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24年9月14日）一早，就读了昆仑策网转编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同志的文章（《周力：尤里·沃罗宁谈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这篇文章既介绍了曾于苏联解体前后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副议长）的尤里·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也讨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前途，十分深刻、流畅，向我们传递了很多很重要的信息，解答了我们心中的一些困惑，同时也启发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深刻的认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特就此撰文庆祝。

一、今天我们所处的状况

我们，作为中国人，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取得了历史性的决定性的成功。中国在生产力发展上超越美国已经是势所必然。这一点连美国人都已经不再怀疑了，连美国的政要都想要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了。

然而，从生产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否接近乃至达到了社会主义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是值得掂量的。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规范的说法。我的理解，这种规范的说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存在一些客观问题：从实际看，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完全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呢？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程度上能够打多少分呢？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用中国最富的人的收入和财富去除以中国最穷的人的收入和财富，相差何止万倍？根本不需要用基尼系数等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方法去衡量中国的收入分配了。我在读大学时，中国革命史的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9·13”事件客观上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今天中国出现了许多亿万富豪，改革开放也失败了。然而事实上，苏联的改革失败了，但中国改革开放即使没有完全成功，也并没有完全失败。对人类事业的成败的评价，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从人的角度看，在过去的10多年中，我认识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钧教授、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老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项镜泉研究员等都仙逝了。岁月不饶人，经历了毛主席时代培养，从而拥有极高极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成就，并且在改革开放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人越来越少了。同时，在改革开放中，长期处于媒体聚光灯下的一些“改革先锋”人物有的死掉了，有的已经近乎销声匿迹了。随着中国改革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产生出一些矛盾。地铁上可以看到有年轻人拿起《毛泽东选集》来读了。网上报道，清华大学等高校图书馆外借书目中，《毛泽东选集》处于高被借榜单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进入新时代了。有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中华民族之幸，也是人类之幸，因为中国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了，人类也要进入后美国时代、美国之后的时代了。

在面临时代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必然面临许多问题。原有的发展模式无能为继了，新的发展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各种人物都在表演、都在行动，试图将历史拉向偏向他们的一边。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表演、行动中的许多都会被淹没，但它会让时下的人们感到惊心动魄。原有的发展模式的无能为继，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失速。一些著名学者主张或者赞成中国发债。然而，债务不是好东西。马克思说，国债是资本实现原始积累的手段之一。在今天中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国债可能是资本保值增殖的手段。如果国家发行大量债务，必然导致中国寻求国债的大买主，必然面向国内外大资本发行。大资本则必然索要一个较高的收益，而提供这个收益的，只能是中国的老百姓。假设一个人有1亿元人民币银行存款，买了1亿元的国债，按3%的国债年利息算，每年不用干任何活，就可以拿到300万元收入。这个收入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因为他没有干任何活，就有这样的收入。300万元本来可以养活30个年薪10万的劳动力。所以，发行国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吗？不符合。中国真到了不发国债不行的极端困难的时刻了吗？当然没有。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刻，我也支持发债。如果我们把发债的标准降低，我担心，中国未来的财政债务就会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多位总统不就陷入了发债狂热之中了吗！因此，开源节流、平衡预算，才是我们真正要坚持的财政原则。

在财政上想办法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经济困难不是根本之策。根本之策是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诠释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大力发展公有制以及其它该做的事情。没有公有制为主体，财政上就不可能真正开源节流，中国的两极分化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中国的所谓“民营企业”（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是很脆弱的，财政压力必然影响到非公企业。于是，我们又回到究竟怎样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了。

二、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对此问题，在看周力副部长的文章之前，我的理解还是缺乏现实的维度：中国为什么要那么改革开放呢？当然，这也难怪。因为我是学院派学者，也就缺乏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足够了解。我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获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书本也不是胡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对人类历史、实践的科学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人类社会具有远非其他人能比的科学洞见。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习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那不是傻吗？中国一些学生企图从西方经济学家那里获得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那才是傻呢！中国一些著名学者，在学术界还大名鼎鼎的学者，实际上只是从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鹦鹉学舌地照搬了一些说教。他们根本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经典，或者虽然看过，但看得不多、不深，没有看懂。我这个学院派学者与他们那种学院派学者是不同的。我知道，世界太复杂了，有许多东西是我不懂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意识，我也非常注意参与实践、了解实践。

