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今天,当我们迈进21世纪,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视野下,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审视这场发生在70年前的伟大而惊心动魄的战争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独立与解放之战,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而为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国不仅积极参加了这场空前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经济损失和民族牺牲最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有力支援了盟国在各战场的作战。中国,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
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战中抓住了机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中国是最先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战随即开始,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在《太平洋战争史》一书中,甚至认为“九一八”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在长达六年的局部抗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除了给中国部分道义声援外,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采取了绥靖政策,甚至为虎作伥,坐视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在这艰难的六年抗战中,积贫积弱的中国独自扛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大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一系列抗战,大的抗日战事有:1932年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绥远抗战,还有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成千上万次作战,其中不乏成功的作战行动,如庙行大捷、镜泊湖连环战、百灵庙大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战绩,彰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本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全面抗战,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先后将其陆军30余个师团(占其陆军94%),海军第2、第3舰队(约占其海军兵力2/3),航空部队的18个中队(约占其航空部队60%),投入到中国战场,妄图在几个月内征服中国。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打错了算盘。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落后的武器抗击敌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尽管势单力薄、物质匮乏,仍始终以血肉之躯筑成长城,屹立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40年4月,丹麦败降;5月,挪威沦陷;接着,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相继沦亡。
但在亚洲,中国虽然失去了半壁河山,仍顽强地坚持抗战。
当年,目击中国抗战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颇有远见地指出,“这种情况同拿破仑当年在俄国所遇到的日益加剧的困境相似”,日本虽然暂时胜利,但“绝不可能胜利结束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单独抗击着日本在海外的全部军事力量,并且给予日本侵略军以巨大的打击。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止,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已伤亡44万余人,损失飞机785架,飞行员1000余人。惨重的损失,使日本国力大耗,无力再向中国发动战略性进攻,从此走向下坡路。
正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称赞的那样,“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战中抓住了机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站在了历史前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帮助苏联避免两线作战
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已被中国人民“紧紧捆住”,无力发动侵苏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把苏联视作“绝对的敌人”,一直梦寐以求北进攻击苏联。早在1933年,日军参谋本部就制订了对苏作战年度计划。但一方面因苏军在远东地区戒备森严,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日军如芒在背,打乱了日军的计划。
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把矛头指向苏联。1938年7月29日,日本挑起张鼓峰事件,对苏联进行试探性进攻,但因受到中国抗战的牵制,无法抽调兵力进行增援而告失败。1939年5月11日,日本又向苏联挑起诺门罕事件,结果也因其94%以上的陆军被牢牢地拖住在中国战场而不得不向苏联乞和。
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曾一再催促日本履行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出兵远东,协同德国夹击苏联。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主张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对苏开战。同年7月,日军还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把关东军的人数从30万增至70万人准备实行“北进”。但是,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已被中国人民“紧紧捆住”,无力发动侵苏战争。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承认:“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实际上(对苏开战)办不到。”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抽调大量关东军去对付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使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与苏联远东兵力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因此,即使在德军进逼莫斯科城下,苏联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日本也不敢贸然向苏联进攻。当时苏军统帅部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大胆作出决定,将远东的精锐兵力不断抽调到西线。这些调动加强了西线苏军的力量,为斯大林格勒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整个苏德战争过程中,苏联把东部作为巩固的后方基地,并在这里组训战略预备队,源源不断地投入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战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抗日战争拖住了大量日本陆军。
有力策应盟军太平洋战场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其说日本为英美帝国主义所败,倒不如说为中国民族斗争所败更为重要些”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战拖住了日本“南下”东南亚,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步伐。
日本对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垂涎已久。早在1936年8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就已提出:“帝国当前应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出:“除迅速进行中国事变之解决外,更须趁此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德国也极力促使日本南进,以打击英、美等国的势力。
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像一条铁锁链一样,捆住了日本法西斯,使其难以及时在战略上呼应德、意法西斯的行动。这年秋,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以失败而告终。年底至次年初,经过两期整训的国民政府军队,部分地恢复了战斗力,向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重击。
在敌后战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愈来愈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到1940年已发展到近50万人。特别是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驻华北日军以极大的打击,瘫痪了其在华北的交通线,迫使日军重新认识人民抗日武装。这一年,日军伤亡总数达27万余人,因此,不得不把“南进”向后推迟了一年多。日军寺内寿一大将无可奈何地哀叹:“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
1939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战场牵制的日本陆军兵力在80%以上,从而牵制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相互勾结,延缓了日军的“南进”步伐,为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备时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又对美军太平洋战场给予有力的战略策应。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印度、锡兰已无屏障可恃,印度洋门户洞开,美国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也陷于孤立状态。这时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提出了西进印度洋与德军会师,南攻澳大利亚以夺取美国反攻基地等狂妄计划,气焰十分嚣张。但是由于大部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军大本营未敢采纳海军的冒险计划,仅在西南太平洋发动局部攻势。盟军的压力大为减轻,战线渐趋稳定。
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为了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同盟军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争夺战,但日军又因兵力不足而告惨败。1944年盟军转入大规模反攻,中国正面战场虽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但敌后战场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发起攻势作战。此时日本陆上兵力的64%仍被牵制在中国,太平洋和缅甸战场上的陆上兵力仅为30%,盟军不仅在海空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就是陆上兵力也大大超过日本,从而保证了太平洋战场反攻的顺利实施。到1945年春,中国军队进行的豫西、鄂北和湘西会战,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打败了日军,此后正面战场乘胜转入反攻。敌后战场遥相呼应,发起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南乐战役、安饶战役、蒙阴战役、阜宁战役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其说日本为英美帝国主义所败,倒不如说为中国民族斗争所败更为重要些”,日本陆军主力“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支援美英盟军东南亚战场
中国入缅作战不仅确保了滇缅国际公路的畅通,还确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会师中东的企图
1942年春和1943年,中国派出最精锐的部队组成远征军,两度入缅作为主力在英美盟军配合下作战,向世界显示出了中国军队不俗的抗战能力和战斗精神。不可一世的日军突遭中国精锐部队打击,不得不哀叹遇到了劲旅。在同古一战中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横田大佐在日记中写道:“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术性胜利,多次为英军解围。远征军第200师在戴安澜率领下,在同古浴血固守,重创日军,成功地掩护了英军撤退。孙立人率新38师,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500多人,以及被困的7000余名英军。可惜,由于盟军缺乏协调一致的指挥和行动,加上英军畏敌如虎,执行错误的“弃缅保印”战略方针,将中国远征军的胜果化为乌有。这次远征作战,虽败犹荣,打出了国威。英美政府给远征军以高度的颂扬,给孙立人和牺牲的戴安澜将军授予功勋章。
1943年,中国远征军进行了第二次赴缅作战。这次作战,远征军势如破竹,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击毙日军4.8万余人,彻底打破了日军的“南进”计划和其在缅北滇西的防御体系,给予侵缅日军毁灭性的打击。入缅作战不仅确保了滇缅国际公路的畅通,而且确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会师中东的企图。
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胜利也策应了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文中就说得很明白:“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中国远征军还牵制了日本缅甸方面军预备队,至1944年7月,滞留于缅北、滇西的日军达10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使缅甸战场日军陷于被动,策应了英军的英帕尔战役,为英帕尔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英国方面指出:“英帕尔战役是东南亚战场的决定性战役”。日本方面也承认,“缅甸战局以悲剧性的英帕尔战役为转折,走向全盘崩溃的命运。”
(作者系国防大学副教授;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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