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历史周期现象。秦国走进战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变法后秦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迅速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而彻底改变了战国的地缘战略格局。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秦起襄公，历经五百年，浪澜壮阔，跌宕起伏，及至始皇横扫六合，成就统一大业。回溯秦帝国的崛起之路，如大河滔滔，迤逦向东，在春秋战国的历史长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篇章，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大国兴衰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百年变局，以法兴国

 

新生的必然代替腐朽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东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旧的宗族制度趋于瓦解，新的家族制度破茧而出，“中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划时代的“春秋战国”。

 

大国的兴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历史周期现象。是时周室衰微，不再有制约诸侯的力量，侯国之间相互战争，唯齐、楚、晋、秦为强。有的强盛百年而衰，有的昙花一现而败，有的复兴后再沉沦，大多数国家没能做到持久兴盛，其中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大致而言，秦国的旧势力较小，变法的阻力也小，商鞅变法得到成功：强公室，杜私门，固王权，壹刑者，刑无等级，重刑而连其罪。特别是在吏治方面卓有成效，“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儒学大师荀子曾到过秦国，在强国篇里夸奖秦国官吏忠实，“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认为这是东周列国中最好的政治生态。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东方的诸侯国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变法，但由于这些国家旧贵族势力专权比较普遍，以致未能使变法进行到底。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自西周以来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其疆土南有泰山，与楚鲁为邻；北有渤海，隔海与燕相望；西有清河，与赵为邻；东滨大海。桓公革新，九合诸侯，霸功显彰；威王发愤，国势鼎盛，百年辉煌。齐宣王以后，陪臣秉政，巨室擅主，稷门议政，名为“百家争鸣”，实为利益集团代言，不修战备，不助五国攻秦，不战而降。

 

周之衰也，晋得南阳，晋文公号令天下，以成春秋霸业。六卿专权，三家分晋，其势削弱；魏文侯礼贤下士，用李悝、翟璜为相，率先变法，奖励耕战，发展封建经济，称雄中原。这也为后来的商鞅变法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蓝本。魏惠王时，贵族隆盛，“英雄无用武之地”，魏才秦用，自毁长城；四面出击，河西失守，献地迁都，正所谓三世者而衰。

 

纵横江淮、兼并吴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楚国为春秋第一大国。楚悼王变法，削减贵族特权，明法审令，开发边远地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其后，宗族依旧威强，群臣乱王，反攻倒算，吴起肢解，权臣虚其国以事秦，用其威以诱君；合纵伐秦，患得患失，丧地破军，江河日下。

 

总而言之，东方诸侯国变法之路修远而多艰，旧贵族逆历史趋势而动，试图复辟分封制，残存“世臣”“世禄”旧制度。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东方国家旧贵族势力专权依旧比较普遍，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等宗室贵戚“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僇力本业 定于一尊

 

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就是说，秦国走进战国历史舞台的中央，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立，下令求贤，公孙鞅（仕秦有功，封于商，号商鞅）入秦国，得孝公信任，卒定变法之令。变法后秦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迅速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而彻底改变了战国的地缘战略格局。

 

商鞅变法，僇力本业，实行“初租禾”，发布《垦草令》，把发展农业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由牧转农，以农为本，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实行“开阡陌封疆”的惠农政策，悬赏三晋农民到秦国种地，给田宅，免兵役，使专力耕织。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巴蜀地区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之称，成为战国时期的天下粮仓。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身份地位。商鞅第一次变法特别规定：粟爵粟任，即按照纳粮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武爵武任，即按照军功的多少授予官职和爵位，从而冲破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的羁绊。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秦人“怯于私斗而勇于公仇”，“秦之锐士”远远胜过“齐之技击”、“魏之武卒”，这与军功激励制度密不可分的。秦国以军功升进，无论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受罚，所以人人奋勇，以求军功，这从制度上保障军人这个职业在秦国令人尊崇，让他们为家族利益而战，为功勋和荣耀而战。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商鞅第二次变法时，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推进郡县制，归并各小都、乡邑、村落为大县，全国凡四十一县。每县置一县令，掌管全县政事，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总之，商鞅两次变法，既破坏了旧的奴隶主的宗族制度，也限制了新兴地主的家族制度，奠定了国富兵强的政治基础，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

