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民国文人兼政客，解放后曾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又名声鹊起，被公知们捧上了神坛，简直奉若神明。

一个网名叫“摆古论今”的，在自己的微博中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冯顺弟，23岁守寡，她不识字，但对唯一的儿子悉心教育，从不在别人面前批评儿子，以免伤到儿子自尊心。但每天早晨，都要对儿子晨训，儿子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全都跟儿子讲清楚道理，告诉儿子错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也要为儿子买书。她的儿子是胡适，后来成为大思想家，一生得过35个博士头衔。”

不明就里的人看了这个帖子，会顿生感动，进而赞叹：啧啧，一个伟大的母亲哺育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真的是这样吗？

本人其实无意于研究胡适，因为此人不配消耗在下的精力；但既然公知们如此抬举此人，奉之为偶像，赞之若神明，那就不妨粗线条地梳理一下胡适的人生，看看这到底是个何许人物。

一、胡适的人品好不好？

既然母亲对胡适这个儿子家教如此之严，胡适该出息为一个好孩子吧？其实不然。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一直呆到1910年。其间，胡结识了一个德国人，名叫何德梅(Ottomeir)，原是中国新公学的教员，一个洋混混。胡适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旧社会那一套堕落行径——吃喝嫖赌，全都学会了。“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这种种情况，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据现存的59天版本《藏晖室日记》（己酉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藏晖室日记》，收入《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上册。）每日里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与戏子往来，便是逛窑子，几乎天天如此。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着打—— 7月17日： 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另一家妓院，妓家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 真是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堕入浪荡的深渊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说胡适毕竟浪子回头，把吃喝嫖赌的毛病改了。其实不然，1911年胡适赴美留学，到了美国依然逛窑子嫖洋妓，从美国回国后还是继续逛窑子嫖妓，甚至拉着徐志摩一起去嫖妓。

那么，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坛之后，胡适的生活不荒唐了吗？人品变好了吗？也没有。蒋介石评价胡适曰：“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 人们或许不知，奇葩胡适博士，正是今天拿钱发帖的公知水军们的祖师爷。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透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台湾是多么自由》一文，竟让蒋介石掏了15000美元！蒋介石曾说，胡适“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而胡适的作为恰恰印证了蒋的判断：给它喂上几口，这只“野犬”就会为主人“狂吠”几声！

胡适一家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是切切实实受过传统宗族救济制度恩惠的人。成年之后，很多人都能够对宗族传统保持着一份尊敬与珍重之情，认为宗族是“吾国人道主义精神的生长点”。而青年胡适则成为一名致力于反传统的公知，说“吾国之家族制，实亦有大害”。胡适这么说，实在是忘恩负义。

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对其知之甚深的蒋介石长出一口闷气，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此联看似称颂，实则颇含嘲讽之意。

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同居。“摆古论今”微博里吹捧胡适母亲教子甚严，还用了一副女性照片，但那人其实不是胡母，而是胡的情人曹诚英——胡适三嫂的妹妹。原来胡适在同江冬秀举办婚礼的时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曹诚英。胡吃了窝边草，曹便怀孕了。为了爱情，曹毅然离婚，北上找胡适逼婚，如同现在的小三逼婚一个节奏。 这就是蒋之挽联上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来源。

曹诚英带子逼婚，胡博士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吓得胡博士抱头跪地，再也不敢重提离婚之事。曹无奈堕胎。这就是蒋之挽联下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来源。

1962年3月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这是蒋对胡之死所作的结语与真实评价。

二、胡适的学问深不深？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顾晓绿：《1912-1949民国映画：一言难尽》，团结出版社）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笔者曾与之谋面请益。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也不以为然：“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摘自《胡适杂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大孔庆东兄在其微博中也对胡适作了一个入木三分的评价：“胡适参与了很多开风气的文化事件，有他应该肯定的历史地位。但其学问才华品德都是三流的，无一句超过普通教授水平的话。年轻时被学界蔑视，后来老前辈死光，他又勾结官府，残害学生，被老蒋当做玩偶利用，名气大了起来。近年大陆的果粉汉奸暴增，找不到精神领袖，就把这个瘪三捧了起来。”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即大不佳，胡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令他反感，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作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

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一个崇洋，一个守旧；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参见余斌：《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万象》杂志）

