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沙家浜》五十多年常演不衰,不仅是因为它塑造了以郭建光为首的十八位新四军指战员英雄群体、阿庆嫂这样勇敢机智的我党地下交通员、沙奶奶等热爱党和人民军队鲜活的人物群象,歌颂了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汉奸的伟大斗争,以及《智斗》这场脍炙人口、高超的艺术情节;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对剧本一丝不苟、精雕细刻修改的成就。
《沙家浜》最初叫《芦荡火种》。笔者1964年夏天参加辽宁省在丹东举办的新闻培训班时,曾看过一次。到“文革”初期,由《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之后,不知道修改过多少个版本,也不记得自己看过了多少次。
据报道,从《芦荡火种》到搬上银幕的《沙家浜》,期间遵照毛主席教导,把以人民群众不惜牺牲掩护“芦荡火种”新四军伤病员,提高到突出武装斗争,由郭建光等伤愈指战员组成突击排“奇袭沙家浜”,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歼灭日寇“黑田大佐”和日伪汉奸胡传魁、刁德一部队的战斗场面,在原版本增加了《奔袭》、《突破》、《聚歼》三场戏;六七年内该剧多次、多处修改,但其中最精彩的几处戏词改动,笔者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只一、两个字的变动,却妙不可言,现试举几例:
第一处是第二场《转移》,沙奶奶家门前指导员郭建光与沙奶奶军民鱼水情的对唱,原《芦荡火种》沙奶奶的一大段唱词多处改动,最精彩的是把 “七个儿有五个短命夭亡”,改成 “四个儿有两个冻饿夭亡”;原来的“七龙”变“四龙”。改动后,无论是“儿子”的数量,还是“夭亡”的原因,都较原句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短命夭亡”是宿命论,“冻饿夭亡”反映的是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实事。
第二处是第四场《智斗》,当匪首胡传魁问到阿庆嫂沙家浜有没有新四军伤病员时,阿庆嫂唱:“还有一些伤病员,伤势有重也有轻”。这里的“还有一些伤病员”,原本上是“还有不少伤病员”。“不少”,表示我军伤亡大,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而“一些”则更为贴切、符合敌我军事斗争历史真实。
第三处也是《智斗》一场,刁德一为引诱我军伤病员“出芦荡”,欺骗乡亲们下湖扑鱼捉蟹,阿庆嫂唱词中原本上是“乡亲们若是来违抗”,改成“乡亲们若是来抵抗”,这里,对待敌人的欺诈、压迫,只能是“抵抗”而不能说成“违抗”!
第四处是第六场《授计》,阿庆嫂“风声紧”的大段唱词中“十八个人和我们骨肉相连”,这里的“和我们骨肉相连”,原本是“都和我骨肉相连”。“我们”是人民群众,“我”则可能被理解为阿庆嫂个人,多一个“们”字,思想境界极大升华。
第五处还是阿庆嫂这段唱词中 “昨夜里赵镇长与四龙去送炒面”,把有的老版本中“四龙和阿祥去送米面”,修改成“赵镇长与四龙去送炒面”。“米面”变“炒面”,一字之差,精妙绝伦——新四军伤病员如果在芦荡内点火做饭,容易引起火灾不说,点火冒烟,必然让鬼子和刁德一发现,岂不坏了大事?以阳澄湖水拌“炒面”,比送“米面”、“粮食”更加合乎情理、符合实事。这,与其说是阿庆嫂的细心,不如说是剧作家们的苦心、责任心。
第六处是第七场《斥敌》,沙奶奶唱道:“‘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这里 “遭沦亡”,原本上是“都沦亡”;“尸骨成堆”,原本上是“尸骨成山”。显然,说“遭沦亡”,符合历史真实,而“都沦亡”则言过其实;尸骨“成堆”比“成山”,在量化上更为恰当、贴切。
第七处是第八场《奔袭》,郭建光唱“要消灭日寇、汉奸匪帮”,有的本子是“要消灭胡传魁汉奸匪帮”。改动后,先提“日寇”,再说“汉奸匪帮”,符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判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原本上未提“日寇”这个主要矛盾,有悖于我党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笔者不是专业戏剧工作者,但在当时“八亿人民八台戏”的情况下,看的次数确实很多,虽然自己也经常“哼着玩”,但并没有仔细想过原来的戏词有什么不妥当,只是后来看了银幕上的《沙家浜》新词,才“心里一亮”,深感妙不可言,所以记忆犹新。至今想到这些细微而重要的修改,都为当年文艺工作者精益求精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
回顾四十多年前,一些人对现代戏大肆“批判”,什么“身穿小红袄,站在高台上,张口讲路线,抬手指方向”(指《龙江颂》的江水英、《杜鹃山》的柯湘)等等;有个相声段子叫“英雄不死”,对革命文艺作品中共产党员、革命烈士牺牲前以微弱的声音交“最后一次党费”的遗言,进行污蔑、嘲讽;当前的影视作品中粗制滥造,胡吹溜啦的抗日“神”剧”,更是无奇不有,有“手撕”鬼子的,有“鬼子骑猪”的;更有不少“少爷”、“少东家”和“穿红挂绿”、涂口红、穿高跟鞋的富家“小姐”、流氓土匪“抗日”的“英雄事迹”等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更不要说帝王将相、太监、大辫子充斥舞台等等,这些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所谓文艺“作品”,看了令人气愤。
除戏剧、影视以外,其它方面的一些文艺“作品”,例如申请加入国家作协的“屎尿诗”、一些“书法家”披头散发、呼嚎喊叫、狂跳乱舞、水桶“泼墨”的“杂技书法”,甚至不堪入目的所谓“性书”;还有80年代以来,随着夜总会、歌舞厅的兴起“爱的死去活来”等流行歌曲和摇滚舞、霹雳舞等“狗尿苔”一样的“星光灿烂”,严重误导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西方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大肆入侵,严重腐蚀、扭曲了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这种丢掉中国文化自信,致使文化堕落的严重恶果。国际斗争的经验是“欲亡其国,先亡其心”。文化影响人心,文化就是人心,文化变了,人心变了,意识形态变了,必然危及国家安全。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就是多年意识形态演变造成的恶果,这个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
笔者还注意到,一些节目的制作、一些作品、作者、节目主持人等等,由于文化底子“低到了谷底”,戏剧、影视播放中打出的字幕,错别字层出不穷;有的演员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历史和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常识,唱、念台词洋相百出。前不久,一个抗日电视剧,主角演员不知道民间称粮食“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石”读音“旦”)的计量方法,愣把“几十石粮食”,说成“几十‘时’粮食”;最近网上录制的一些文章配音,类似于“骑着‘自航驹’来到了人民‘银形’”那样把字同音不同、形同意不同的字词,颠倒原意宣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至于大学校长念错字的笑话,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惊掉下巴”!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他还以洗脸作比方,说我们每天都要洗脸,有的同志一天还不只洗一次,洗完脸还要照照镜子,生怕有什么不妥当,而有些人写文章“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 “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文化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844、840、847页)因此,无论写文章,还是编写、导演、演出戏剧、影视,以及其它各类文艺作品的创作,都是影响人的思想和行动,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来不得半点马虎。
笔者认为,文字问题不单是业务、艺术、技术问题,而是能不能坚持文化自信、坚守我们文化家园的大问题;文化自信绝不是一句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教育、文化、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笔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教训,在努力加强修养,与诸君共勉!
(2023年1月2日于石家庄)
作者:李革新;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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