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演进与升华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观集中到一点,就是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和态度。其核心思想包含认识和实践两大统一方面,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彰显了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新境界、新完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内容、新思想、新实践、新发展。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内容精深,特色鲜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观演进与升华的最新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砥砺奋进中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也是理论创新发展的100年。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砥砺奋进中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牢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集中到一点就是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的观点和态度。其核心思想包含认识和实践两大统一方面,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总命题下,有四个紧密联系的重大时代课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四个重大时代课题是总命题在中国社会发展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具体化、时代化和实践化。对总命题和分命题构成系统的认识和对待,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早有明确论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2。这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自觉程度,直接关系着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总是以新的样态和具体内容摆到全党面前,要求我们党作出科学回答和正确处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总是能在新的环境下,总结经验、克服错误思想的影响,把握住科学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我们党的事业引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展开的正是这样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建党初期,李大钊在1919年5月和11月的《新青年》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还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中“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3。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精辟观点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以宣示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为开篇的。换言之,党在创建时期,就以这种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但要以清醒的理论自觉认识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并且进行正确处理,还须在实践中淬炼。
在抗日战争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形成了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4。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不良作风,总结和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全党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一场集中开展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把解决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即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概括提升成“第一个重要的问题”5,这在全党得到了高度认同。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更加成熟。马克思主义在党内外的阵地得到巩固,实现了全党的团结统一。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奠立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新任务,毛泽东总结党的斗争经验,在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发展方向的同时,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学说,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党和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中国,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在1960年敏锐地指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6根据这些思想,毛泽东最先提出了要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他通过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关于建立完善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四个现代化学说;关于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关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自身建设的学说;关于运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进行指导,防止和平演变的学说;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学说;等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征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一方面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另一方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遇到的新挑战、新威胁和新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边干边学、探索规律、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在改天换地、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强调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并且领导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坚持科学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党内的集体智慧,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时代发展和具体实践中提炼出一个新的历史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就其中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及以其为开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又面临着与这一问题紧密相连、事关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个重大问题凝练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政党的学说为理论根据,以我们党长期以来积累的治党治国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的宝贵经验为实践基础,适应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形势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新的形式和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容。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把我们党30年来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归结为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9。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从追根求源的意义上,对我们党30年来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本质作出的归纳,也是我们党以“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首,将四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按其内在联系,层次分明地排列成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反映出对问题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0
习近平强调,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运用大历史观进一步概括了党的历史经验的真谛,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1。这一系列重大历史论断,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作为厚重底蕴,彰显了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所达到的新境界、新完善和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发展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内容精深,特色鲜明。
二、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鲜明特色
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正本清源和守正创新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贯通、坚持理论创新与理论武装相伴随、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彰显了鲜明的特色。
1.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致威纳尔·桑巴特》等文章中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其努力实现的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也可以说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始终贯穿着这种新的世界观。列宁把共产主义学说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称“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15。恩格斯和列宁的论断均表明,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使马克思主义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各个原理都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逻辑展开和生动体现。
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正是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鲜明特色。
习近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处处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四大规律”和“五大观点”16。习近平讲的这些原理和观点,其最终落脚点都是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7“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等论断所作出的论证。因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正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19。他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他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20。他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情绪和社会上出现的“共产主义虚无缥缈,遥遥无期”的论调,尖锐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21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22“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23
