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沙家浜》五十多年常演不衰，不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以郭建光为首的十八位新四军指战员英雄群体、阿庆嫂这样勇敢机智的我党地下交通员、沙奶奶等热爱党和人民军队鲜活的人物群象，歌颂了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汉奸的伟大斗争，以及《智斗》这场脍炙人口、高超的艺术情节；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对剧本一丝不苟、精雕细刻修改的成就。

《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笔者1964年夏天参加辽宁省在丹东举办的新闻培训班时，曾看过一次。到“文革”初期，由《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之后，不知道修改过多少个版本，也不记得自己看过了多少次。

据报道，从《芦荡火种》到搬上银幕的《沙家浜》，期间遵照毛主席教导，把以人民群众不惜牺牲掩护“芦荡火种”新四军伤病员，提高到突出武装斗争，由郭建光等伤愈指战员组成突击排“奇袭沙家浜”，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歼灭日寇“黑田大佐”和日伪汉奸胡传魁、刁德一部队的战斗场面，在原版本增加了《奔袭》《突破》《聚歼》三场戏；六七年内该剧多次、多处修改，但其中最精彩的几处戏词改动，笔者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只一、两个字的变动，却妙不可言，现试举几例：

第一处是第二场《转移》，沙奶奶家门前指导员郭建光与沙奶奶军民鱼水情的对唱，原《芦荡火种》沙奶奶的一大段唱词多处改动，最精彩的是把 “七个儿有五个短命夭亡”，改成 “四个儿有两个冻饿夭亡”；原来的“七龙”变“四龙”。改动后，无论是“儿子”的数量，还是“夭亡”的原因，都较原句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短命夭亡”是宿命论，“冻饿夭亡”反映的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实事。

第二处是第四场《智斗》，当匪首胡传魁问到阿庆嫂沙家浜有没有新四军伤病员时，阿庆嫂唱：“还有一些伤病员，伤势有重也有轻”。这里的“还有一些伤病员”，原本上是“还有不少伤病员”。“不少”，表示我军伤亡大，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一些”则更为贴切、符合敌我军事斗争历史真实。

第三处也是《智斗》一场，刁德一为引诱我军伤病员“出芦荡”，欺骗乡亲们下湖扑鱼捉蟹，阿庆嫂唱词中原本上是“乡亲们若是来违抗”，改成“乡亲们若是来抵抗”，这里，对待敌人的欺诈、压迫，只能是“抵抗”而不能说成“违抗”！

第四处是第六场《授计》，阿庆嫂“风声紧”的大段唱词中“十八个人和我们骨肉相连”，这里的“和我们骨肉相连”，原本是“都和我骨肉相连”。“我们”是人民群众，“我”则可能被理解为阿庆嫂个人，多一个“们”字，思想境界极大升华。  

第五处还是阿庆嫂这段唱词中 “昨夜里赵镇长与四龙去送炒面”，把有的老版本中“四龙和阿祥去送米面”，修改成“赵镇长与四龙去送炒面”。“米面”变“炒面”，一字之差，精妙绝伦——新四军伤病员如果在芦荡内点火做饭，容易引起火灾不说，点火冒烟，必然让鬼子和刁德一发现，岂不坏了大事？以阳澄湖水拌“炒面”，比送“米面”、“粮食”更加合乎情理、符合实事。这，与其说是阿庆嫂的细心，不如说是剧作家们的苦心、责任心。

第六处是第七场《斥敌》，沙奶奶唱道：“‘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这里 “遭沦亡”，原本上是“都沦亡”；“尸骨成堆”，原本上是“尸骨成山”。显然，说“遭沦亡”，符合历史真实，而“都沦亡”则言过其实；尸骨“成堆”比“成山”，在量化上更为恰当、贴切。

第七处是第八场《奔袭》，郭建光唱“要消灭日寇、汉奸匪帮”，有的本子是“要消灭胡传魁汉奸匪帮”。改动后，先提“日寇”，再说“汉奸匪帮”，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判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原本上未提“日寇”这个主要矛盾，有悖于我党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笔者不是专业戏剧工作者，但在当时“八亿人民八台戏”的情况下，看的次数确实很多，虽然自己也经常“哼着玩”，但并没有仔细想过原来的戏词有什么不妥当，只是后来看了银幕上的《沙家浜》新词，才“心里一亮”，深感妙不可言，所以记忆犹新。至今想到这些细微而重要的修改，都为当年文艺工作者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

回顾四十多年前，一些人对现代戏大肆“批判”，什么“身穿小红袄，站在高台上，张口讲路线，抬手指方向”（指《龙江颂》的江水英、《杜鹃山》的柯湘）等等；有个相声段子叫“英雄不死”，对革命文艺作品中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牺牲前以微弱的声音交“最后一次党费”的遗言，进行污蔑、嘲讽；当前的影视作品中粗制滥造，胡吹溜啦的抗日“神”剧，更是无奇不有，有“手撕”鬼子的，有“鬼子骑猪”的；更有不少“少爷”、“少东家”和“穿红挂绿”、涂口红、穿高跟鞋的富家“小姐”、流氓土匪“抗日”的“英雄事迹”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更不要说帝王将相、太监、大辫子充斥舞台等等，这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所谓文艺“作品”，看了令人气愤。

除戏剧、影视以外，其它方面的一些文艺“作品”，例如申请加入国家作协的“屎尿诗”、一些“书法家”披头散发、呼嚎喊叫、狂跳乱舞、水桶“泼墨”的“杂技书法”，甚至不堪入目的所谓“性书”；还有80年代以来，随着夜总会、歌舞厅的兴起“爱的死去活来”等流行歌曲和摇滚舞、霹雳舞等“狗尿苔”一样的“星光灿烂”，严重误导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西方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大肆入侵，严重腐蚀、扭曲了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这种丢掉中国文化自信，致使文化堕落的严重恶果。国际斗争的经验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心”。文化影响人心，文化就是人心，文化变了，人心变了，意识形态变了，必然危及国家安全。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就是多年意识形态演变造成的恶果，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笔者还注意到，一些节目的制作、一些作品、作者、节目主持人等等，由于文化底子“低到了谷底”，戏剧、影视播放中打出的字幕，错别字层出不穷；有的演员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历史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常识，唱、念台词洋相百出。前不久，一个抗日电视剧，主角演员不知道民间称粮食“十升位为一斗，十斗为一石”（“石”读音“旦”）的计量方法，愣把“几十石粮食”，说成“几十‘时’粮食”；最近网上录制的一些文章配音，类似于“骑着‘自航驹’来到了人民‘银形’”那样把字同音不同、形同意不同的字词，颠倒原意宣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至于大学校长念错字的笑话，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惊掉下巴”！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他还以洗脸作比方，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有的同志一天还不只洗一次，洗完脸还要照照镜子，生怕有什么不妥当，而有些人写文章“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 “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44、840、847页）因此，无论写文章，还是编写、导演、演出戏剧、影视，以及其它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都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来不得半点马虎。

笔者认为，文字问题不单是业务、艺术、技术问题，而是能不能坚持文化自信、坚守我们文化家园的大问题；文化自信绝不是一句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教育、文化、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笔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教训，在努力加强修养，与诸君共勉！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会原主任、文化市场处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