（一）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我想，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所实施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实施的改革的改革。这是真正科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所以，我们党和国家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王岐山副主席在十九大召开的时候说，习近平总书记校正了中国的航向。

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周力副部长的文章写道：

沃罗宁接着写道，1993年1月中旬，他作为俄罗斯议会访华团的团长，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鹏。李鹏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利弊。他介绍了中国十多年来的变化、取得的成果和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李鹏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依据的，同时纠正了苏联所犯的冒进错误，吸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管理经验。李鹏说，就社会主义的有效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国家财产的合法化和国有化，而是要把这种基本形式，也包括私有制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用真正的经济内容填充起来，创造真正的条件，使社会主义生产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开始系统地发挥作用，造福人类，提高生活质量。

我一直认为，李鹏总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总理。但我孤陋寡闻，一直没有看过李鹏总理在理论上的阐述。在周力副部长的这篇文章里看到李鹏总理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我认为，这验证了我的观点。就我所见，这是把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讲得最清楚的一段话，也是最能解释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种样子的一段话。李鹏总理是工科出身，但这段话太具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和深度了。我曾看过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一些讲话，文采很好，很有思想深度，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我还曾问一位了解俄罗斯的同志为什么会这样？那位同志告诉我，俄罗斯共产党高层很多都是苏联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部的高级领导。我一下子明白了。李鹏总理的这段话水平很高，因为它讲了实践经验，讲了政策逻辑，明确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战略。——原来，我们党的高层在20世纪90年代就形成了关于私有制的较为肯定的看法。而在我们党的政策文件中，许多看法实际上被加以文字的处理，被掩盖了起来。当然，这种处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的表述既允许了探索，又不至于往前迈进太多，从而避免了许多问题。我知道，李鹏总理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做了许多重大贡献，其中一些还不广为人知。但是，我很好奇，李鹏总理的政治经济学水平为什么这么高呢？怎么学来的呢？

（二）私有制可以为社会主义所使用，但问题是用到什么程度

斯大林有没有错误？肯定是有的。列宁有没有错误？我想，应该也是有的。毛主席有没有错误？看相关资料，毛主席也承认自己有错误。至于其他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就连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著述，也不是完全严谨，而是有推敲的余地的。恩格斯都承认，《共产党宣言》中个别的表述是有着历史的原因的。

然而，问题不是有没有错误，问题是错误属于何种种类，是否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普遍的印象不同，斯大林虽然拥有绝大的权力，但他决不是一个不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人。他的错误也决不是不可救药的错误。

周力副部长的文章写道：

他（指沃罗宁）认为，苏联多位领导人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贸然进取”，将评价社会主义的标准简单化了，低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与较量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略了在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影响和干扰条件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可能出现的不稳定性和摇摆性。

周力副部长的政治经济学水平也很高。短短的一段话，把自斯大林以来的苏联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哲学上总结出来了。比如，原来毛主席提出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对于革命具有摇摆性，这段话则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制定理论和政策上也可能具有摇摆性。毛主席说过，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毛主席没有进一步说，道路的曲折性原来部分来自于领导人的哲学错误和政策上的摇摆性。而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摇摆当然不好，它会消耗社会的能量，但一定的摇摆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摇摆过多、过大就已经很好了。

重要的是，虽然斯大林也有哲学上、理论表述上的错误，如在1936年就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但晚年的斯大林依然头脑清醒，他在时刻关注着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时刻关注着理论问题。

1936年时，斯大林掌握苏联最高权力最多也就10年左右的时间。斯大林1936年12月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严格地说，斯大林的这个表述是严谨的。他表达的意思是，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了，没有说社会主义建设就完成了。然而，1939年3月10日至21日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把斯大林的上述表述给“发展”了。这个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占主导地位，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基本建成，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表面上看，这两个表述差不多，实际上差别大了。“完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的表述过于绝对了。如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在1939年也应该不会认为，一个社会制度在短短几年中就建成了的。斯大林没有仔细看过这个表述也是可能的。类似的情况在我国也发生过。