2.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5。毛泽东运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了中国式的表达,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升为“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6在此之后,毛泽东多次阐述党的人民立场,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27。习近平沿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始人的理论道路前进,明确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8“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29人民立场的鲜明底色在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十分耀眼。
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习近平评价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论述很多,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就出现了200多次。归纳起来,习近平肯定人民群众是四大主体: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创造主体、江山主体。作为历史主体,在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作为实践主体,在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作为创造主体,在人类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创造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作为江山主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0。在习近平的多次重要讲话中,无论是论述党的最高理想和现阶段目标,还是论述党的战略指导和实践指南,又或是论述党的实践路径和奋斗历程,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人民立场”的思想。例如,在论及党的发展目标时,他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1;在论及“发展”问题时,他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2;在论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时,他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3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34;在论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35问题时,他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问题时,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论及改革发展成果问题时,他强调要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在论及“建设美丽中国”问题时,他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在论及“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时,他强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在论及依法治国问题时,他强调“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36;在论及“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他强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37;等等。
这些论述深刻表明,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彰显着坚持“人民立场”的鲜明底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亲民、爱民、忧民、为民,情怀真挚。这些思想和行动,都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实践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在精准扶贫、人民健康至上、抗疫抗灾斗争等关于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
3.唯物辩证法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和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同时也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列宁称辩证法是“根本的理论基础”38“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39“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40,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块基石、“伟大的认识工具”41。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和发展创新,唯物辩证法的方法都得到了彻底贯彻和光辉运用。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上,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方面辩证地、有机地联系起来,论述了马克思的光辉生平和伟大人格,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和主要构成、科学定义和基本原理、本质内涵和精髓要义、思维方法和实践路径、辩证发展和理论创新等方面。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相关的对立统一关系,诸如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阶级性、阶级性与人民性等基本关系;对决定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和实践运用的关系,诸如马克思主义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对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主体的内涵,诸如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元与多样、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的领袖和群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与构成部分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相关事物的关系,诸如马克思主义著作文本和思想理论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教科书的关系,读原著、学原文与悟原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等关系,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精辟的阐述,给人以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完整概念42。
在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和发展创新上,习近平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思维和决策上,形成了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等八大系统思维,解决了防止领导干部“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43的情况。其中,辩证思维要求干部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系统思维强调要注重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关联性、层次结构性、动态平衡性、开放性、时序性、可行性,统筹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战略思维要求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观察和处理问题,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新思维是一种突破常规的,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如逆向、心理、跟踪、替代、发散、否定等多种思维方法,对未知领域进行富有探索性、创见性、新颖性、独到性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及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新途径的思维活动。法治思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历史思维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审视事物,从历史联系、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思维。历史思维要求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逻辑,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坚持从长期大势认识当前形势,从全局看局部,从历史和未来看当下,不断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底线思维强调领导干部凡事要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精准思维强调领导干部要习惯于把事情看准,做深、做细、做精、做实,不要粗枝大叶。上述八大系统思维是“实践辩证法”在当代的重大创新成果。它真正成为推进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成为解决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系统的整体性和诸要素之间的协同性、系统的开放性与环境的协调性、系统的非平衡走向动态平衡性等问题的实践指南。
4.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4作为理论发展的落脚点,表明“实践”在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意义。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和阐发新世界观特别是新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找到的正确的立足点和生长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框架就是以此为基础和中心概念搭建起来的。列宁和毛泽东对实践的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也多次强调过。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反复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展现了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亮丽的实践特色。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是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作出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实干”的论述很多,如:“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45“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46“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47“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48“实干才能梦想成真。”49
“知行合一”深含中国文化和智慧的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结合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际,在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做到知行合一。习近平认为,知行合一,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
知从学习而来。习近平要求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补理论短板。理论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50。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方法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结合起来,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给予其具有时代气息的全新的深刻解读。
以知促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知行合一”。首先要做到“知”,即是先要通过深入地、系统地、联系实际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悟透原理,武装头脑,达到理论自觉,树立起强烈的政治意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才能为行(实践)提供方向、信仰、信念、精神支柱、规划设计,等等,这叫以知促行。