 

统一需要集权，集权助力统一。在春秋战国的角斗场上，只有强者才是最后的赢家。握指成拳聚合力。郡县制统筹秦国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发挥举国体制在统一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国家战略能力，使秦国在战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做好“大出天下”的准备。

 

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这是秦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商鞅明确提出“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主张。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帝下令“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收去“诗书百家之语”，禁私学、巷议、造谤，坚决打击“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的旧势力代言人，从意识形态领域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统一。

 

大河向东 九州攸同

 

地缘战略是抉择强国之略的客观依据。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沟壑纵横的岐陇之地是无法支撑秦人的强国梦。实力强大的秦国已经在雍州崛起，而且它不会止步于渭水。秦国历代雄主一以贯之东进，披坚执锐，攻城野战，经“九都八迁”，定鼎咸阳，饮马黄河。

 

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秦国东进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必然会受到东方大国的猜疑、防范和打压。如果说秦国将自身的拓展目标限定在崤函以西，那么作为春秋霸主的晋国则是可以默许、容忍的，一旦东进，一个具备压倒性优势的秦国必将主导天下，这就是晋国重兵设防崤函锁链，扼其咽喉，使其无法逐鹿中原的根本原因。

 

一次战役战斗的失利，可能招致“满盘皆输”，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发展的“转折点”。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利用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之机，越过晋国偷袭郑国，无功而返时，晋军设伏于崤山，崤之战，秦东征之师全军覆没。

 

面对波谲云诡的春秋风云，复杂敏感的崤函环境，危机四伏的秦戎关系，毛羽不丰满的秦穆公痛定思痛，忍诟于强晋，转而西征，秦戎交汇，农牧融合，益国十二，拓地千里。巩固了战略后方，秦国东进后顾无忧。天眷秦人，秦不负天。历史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强晋分裂为魏、赵、韩，秦国把握战机，重启东进战略，走出崤函通道。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秦人追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验的是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到了战国中期，秦国已走进历史舞台的中央：“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尤其是秦军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战斗力居七雄之首，曾经与其实力并驾齐驱的魏赵齐楚等国被远远超越。

 

秦国咄咄逼人的远交近攻政策，引起东方国家的憎恨与反对。合纵联盟追求是力量均势的抽象目标而非具体的战略利益。秦人欲伐韩，“下兵三川，以临二周，据九鼎”，这是齐、赵、楚、魏不惜代价也要避免的噩梦，从而导致东方国家组织了战国时期的最后一次反秦联盟，兵临函谷关。

 

南下伐蜀还是东进伐韩，重臣司马错与张仪二人就军事战略方向进行了激烈辩论。尽可能排除或减少外部势力的干预，特别是东方国家的联合武装干预，把局部战争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使之纵向与横向升级和，在权衡利弊后，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挥师南下。

 

秦国武力扩疆拓土，一举吞并蜀、苴、巴三国，开地益众，富国强兵，并以此为前进基地，辐射西南，整合戎狄小国，不断蓄势聚力。巴蜀位于楚国上游，顺流而下，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至此，秦国统一中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秦应水德之运，顺应潮流，以西汉水为统一中国的出发阵地，沿渭河而下，“汧渭之会”、“泾渭之会”，进入洛水，汇入黄河，大河向东，势不可挡，并海内、兼诸侯、九州攸同。

 

壮哉！猎猎秦风，秦人自强不息、其命维新、其志惟坚，开启中华“书同文、车同轨”新征程。盛哉！大秦之德，秦朝是一个短暂而极其伟大的朝代，汉承秦制，汉后历代制度又自汉制嬗变而成，百代皆行秦政。

 

这，就是秦人追梦五百年的历史启示和文化自信。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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