周力副部长的文章写道：

斯大林在20世纪50年代初看出了问题，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再认识。1953年3月初，斯大林在去世前夕打电话给新当选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哲学博士德·伊·切斯诺科夫教授：“……您得尽快处理进一步发展理论的各种问题。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搞砸了一些事情，但还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纠正。但如果我们搞砸了理论，那整个事情就都毁了。没有理论我们就是个死，死定了！”不幸的是，斯大林一去世，切斯诺科夫就被解除了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斯大林的担心和警告被抛之脑后。

我在一篇文章里也引用了上面的斯大林说的话，但翻译略有不同。根据我所引用的资料，斯大林去世前夕打的这个电话给切斯诺科夫是这样说的：

“你们应当在最近就抓理论问题。我们的错误很多。我们在经济方面可能把什么事搞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摆脱困境。要是我们在理论上搞错了，这可能是无法改正的。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

——见王今朝：《如何科学看待高质量发展？》，昆仑策网2019年3月5日，转引自张捷：《谈谈斯大林如何重视理论学习》，红色文化网。

两种引文虽然略有不同，但共同显示，斯大林没有以为自己是绝对正确，不可反驳。斯大林把理论正确性提到了多么高的高度啊！而且，我研究了斯大林的一些理论表述，比如，关于生产关系的表述，关于生产力性质（而非大小）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等等，发现那是天才的表述。就这样的天才（没有读多少书，却有那么多而深刻系统科学的表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划分了世界的大人物，在逝世前居然对于自己的错误这么直言不讳地言明。这要放在中国古代，相当于下罪己诏了。

斯大林搞公有化和集体农庄有没有错误呢？事后看，或许是有错误的。在执行中，更是有许多错误。但历史唯物主义地看，恐怕斯大林当时也别无选择。不一刀切地搞集体农庄，留下一部分农庄自主经营，就会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两条线。那为什么大部分人服从集体农庄的管理而少部分人不服从呢？这样的两极对立有可能持续下去吗？中国无论是搞人民公社还是搞家庭联产承包，不都是一刀切吗？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搞集体农庄，很显然必然遭到很多反对，而且有合理的反对的理由。可是，把集体农庄搞没了，苏联的农业又怎么样呢？中国把人民公社搞没了，农民就好了吗？也不是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让许多工人下岗的决策就是正确的吗？当然不是。为什么那些搞决策的人不下岗呢？为什么一些搞那种决策的人后来被抓了呢？为什么在东北搞私有化的人也有被杀的呢？这样的情况该抓、该杀，不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制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的取代。然而，在现实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是很难的。中国如果没有1927-1949年20多年几千万人牺牲和死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能建立起来吗？当然不能。没有革命的恐怖对抗反革命的恐怖，就没有工农的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革命，当然要温和得多，但也决不都是温良恭俭让，不是请客吃饭。在许多情况下，动了人家的利益就像是要人家的命一样哩！搞公有制绝对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此，私有制可以搞，但一定是处于补充的地位。所以，搞私有制，应该与公有制并行不悖，而不应该让公有制为私有制让路。一旦采取让公有制为私有制让路的办法来发展私有制，私有制的发展就可能难以逆转了，要逆转就可能要花费极大的气力了。从这个角度看，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毛主席曾经讲过，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这不是一个折腾。如果不先消灭资本主义一次，就去发展资本主义，事情就可能变得失控了。看一看俄罗斯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它说明，资本主义消灭一次都可能不够。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看斯大林：他是一个忠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敢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他当然知道实践马克思主义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是需要交给后人来解决的。只不过，他也知道，后人可能解决得并不好，可能解决得很不好，甚至可能走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去。1943年，他不是说了吗？他说，“我知道，在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堆垃圾放到我的坟墓上，但历史之风会无情地刮走它的！”他晚年对许多人抱有怀疑态度，难道不对吗？当然是对的。他能不担心他身后的苏联政权吗？他当然担心。我想，他会担心，后人会把公有制当作洗脚水倒出去。

