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毛泽东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和创新，不断坚持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中国共产党   党的建设科学化  全面从严治党

      以1847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和1848年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至今已经历了170年的艰辛探索。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跌宕，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曲折中前进，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改革开放4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在历史的对照、国际的比较和现实的分析中，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立和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坚持和发展的光辉历程、主要成果和宝贵经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

      共产党是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欧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独立政党的任务开始提上日程。当时三大工人运动（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1844年德国西利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才能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目的和政策，使斗争沿着有利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方向发展；才能在无产阶级中有效地进行宣传和组织

      工作，帮助工人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使工人分散的、自发的斗争发展成为整个阶级的自觉行动。在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以后，也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决不能把自己降低为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和尾巴。恩格斯曾经说过：“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从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原则，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

      第一，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共产党不同于一般的工人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 无产阶级政党在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也必须保持独立性，“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3]。

      第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4]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启迪者和领导者。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就不能把握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因而就不能带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政党不拒绝其他阶级出身的优秀分子入党，但“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5]。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是无产阶级政党“很大的优点”[1]。

      第三，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同时，无产阶级政党面对集中了强大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统治阶级，要想战胜这样的敌人，就必须把自己的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使这些力量集中到同一个攻击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既要发扬民主，又要保持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高度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党就会变成一个松散的毫无战斗力的团体，就会变成像早期基督徒那样的畏缩胆怯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依靠祈祷进行活动。

      第四，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的原理。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并取得胜利，就必须团结起来，因而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之初，就把团结作为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强调：“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2]当然，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是有原则的，讲团结并不意味着抛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根本原则而追求形式上的一致。只有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才能实现党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恩格斯根据各国工人政党内部实现团结的经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看来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3]而批评是达到团结的重要途径，“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4]

      第五，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原则。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制定一个原则性的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5]。《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完备的纲领，它向全世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而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实行正确的策略原则，把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相结合，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为了夺取政权，要善于运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要支持和团结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力量，联合农民，争取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但在灵活运用各种斗争策略时，必须坚持党的政治纲领，坚持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绝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如果“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3]。

      二、列宁建立了完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派的斗争中，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取得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也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第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石”和“支柱”的政党，离开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基础，党就会失去自己的本质和力量。党以阶级为基础，但不能等同于阶级。“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4]。不仅要追求党员的数量的增加，而且要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除“混进党里来的人”，使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二，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针对第二国际背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机会主义者对理论轻视的状况，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党的建设和革命

      事业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不能在工人群众中自发产生，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并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党只有按照这个原则组织起来，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才能使整个党组织以集体的、组织的联系原则，代替个人信任和个人关系的原则；才能克服软弱涣散状态，使党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首次把民主集中制载入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后来，列宁又把这个原则，确定为各国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条件。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包括整个党组织按照选举原则自下而上地建立；党内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来处理；党的领导人员和机构是选举产生的，是可以撤换的；党的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有最后决定权；党内实行讨论自由和行动一致的纪律，等等。列宁还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严格的纪律，因为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需要铁的纪律，而且在夺取政权以后还需要铁的纪律。否认或破坏党的纪律，党就不能团结，就不能统一行动，任何活动都会遭到失败。

      第四，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有工会、青年团以及军队、政权等非党组织。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战斗司令部，在政治上负有统一领导其他组织的作用；党对非党组织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为非党组织确定路线和方向。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提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2]。“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3]党要领导苏维埃，又不能代替苏维埃，要正确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权，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党要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要在经济上取得胜利，比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困难得多。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才能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最终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第五，党要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列宁看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也是党的事业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同时，作为先锋队的党，它的任务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绪，而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引导群众前进。列宁反复告诫官僚主义可能把党毁掉，要防止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要求党在执政以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第六，党是在“左”和右两条战线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壮大的。列宁在同俄国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在同国际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党内斗争的思想。他认为，修正主义思潮有两种表现，即从“左”面来的修正主义和从右面来的修正主义，党内既有“左”倾思想，又有右倾思想。他明确提出在党内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注意反“左”，又要注意反右；“左”倾和右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补充和相互转化，因而在反“左”的时候要注意防右，在反右的时候要注意防“左”，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在反倾向斗争中，要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以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

