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规律，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意识形态斗争规律的认识，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方式和手段、过程和趋势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辟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局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不同层面对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规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解放作为自己的宗旨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深化和拓展对意识形态斗争本质规律的认识，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特别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方式和手段、过程和趋势等重大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本质规律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与其他事物之间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规律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从内涵和实质来看，人类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其实质是反映和争夺阶级领导权，进而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早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彻底批判了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斯蒂纳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和以各种各样先知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揭开了千百年来笼罩意识形态的神秘、虚幻的面纱，阐述了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和各种唯心史观不同，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不是简单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而是站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思想观念的东西，主张只有实际地推翻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最终把这些思想观念消灭。由经济理论、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意识形态，都是由市民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受物质生产方式所支配，其性质取决于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在阶级存在和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核心内容是对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的集中反映，各个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必然体现在不同价值观的竞争上。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将“自由”“平等”“博爱”等鼓吹为普世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销，对不顺从者就挥舞价值观的大棒进行打压或制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凝聚着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正所谓‘一时之强弱在力，千古之胜负在理’。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任何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凝聚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及其与西方价值观的竞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权力的构成要素，具有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是争夺思想上的领导权和政治上的统治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例如，在某个国家，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权而斗争，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分权的学说，分权也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是在同一切落后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毛泽东更是明确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各种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以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思想搞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强调“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及其对维护国家权力、保障政权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生活而自在自为的力量，而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在观念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并且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唯物史观是以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政治事件，一切政治思想、哲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这一经典论述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唯物史观还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在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已有的思想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唯物史观还昭示人们，意识形态的发展绝不是同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正比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创造先进的文化，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这样，后来的德国对英法来说也是这样。尤其是19世纪的德国在经济上虽然比英国、法国落后，但在哲学上却能“演奏第一提琴”，取得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较高成就，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一般说来，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而代表没落阶级的错误观念，也会禁锢人们的头脑，成为阻碍真理传播和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促进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中科学的、民主性的精华，排除其愚昧的、封建性的糟粕，为建设独立、自由、统一、强大的新中国而奋斗。他明确地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论者。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邓小平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时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发展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强调意识形态要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早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深刻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是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全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国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奠定了共同思想基础，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意识形态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还要与经济、军事领域的斗争相配合，与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微信等媒体的变革相适应。一般说来，社会革命不仅要靠钱袋子、枪杆子，还要靠笔杆子。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开展经济、军事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拿破仑认为，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在艾森豪威尔看来，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断言：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甚至公开宣扬，美国与苏联的竞争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性的，“但美苏之争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苏联要想传播共产主义和毁灭自由，而美国则想要阻止共产主义和传播自由。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毫无用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得心应手地开展经济、军事和思想等战线上的斗争，主张“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因此，他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他主张正面引导与合理批判相结合，既执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不丢掉批判的武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重要方针，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对一般性争论和模糊认识，不能靠行政、法律手段解决，而是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习近平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方针、方法和原则。意识形态作为精神产品，产生于人们的头脑，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同时需要书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进行存储和传播，才能变成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示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电气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推进和大众文化、社交媒体的兴起，意识形态斗争的载体、手段等不断发展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思想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方式，使国际与国内、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体制内与体制外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思想舆论场，并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多样性、难控性等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因网而生、因网而增，互联网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渗透攻击的主阵地和主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理论和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习近平强调：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我们必须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促进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随着网络新媒体不断演变，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要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统筹处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管好用好互联网，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信息化、数字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不仅要解决谁来管、谁来用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怎么管、怎么用的问题，必须抓好顶层设计，坚持系统观念，掌握核心技术，尽快把党和国家拥有的思想文化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实施等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效能，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前，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都是长期存在和变化发展的。即使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思想斗争也永远不会完结，因而鼓吹“意识形态终结”“去意识形态化”等错误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以来，贯穿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激烈斗争，但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会取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规律和必然趋势。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在此后170多年里，随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变革、从理论到制度的飞跃、从一国到多国的扩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共产主义不是神秘的教义，而是实际的运动，它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客观的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思辨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及其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具有科学性、阶级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是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时，邓小平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敏锐地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他把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比喻为“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大历史观，在科学总结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现实基础和发展前景的认识。他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也变换手法方式，制造思想混乱，与党争夺人心。我们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掌握意识形态形势和动态，对各种政治性、原则性、导向性问题要敢抓敢管，对各种错误思想必须敢于亮剑，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特别是要防止各种敌对势力借机干扰和破坏，避免一些具体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避免出现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和舆论漩涡”。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和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部署。在社会和国家中，既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又有以旧残余和新萌芽形式而存在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并存和较量，决定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格局和走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了和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并列的，有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指明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存在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同样，建立在对历史规律和人民利益深刻把握之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必定会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也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锻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只有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持续抓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才能完成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才能实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这一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目标。意识形态斗争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是在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体现。而意识形态斗争规律又服从和遵循社会意识受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但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等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战略部署，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始终不渝的坚持和创造性的发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加快建设反映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论界和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课题。
（作者罗文东系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1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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