这样看来，即使要用私有制，也有一个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斯大林即使在理论上有错误，相比赫鲁晓夫的错误也是小事情。赫鲁晓夫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推到极端，把不是错误的也说成是错误，甚至把不是领袖的错误也推到领袖身上，从而为自己的错误主张做铺垫，以至于把苏联社会主义搞垮，这才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是犯罪！

（三）认清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阶段的长短，而是认清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残酷性

“更多的俄罗斯人开始从思想深处反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半途而废？除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破坏之外，究竟还存在哪些主客观的阻碍因素？其中的主观因素又是什么？”对此，沃罗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半途而废，当然有理论上的原因。但在苏联这么大的一个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的国家，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是难免的，而且不至于导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如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认识阶级斗争。中国改革开放后有没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当然有。经济学界有太多的人以西方马首是瞻了，这种洋教条对中国太坏了。而且，很显然，在十八大之前的很长的时间里，中央对于这种状况是姑息迁就的，是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的。那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半途而废呢？

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半途而废，关键不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苏联领导人一方面是在国内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另外一方面在国际上错误识别了敌友。假如中国不科学地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国未来也必然走入歧途。而美国的大资产阶级过去在阶级斗争的手法运用上是非常娴熟的，达到了资产阶级局限内登峰造极的水平，包括它的武力、科学、文学、艺术、和平演变、奶头乐等等。——要不然，不可能维持这么长的美帝国。中国的资本家与美国的资本家相比，在水平上至少还差一个数量级。也许，再花一百年，中国的资本家也达不到美国的资本家的战略水平。因为美国资本家会节节抵抗。面对这种抵抗，中国的战略只能基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来设计。

如果把社会主义这个阶段的长短作为认清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就会导致一个结论，即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要利用资本和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使用资本或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几十年来，资本的意识、资本的权力就会渗透到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这时，要想校正航向，就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了。而且，俄国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或许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群。所以，中国使用资本和资本主义，以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一定也会深思其中的问题的。中国太能出伟大人物了。习近平总书记不是已经明确指出，中国距离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已经只有10年的时间了吗？

能否认清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残酷性，是判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头脑是否清醒的试金石。只有承认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残酷性，才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残酷性，看似单纯地追求经济建设，实际上就会导致更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而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变得越来越少的社会主义了，就仿佛马克思错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如何用公有制来发展生产力。而这正是毛主席所着力解决的问题。用公有制来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解决刚刚从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问题，还要解决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把毛主席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否定了，一个很自然的办法，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了。为了向西方学习，只能把西方说成是先进的。而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有一种“改革”和“开放”的必要性了。有人说，列宁也认可使用资本。可是，列宁晚年已经否定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更是没有按照新经济政策来。相比赫鲁晓夫之流，很显然，斯大林更懂得国家治理。

值得指出的是，沃罗宁的文章也只是说，“苏联最终被摧毁，毫无疑问同苏联领导人某些错误理论与相应的实践有重要的关联”，而没有把苏联领导人某些错误理论与相应的实践作为苏联被摧毁的根本原因。沃罗宁的文章认为，

“苏共第五任领导人、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的头脑比较清醒，可惜他的执政时间太短。在1983年3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安德罗波夫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问题》的长文，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基本的常识谈起，强调苏联社会无论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应首先从阶级问题入手，必须确定阶级是否存在，以及各阶级都在发挥什么作用。他列举了苏联社会主义运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实际困难，包括理论与实践衔接不上的问题、物质利益如何落实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就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还为时过早，居民工资的增长不能超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等。”

如果照中国的经验看，安德罗波夫似乎是对的。安德罗波夫强调阶级分析，似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学得比较好的。然而，到1983年的时候，苏联的问题恐怕不是“实现完全的社会平等还为时过早”，而是苏联已经两极分化了。否则，就不会不到十年就解体了。所以，安德罗波夫的结论可能暗含着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含义。这就大错特错了。