      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因为列宁创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才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毛泽东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建党学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一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他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思想。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又有新的发展。[1]从总体上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需要的党建思想。

      第一，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2]这样，毛泽东就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最早阐明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提出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

      第二，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我们党刚建立时，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则占人口大多数。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可避免地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来。毛泽东在领导党和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就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1929年古田会议专门就“党内教育问题”作出决议，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和军队建设。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4]“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5]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政治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建国以后，毛泽东还提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2]，共产党员要在思想上入党，说到底是要解决世界观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鉴于党内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他又概括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原则。在党的七大上，他说民主和集中这两个东西有矛盾，但可以统一，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有矛盾性东西的统一。建国以后，他进一步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3]。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创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运用于党的建设，制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具体制度，不仅形成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显著特征，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

      第四，提出了完整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问题，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5]。他还提出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和使用干部，通过加强理论、业务学习和注重实践锻炼培养干部；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和宗派主义，要善于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建国以后，毛泽东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这些富有前瞻性和警示意义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培育和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首次提出了“党风”这个概念，并阐述了党风的重要性和党风建设问题。延安整风时期，他就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1]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党的七大上，他明确地将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并指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针对执政以后党的作风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确定把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党风建设的重点，领导全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和整党。他号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欧洲一些国家也经历过很激烈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民主革命，马克思主义也曾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但没有取得中国革命这样的胜利。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旧中国小生产十分广大、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和白色恐怖的城市，建设起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并领导民族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这个历史性的难题。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罕见的。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很短，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缺乏经验积累和理论准备，加之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复杂情况，毛泽东提出的党建思想未能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来。20世纪50年代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出现过“左”倾错误的滋长。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这一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党的建设在“文革”内乱中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本质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紧紧围绕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和创新，不断坚持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他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围绕这个目标，邓小平又提出：要恢复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纠正长期“左”的错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进行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完善党的规章制度，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统一；要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方针，造就朝气蓬勃的领导干部队伍；要从严治党，反对腐败，加强党的纪律性，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初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建设和执政规律的认识，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起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成功开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出现政治风波的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江泽民指出：“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围绕这个目标，他对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系统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党的十六大总结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2]。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根本的一条就在于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进程中，切实推进党的建设。胡锦涛同志指出：“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凝聚力量、统一行动，一是要靠严密的组织，二是要靠统一的思想。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党不可能是先进的党，也不可能是具有高度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党”。[3]他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这个目标，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领导班子建设的首位来抓，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考核、评价和使用干部，等等。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主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在理想信念问题上，要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在干部队伍建设上，要从严管理干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在作风建设方面，“要立破并举、扶正祛邪”[2]，着力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反腐倡廉方面，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从2013年到2014年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明显成效，得到人民拥护。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领导干部又进行了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内容、主要任务、重要举措作出系统部署，为进一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和执政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近40年来，我们党科学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正确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不断进行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初步找到了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等方面建设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新路子，初步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将我们对共产党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

      [14]《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1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4页。

      [1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2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9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3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3页。

      [34]《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569页。

      [3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14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Luo Wendong

    Abstract：From the 1840s to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Marx and Engels summed up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 building and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ounded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promote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of imperialism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Lenin, in his struggle with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and the Mensheviks, put forward a new proletarian party theory, from theory to reality, but also to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in practice to be tested and develope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1921, 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form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 Mao Zedong's party building ideas, enrich and develop the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After the convening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1978,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great journey of leading the people i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osely focused on long-term governa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what kind of party, how to build the party" the key issue, to carry out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constantly adhere to and develop the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Keywords：Marxist political party theory;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party building;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rule of the party

    （作者罗文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