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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理士多德

对于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作者 |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 | 《人民日报》

学问不是评出来的

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从此之后，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拿出你的评审成绩单，便一目了然。于是，大学里的教授们，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整日里昏天黑地，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

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表面上看，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一环扣一环；可结果呢，不但没有振兴学术，反而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叹。

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很多实际利益（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获奖证书及课题编号为准。你谦让，别人上去了，一步一个台阶，从此，你的生存空间便越来越逼仄。怎么办？只好和光同尘。可老实人永远弄不明白，填表（包括各种附加动作）也是一门学问，也有很多猫腻。你以为单凭业绩，就能顺利过关？没那回事。一点学问都没有，那当然不行；可单有学问远远不够，起码必须配合相声演员的嘴皮、京剧演员的脸谱、歌舞演员的身段，才可能长袖善舞，平步青云。

电影 |《举报者》

改编自2006年韩国干细胞造假风波

是不是太悲观了？这可是“与国际接轨”呀。只是依我观察，眼下这些官气十足的评审（民间自己组织的不算，不具备“权威性”），同行评议只起咨询作用，关键是终审。一锤定音的，是主管部门领导及其信任的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这个时候，桌上桌下，不乏堂而皇之的交易———美其名曰“协调”。近年揭露出来的各种评奖中的黑幕，看得你目瞪口呆；而且，所有这些黑幕，都不是发生在群众评议或初审阶段。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焉能不出问题？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到此份上，还能指望什么“公平”与“正义”？

如此说来，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既然大家都是碰运气，彼此彼此，也就没什么好抱怨的。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关系重大的评审活动，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而所谓专家意见，往往只是摆设———如果没有成为同谋的话。这不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如今已构成一种学术权力；而权力需要寻租，这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

当今中国，没有哪个行业敢自诩清高。腐败的事多着呢，学界自然也不例外。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行贿，有人获利，这很正常。不就是“一小撮”吗？烂了就让它烂了吧。问题在于，此举影响深远，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追求功名利禄，乃人的本能，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焉能无动于衷？于是乎，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吆喝，就像旧日走江湖卖假药的。正应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句话，既然参加评审，就得遵守游戏规矩。倘若你脸皮薄，爱惜羽毛，调子定得太低，被刷下来，没人替你鸣冤抱屈。一开始，都还羞答答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干吗不采取模糊战略，游走于造假的边缘？

电影 | 《举报者》

就这么一种制度，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不能说他们不读书，更不能说他们没才气，关键在于，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有这么一则故事，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是至理名言，以功名利禄驯服天下英才，古今中外，屡试不爽。就拿眼下这备受非议的评审来说，何尝不是如此？明知评审不能长学问，你我还不是照样趋之若鹜？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

记得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

作者：陈平原   来源： 雅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