三、胡适的骨头硬不硬？

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期间，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触及了解共济会。康奈尔大学是得到共济会、光明会基金资助创办的大学。另据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适记：“夜往访L. E. Patterson之家，夜深始归。是夜偶谈及Freemason（规矩会）之原委始末。”1914年，胡适24岁。经推荐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共济会著名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

共济会，乃白人种族主义的最高秘密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消灭所谓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极为反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加入了共济会，就意味着必须遵循共济会的宗旨，在中国为共济会工作，说白了，就是专干损害中国利益、背叛国家民族的事。从此，胡适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此相关。具体说，就是亲西方，在中国推行西方自由主义，反共，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其从美国归国后，便纠集同伙，发起组织了一个“疑古派”，主张中国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历史，即便东周以后的史料也“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胡适一伙“大肆贩卖西方学者之唾余，以民族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企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同时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打开空间。这是胡适对中华民族的大逆不道。

反对爱国主义，贬损民族精神，是胡适一贯的政治倾向。早在1915年，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胡适全集》第28卷第129页）。今天的公知们咒骂爱国者为“爱国贼”，与他们的祖师爷胡适真是一脉相承。

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胡适作为学界领袖，非但不主张抵抗，反而呼吁妥协。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爱国民众的谴责，而胡适却为之辩解，声称“非如此不可”。1935年，他致信蒋介石，竟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其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对此，鲁迅先生讽刺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蒋百里将军发表文章，科学分析中日国情，坚定地鼓励国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凑“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甚至将爱国军民的抗战呼声污蔑为“歇斯底里的风气”。他要求国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来举行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还说什么，“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的歪理邪说让爱国者深感气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程潜将军说：“胡适是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则要求“逮捕胡适”。当时的青年学生致信胡适骂道：“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

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胡适等北方学者。陶希圣回忆说：“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摘自陶希圣《由牯岭到南京》）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值得玩味的是，后来张自忠英勇战死于抗日沙场，悼念、讴歌张将军者从国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万，而胡适却不置一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在民族立场上的软骨病，决定了他必然和汉奸走得很近。走得最近的，当然就是汪精卫。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国后，舆论一片责骂，而胡却默然。1944年汪死于日本，国人拍手称快，胡却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一个汉奸，在胡眼里竟成烈士！蒋介石对胡的评语可谓深入骨髓：“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文化买办”，蒋介石对胡适的定性可谓精准。

四、胡适的贡献大不大？

胡适如此之多的不堪，让公知也深感难堪。于是有人提出，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真是这样吗？且看历史的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适觐见蒋介石。蒋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可是，胡适之到了美国后怎么做的呢？日寇侵华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胡适在美期间则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既然他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

忙着谋取博士学位。

其实，赴美之前胡适已有了4顶博士帽，但还嫌不够多。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授予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美国8所大学——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授予胡适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至此，他的博士帽有14顶了。

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前者全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佛蒙特州的密特勃雷大学、密达伯瑞学院；后者是麦吉尔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多伦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

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其中两个是名誉文学博士：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州立大学；其它8个是名誉法学博士，分别是：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罗切斯特大学、奥白林学院、威斯康辛大学、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第纳逊大学 。

此后，美英大学又陆续授予胡适5顶博士帽。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胡适却在大弄博士学位，前前后后一共弄了36顶博士帽！

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上。1942年10月13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蒋介石这段日记透露的信息是：胡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国，连该说的话都不肯讲。外间传说美国之所以不与日本妥协，且最终与日本决裂，都是胡适的功劳，这完全是扯淡。其时，国民政府正与美英商议废除列强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估计，若此时尚未将胡撤换，则废约之大功可能又会归之于胡，那样的话要撤换他就更难了。故蒋感叹，文人名流的“为国”不过如此而已。