我认为，斯大林发展公有制没有错。错误不在发展公有制，而在于公有制发展得不够，所以，才导致“大量公民的经济活动受到压制，个人物质利益没有得到完全的保证，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明里暗里地受到抑制”。毛主席则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他主持推广鞍钢宪法、上山下乡、四清、文革等等。毛主席既要发展经济，也知道中国缺钱投资，不足以让老百姓马上过上好的生活。所以，他不搞招商引资。这样，我是穷一些，但也不给你资本主义国家做嫁衣裳，让你有钱打我。而且，我会富起来的。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动中国的平等化进程。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所要起到的作用。不抓革命，又无法参与到生产中去，老百姓闲下来，就只有打麻将了。毛主席力压资产阶级，才把资产者在中国的兴起推迟了、阻碍了，才给中国人留下了思考的时间。假如毛主席支持资产阶级发展，凭借他老人家的智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将会风起云涌。毛主席的治国之道是世界顶级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

三、未来的社会主义

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教训作的第一点反思是，

“实践表明，试图在不考虑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水平是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就跳过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为加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超前实施本应在未来某个时期实行的那些过高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跳跃式发展’使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发生多方面的变形，把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推向了不确定的未来。”

应该注意到，这是斯大林逝世30年后形成的观点，因此，不能看作是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应该看作是对赫鲁晓夫之后的路线的否定。赫鲁晓夫像个莽汉一样，完全不具有大国领袖的风范。他通过阴谋诡计取得了苏联的领导权。朱可夫元帅的政治素养也不高，被他利用又被他抛弃。赫鲁晓夫身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愚昧的一面。他们长期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可是，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

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教训作的第二点至第六点反思是，

“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复杂得多的社会。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单是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所有制形式，也不单是将经济管理和发展集中到国家手中，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这就对了。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制度，生产力是好发展的，而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是很难的。所以，他的结论是，

“在苏联，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些理论错误导致的具体实践形式”，苏联的失败，“不单是苏联社会主义被摧毁，世界公平公正也大步后退”。

苏联解体后，俄国是按照资本主义模板来设计社会制度的。现在怎样呢？

“30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整个工业生产，还是大多数类别的经济活动，俄罗斯直到现在也未能达到1990年时的水平”，“就实际工资而言，俄罗斯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根据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即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俄罗斯现在还处在1960年的水平，已经落后了60多年。”

苏联搞资本主义造成的退步，比斯大林搞集体农庄造成的农业增长缓慢问题大多了！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今天中国主张私有化的人不要再拿中国的大跃进、文革说事了。他们根本不懂私有化和私有化的危害，根本不懂得发展经济的最好的方法。简单说，他们根本不懂经济学。

沃罗宁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教训作的第七点反思是，

今天，“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俄罗斯都正处在一个要对未来的国家政治经济走向作出选择的十字路口”，“要么俄罗斯继续奉行基于经济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甘愿金融受控的路线。但这样的话，俄罗斯就必须收起雄心，向‘集体西方’低头，并接受他们对俄罗斯的奴役。那么俄罗斯将继续沦落，甚至再次被肢解”，“要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借鉴中国、越南的成功经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自己。对俄罗斯来说，这是最容易接受的，就是建立在国家计划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然而，沃罗宁也看到，

“俄罗斯中央媒体和政府官员都积极宣传中国经验，比如如何创造‘经济奇迹’、如何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如何建立一种将苏联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调节与自由市场优势相结合的制度，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路线，用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的方针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种状况令人震惊。如今，对于俄罗斯媒体和官员们来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似乎成了一个‘骂人’的词，大家都避而不谈，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这样的心态必须扭转。”

可见，资本对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控制还是很严的。俄国想要学习中国和恢复社会主义是很难的，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过来，我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自己呢？我们走过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组成因素同时存在、同时共生”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一段路了，现在，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各种消极因素作限制性的使用，同时积极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劳动人民提供当家作主的机会，以便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更多更好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终迈向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共产主义”了。

为此，诚如周力副部长文章所说，“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倡导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和联系观，应该说，在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采取的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举措，都是暂时的、需要不断完善的。探索，认识，纠偏，调整，变革，永远在路上，永远处于进行时”。只有这样看待改革开放史才是正确的。

周力副部长的文章还回顾了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的片段。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现在，中国需要重温和深刻领悟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了。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统一起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统一起来，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一起来，脚踏实地，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特以此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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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力：尤里·沃罗宁谈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