以行促知。知具有“基础和前提”的重要性,但毕竟不是目的所在。目的是行,行才是重点和关键。思想只有转化为行动才能发挥伟力,奇迹只能由伟大实践来创造。习近平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51。做事关键在于落实,不要坐而论道。不实干,就不能成就伟业;不攻坚克难、奋斗不息,就不能实现梦想。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真抓实干的实干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要履行职责,“踏石留印、抓铁有痕”52、久久为功,办好实事,干成大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53要不怕狂风暴雨,知重负重,面对是非敢亮剑,面对困难敢冲前,面对危难敢抢先,面对失误敢担责,在方方面面的实际行动中、实践创造中淬炼思想,检验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接受了、践行了党的创新理论,对党忠诚、对人民赤诚。同时通过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认识,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精髓要义、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实践要求的领悟,这叫以行促知。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就是理论和实践、认识和行动、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理论、认识、科学性,其内涵不尽相同,但强调的都是知,即主观世界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发展规律和活动规律的真理性把握;实践、行动、实践性,其意不尽相同,但强调的都是行,即通过实践创造,把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转化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知行合一,是由实践与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与实践的主体之间辩证统一的深层关系决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的主体是有思维活动的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的桥梁:一方面,实践产生思想、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归宿和检验真理性认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思想认识对实践又有巨大的反作用。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就会导出什么样的行动,正确的思想指导产生正确的行动(实践),错误的思想产生错误的行动(实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历史地、具体地把握知行关系,才是完整地、彻底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5.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
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的话语表达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观点作出中国式的释读。习近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援引甚多,但并非停留于原文原论引证,大都或是用中国哲学思维、中国话语对其内容作出精辟概括,或是紧密结合历史、理论、现实进行准确释读,使其中国化,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体现习近平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54这方面的释读甚多。最为集中的是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六大规律、原理”“五大观点”、学习实践的“九大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的概括,在深深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牢牢把握多处原论精义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哲学思维形式、话语表达方式作了新的逻辑归纳,使中国人民得以更好地领悟和实践。
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分支层面上,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政治观、价值观、伦理观,等等,用了大量的中国话语,如古代典籍、经典名句、寓言、成语、俗文、俚语、诗句、比喻等给以释读。这样化古出新的词语十分丰富,不胜枚举,有的报告中多达几十处。如《诗经》中提出的“夙夜在公”、贾谊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主张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常被运用来进行民族美德、民族精神教育。又如在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教育时,习近平把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加以转化,借以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把《晏子春秋》里的“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加以提升,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宗旨;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加以创新,告诫党员干部要重视细节琐事,提高免疫力,拒腐防变;把“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赋予现时代内涵,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站牢人民立场,培养热爱人民情怀。
三是把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化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大量运用中国的话语,既有古代经典名句、寓言成语、俗文俚语、诗句比喻,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乡村土语。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5“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56“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57,等等,这种源自民间、贴近百姓生活、紧随时代步伐、新鲜活泼的话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力量,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四是从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实践中凝练出的原创性概念。这方面的概念、标识性话语很多。如:中国倡导和坚持的正确义利观、全球治理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义利兼顾的信任观、“自主选择”的制度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反对和抵制的丛林法则、零和博弈;一方主导、几方共治;梯度发展逻辑;结盟对抗;文明优越、文明冲突;肆意退群、肆意废约;制度输出、颜色革命;普世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干涉内政、强权政治;国强必霸、依附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等等。习近平马克思主义观中这些中国特色鲜明的话语,包括新概念、新范畴、新论断、新概括、新表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和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为更多的人了解、接受、认同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进行广泛传播树立了标杆和榜样,也深刻改变了国际话语的传统格局。
6.突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政党,前者是后者的思想武器、精神力量,后者是前者的物质的组织的力量,两者不可分割。这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习近平科学马克思主义观中特别引人关注的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根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58必须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求全党把掌握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另一方面,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59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鲜明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60。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构建起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符合时代发展和长期执政要求、系统完备的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思想保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发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作用提供了物质的组织的保证。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来说,也就解决了姓党和姓马的内在统一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6]《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注释: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页。
3《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7页。
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7页。
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
9《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1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13页。
1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
15《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16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2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17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9页。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0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29《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页。
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5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3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4、36、35、18、38、35、18、39、48、17页。
3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38《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4页。
39《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4页。
40《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5页。
41《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42参见田心铭:《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十二个关系问题论纲》(上)(下),《高校理论战线》2010年第1、2期。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0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
45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46习近平:《在二〇二〇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24日。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95页。
4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19页。
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5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1页。
5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
5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
5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
5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61页。
5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58页。
5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5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6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带头人,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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