五、胡适的胸怀宽不宽？

在清华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考试中名列第一，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泽东的诗词。1958年，他亲自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翻译成英文发表，四处推介，赞赏备至。然而，却遭到胡适的反对。在胡适的纽约公寓里，两人就此发生争执。胡认为何对毛诗评价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何据此认为胡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诗之外，胡适还认为，陈寅恪不过尔尔，也就是记性好而已。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适的自负并非基于其真才实学，而是缺乏容人之雅量。胡适对毛诗的非议，还见于《胡适日记》。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便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此通韵法。”（参见《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页）其实，深谙诗词格律的毛泽东对于韵脚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释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说明毛泽东在此破韵，只是不想因韵害意而为之。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是一种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稍加变通，不正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反之，了无诗意，缺乏诗味的句子，即便切韵合律又如何？显然，胡适如此胶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将毛的《蝶恋花》贬得“没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实质上属于羡慕嫉妒恨。至于其“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这句话，则更属于一种虚妄无聊的自负。不配上你的中国文学史班的毛泽东，却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不但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甚至影响了世界力量对比的大格局。胡适全然不见泰山之鸿巨，而独拿诗词挑刺以作障目之论，只能说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狭窄。况且，仅以诗词而论，胡适之诗词与毛泽东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

恰巧，毛与胡均写过《沁园春》，不妨搁在一起，两相比较一下：

胡之《沁园春》：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毛之《沁园春》：

北国冰封，万里雪飘，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心平静气地说，两首词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胡词气势孱弱，想象乏力，文辞更有不逮。其词既不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更不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人们想象中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归来，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呼啸前进的英姿勃发、顾盼自雄、风华正茂的形象颇有不合，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毛词相比，胡词差矣；作为中国新诗之开山鼻祖，即便在新诗百年长河中，胡诗也差矣。胡适在诗词上对毛找茬挑刺，实乃自讨没趣。其对毛之苛刻，缘由似有两点：一是因主义对立，故而在主观情感上不愿认同毛的成就；二是因自知不如而内心自卑，故在对待毛之事上不能像其对待他人那样优游自如。胡对毛如此刻薄，而毛对胡评价如何呢？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平和地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参见唐弢：《春天的怀念》）毛、胡互评，两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此段内容参见于朱向前先生的《从两则史料看胡适评毛诗》一文，《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六、胡适的主义真不真？

一个人，倘若抱定一种主义，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即便不为他人认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适并非如此，而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闲极无聊的溥仪把电话打到了胡适家：“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胡博士受宠若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溥仪《我的前半生》）

胡适兴奋莫名：皇上要召见我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为此，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文中颇为得意地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其兴奋之情、骄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见之后，胡博士兴奋之余，还给庄士敦写了封信，描绘令其骄傲难忘的场景：“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博士，在封建废帝面前的表现！

为此，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蒋召见胡适之》一文，把胡博士讥讽了一顿。鲁迅接着加了一把火，说：“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嘛（很明显恶搞胡适之的【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见蒋）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二心集?知难行难》）

是否真的主张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铁的事实是，胡适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在台湾，胡适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蒋公，但不容许别人也如此做，别人谁批判蒋介石那胡适就批判谁。以致美国人都调戏胡博士说：“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智效民 ：《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

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赴美后反水，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引起舆论震动。刚刚指责“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的胡适之，看到这篇文章后是什么反应呢？

胡博士大为光火！蒋公也是你们能黑的？要黑也只能我来黑！蒋介石则大为着急！赶紧派人给胡适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仅写信批评吴国桢，还大笔一挥，展开反击——闻名遐迩的洗地奇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出笼了！由此拿钱发帖之事例可见，在金钱利益与民主自由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钱利益一边；在政治需要与事实真相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边，一切都由着他胡喷！

胡适大节不端，小节亦然。一是其品德不怎么样，这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一类人身上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二是其学问不怎么样，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三是其气节不怎么样，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加入共济会，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四是其对祖宗祖国不怎么样，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胡适的一生，姑不论其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也不论其私欲熏心、投机善变，仅以其政治立场论，也是乏善可陈：从“低调俱乐部”到恐日妥协的各种言论，从鼓吹自由主义到甘当蒋家王朝之鹰犬，从崇洋媚外到挖祖坟虚无中华文化，胡适离汉奸很近很近，近到了仅一步之遥。还好，他终究没有跨出那一步，总算守住了底线，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汉奸，而只能称之为文化买办。

总而论之，尽管胡适参与新文化运动，自有其历史贡献与地位；但其道德学问和他的巨大名声是不相配的。胡适，不配成为后人之偶像。笔者和此人无冤无仇，之所以揭一揭他的短，就想说明这一点，以免更多的年轻人上当受骗，被他忽悠成新一代媚外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