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文化源远流长，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500年，列国争霸称雄，战争频繁，为中国战略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先秦诸子围绕治国平天下，百家争鸣，殊途而同归，“慎战”思想应时而生，奠定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坚实基石。

作为中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其中一部分卦爻来源于商周之际的政治斗争和战争实践，是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慎战”思想源头。例如，《易经·师》曰：“师左次，无咎。”即出师打仗主动示弱，以退为进，没有危险。《易经·兑》曰：“和兑，吉。”即和平相处，无战事是好事。

秉承《易经》思维的《道德经》，在议兵章节中并没有陈述战役战斗，而是从战争胜负中总结国家盛衰兴亡。老子坚决反对发动战争，反对主动进攻，更反对狂妄轻敌，“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认为哀兵必胜，主张防御应战。

宏大的战略扩张必然导致战争无度，战争无度的结果就是国家衰亡！这是“东周大国兴衰五百年”所昭示的规律之一。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霸权转瞬即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为“慎战”思想不断加厚历史注脚。

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思想的是儒家思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虽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谨慎对待战争，“子之所慎：齐、战、疾”，“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孔子提倡统治者致力于使“声教讫于四海”，即使国家间出现矛盾，仍秉持“礼之用，和为贵”，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

孟子主张实行王道，反对霸道，“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强烈谴责“春秋无义战”。特别是在处理大邦与小邦的关系上，“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孟子·公孙丑上》），标举“仁者无敌”的王道政治。

儒家经典《尚书·尧典》记载了中国古代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政治制度，“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种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道义的力量，强调以德服人，主张通过政治协商来团结各个部落，实现大一统。

墨子继承孔子“仁义”思想，提出了“兼爱”理念。《墨子·兼爱》强调，“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公输》记载，“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一言以蔽之，墨子是坚决反对战争的。

与儒墨道相对立的，法家虽强调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主张通过战争实现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但能够实事求是地指出滥用武力的严重后果。如《管子·法法》日：“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韩非子·亡征》日：“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皆体现了法家的“慎战”思想。

特别需要指出的，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战略文化传统，都是该文明的特性在战略领域的反映。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具备发展农业的优良条件。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农耕文明，其对待战争的态度，往往表现出非暴力、非扩张的价值倾向，即“慎战”思想，并且在历史长河中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孙子兵法》是中国战略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军事学术之花。在《计篇》开宗明义宣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关乎国家死生存亡的大事，要从政略上审时度势，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先胜而后求战，这是孙子“慎战”思想的完整表述。

其次，在《火攻篇》中，孙子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提出“慎战”思想，“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告诫战争决策者要时刻保持政治清醒、战略定力、历史耐心，千万不可一意孤行穷兵黩武，更不能打一场无准备无把握之仗。

最后，在《谋攻篇》中，孙子提出全胜的“慎战”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通过“军事准备造势”、“示形于敌显势”、“军事打击增势”等方式，以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屈人之兵。  

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始肇春秋，终结大明的长城，作为防御战争的地标，见证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慎战”思想。“慎战”思想已深深烙在中华文明的特质里，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之中，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慎战”思想的价值越来越凸显其意义。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