因为盛名太过，无以服人，便将读书札记公布于众，以博早慧、渊博的名声，仿佛能在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之间穿行，以显示学问之高深，不过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的文抄公罢了。

 

唐德刚以《三分洋货，七分传统》为题，概括胡适治学的方向。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搞西方文学翻译，以为中国“树立榜样”的，但他只在年青时译过几个短篇，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应该大写一点白话诗，以为新型诗人“树立榜样”的，但是他只在年青时“尝试”了一阵，就收手不干了；按理而论，胡适是不应该对中国“死文学”感兴趣的，但他还没有迈出年青阶段，就开始“整理国故”了。原因很简单：欧美文学功底不行，只能回头来弄中国文学；当然，他是能找到借口的：为了推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给青年人做学问的方法。徐子明一针见血地说：

 

胡先生的成功，向不止此！最妙是拿中国的东西骗外国人，又拿外国的东西骗中国人，这真是洪钧老祖不传之秘。你想，我们中国人，能学贯中西的有几人？外国人懂得中国学问的更少了！拿一点皮毛工夫，两边骗骗，真是何等容易！即使识破了这套的人，又“识法不破法”，一笑置之，谁去拆穿西洋镜？所以他打响马锣，演演魔术，愚夫稚子，无不信以为真。“假语村言”，哪不大行其道？你看他拿中国的诸子百家，去考取哲学博士，在美国又专讲中国文明；在国内呢，他又大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了。其实他对于民主政治固是外行，对于科学更是一窍不通。据他自白：他初到美国，本是学农，因为教师数他选种，他是不辨菽麦的书呆子，无法交代，自知终身不能入科学之门，还不如拿中国老东西，骗骗外国人，来得容易，所以不到几个月，便改了行。后来，他又自觉文学一途，就是坐飞机也追不上那班老家伙，而且当时的大学生，国学根底也不坏，于是又出奇制胜，要提倡“新文学”来打倒“旧文学”，而且用些外国的体裁。当时的老学究，已不屑做白话文，何况要采用外国格式？不懂文学的，迅雷不及掩耳，不得不向他低头。假如不玩弄这一套，他一辈子也出不了头。其实他那《改良文学刍议》大份都是抄袭顾亭林的，其馀都是从前的“老生常谈”，就因为“文学放”，迎合低级趣味，才使竖子成名。以后他又拿白话文导师的头衔去骗山姆叔，真是“亿则屡中”了！（《胡适与国运》第36页）

 

 

江勇振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

 

钱穆说，胡适“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以言以人，两无可取”。尤为可笑的是，胡适让自己也上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当。他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翻检则有之。1937年，胡适相信孟心史的话，认为戴东原“作伪实可恶”；及读王国维《戴校水经注跋》，对“赵东潜作《水经注释》全部为戴东原所窃”公案提出大胆怀疑，因为在戴震是自己安徽同乡，“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东原申冤”，于是上下求证，用了将近二十年功夫，论证了戴东原“无窃书之事”，可惜徒增纠纷，无补于事。正犯了王国维所说的毛病：“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细心苦读原典，融会贯通，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方是治学的正当门径。徐子明评论说：

 

胡先生在美国十年，除了做中国图书馆管理员外，全部精神，都用在《水经注》的考据上，这种不朽的盛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料他考据出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妙论，却被台湾享盛名的女文学家说是“一钱不值”，“决非现代学者口中之所出”（原文见《中华画报》十三号）。他那种“火凤凰”的“大胆假设”，真是令人喷饭；大抵因那位女作家没有去“小心求证”罢。（《胡适与国运》第39页）

 

其实，胡适何尝看不出戴震的抄袭？他的意念发端，实源于抄袭谢无量的潜意识。此举的客观效果，除搜集到四十一种郦注版本外，还为没能完成《哲学史》等伟著找到借口——那是因为把心力都放到《水经注》上，“往往废寝忘食，夜间做工到天亮”啊。请看他1952年12月5日在台湾大学讲演：

 

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做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唐德刚说：“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牟宗三说：胡适“对中国哲学一点都不了解，没有一句相应的话，所以只写了上卷，后来也写不下去了，转去做考证，考证禅宗，也以外行人瞎考证，……其实他是真的外行。以像他这种人来领导学术界，出大风头，这当然非国家学术之福”，都是说得很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