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1]坚持辩证思维，不仅要求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它还特别要求我们必须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马上要迎接建国70周年，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位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当此之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关于基本哲学问题的澄清了。做出这种澄清，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做出一个努力。对于有些前辈，这种澄清仅是文字话语上的；对于一些学者，这种澄清是思想理论上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期望这种澄清只是发出他们想要发出的声音。当然，本文也试图彻底地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有如此，才能发出大多数人想发出的声音。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问题是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具有极强的思辨性特征，但不是纯思辨的学问。哲学要指导世界，必须联系世界。治理国家所需要的哲学，必须联系国家治理的世界。探讨我国改革发展的基本哲学问题，必须联系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这对二元对立概念所构成了他的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联系世界也是推动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正统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个命题也被认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命题。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马克思是主张生产力的优先性的。[2]而其实，也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是主张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诸如阿尔都塞、里格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关系（应该）是优先于生产力的，[3]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相反。由此，到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因为如果客观上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我们主观上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就产生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就产生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论述的，这就表明，马克思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也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处理的。马克思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架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提出这个架构是马克思对哲学和经济学的卓越贡献。生产力包括所有的投入和所有的产出，马克思在《资本论》（3：994）中在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这一广泛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的弥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框架当然就构成分析任何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马克思能抽象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二元对立概念所构成的框架，表现出卓越的抽象和归纳能力。这种能力是西方其他古典和现代的经济学家所无法比拟的。

二、为什么说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生产关系属于意识、制度，因此，必然或应该是属于第二位的。然而，李达这位卓越的哲学家、武汉大学老校长早就指出，人们的生产关系也具有物质性，而不是心理性，因而是物质关系。所谓生产关系的物质性就是它离开人们的意识或意志而形成的性质，即它不能自由选择，比如，是否能够卖出商品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自由选择的；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却不得不同时壮大和锻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作为掘墓人；帝国主义激起了经济落后国家的革命等。[4]生产力当然是物质关系，于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就都是物质关系了。于是，唯物论就有可能不是仅仅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是也可以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了。因此，不能认为强调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的优先性违背唯物论。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生产关系优先性成立的一定条件呢？对此问题，纯学术的研究可能会倾向于给出一种形而上学的回答。努力做出这种回答的尝试或许是有益的，但对于改造世界的目的而言是不必要的。我们不用理会这个问题，而完全可以对生产关系优先性成立问题给出一个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认。列宁搞十月革命是生产关系优先。毛泽东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生产关系优先。甚至中国改革开放也是生产关系优先。而且，连已经失去影响力的华盛顿共识都是生产关系优先。西方正是通过破坏苏联和中国的生产关系来破坏他们的生产力的。[5]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担心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其实也是破坏生产关系，从而使广大人民的生产力转变为资本和少数官僚的生产力，也是生产关系优先。[6]就连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即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之后才实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可以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内部，作为封建社会的有益补充的经济成分，可以为封建社会的君主所认可。然而，一旦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威胁到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生存的时候，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就必然发展到暴力革命的阶段。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是借助其生产力优势和生产关系优势来实现的。

如果有人认为，上述论证是归纳法，缺乏演绎的基础，那么，我们还可以对生产关系优先性给出一个基于本体论的逻辑演绎推证。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其实，从这一命题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同时性。而只有更进一步地从微观角度分析生产过程，我们才能发现，生产关系其实是（可以）优先于生产力的。因为任何生产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或者建立在二者的某种组合的基础上。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人们之间的产品分配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这个发现可以让我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得出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的结论，因为在时间上生产关系是先于生产力确定的。与中国这类原来经济落后的国家而言，如果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那么必须首先确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确实是优先于生产力的。如果我们还拘泥于生产力的优先性，就只能得出落后的生产力需要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的结论，那就难以真正发展生产力了。改革开放近4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生产出自己的大飞机、通用核心芯片、通用操作系统，很显然，不可能是在先进的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大飞机、通用核心芯片、通用操作系统这样的先进的生产力，即使这样的生产力早已经在西方存在几十年了。

三、改革必须以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方向

早在中国“计划经济”（标引号是因为它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代，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观点。这是一个至今依然将来依然正确的观点。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走向社会主义，而其实，经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占优之路，也就是远胜其它道路之路就是用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富过资本主义，但它是唯一能够长治久安地实现经济发展，不会因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矛盾的方式。不能借口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落后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可是，必须承认，在我国40年的改革开放中，有不少杂音（如主张国退民进），有的杂音甚至影响了改革。非公经济成分在许多指标上（可能）已经超过了公有制经济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明确，改革必须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方向。可能会有人问，这是否与中央的两个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鼓励、支持、引导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呢？我想，二者可以是不矛盾的。比如，把前者看作是一个理论，一个长期的指南，在具体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而把后者看作是具有更多策略的成分，就可以把二者统一起来。认为两个毫不动摇并不是贬低。邓小平同志早就认为，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但不妨碍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毛泽东主席也早就指出，策略是我党的生命线。

对此理论，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西方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能够创造出大飞机、通用核心芯片、通用操作系统这样的先进的生产力呢？这是一个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所提出的问题。西方在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创造出大飞机、通用核心芯片、通用操作系统这样的先进的生产力，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更有效地、更快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生产力。其核心机制之一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所谓大事，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缩小与资本主义在主要生产力（如“计划经济”时期造出原子弹、钢铁超英赶美、布局计算机和飞机生产等）上的差距。用资本主义的依靠私人企业的办法是难以实现这样的追赶和赶超的。即使如美国那样赶超过英国，也难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导致国家衰败的命运。对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今天，资本主义美国衰败的迹象几乎已经一览无余了。中国难道还要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吗？那种认为美国先进，因此中国只能趋同美国的人太没有思维能力了。他们其实大多只是由于接受了一点教育在学历、职称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而已，本身并不代表真理。他们有什么理论呢？只是有些道听途说和一些直射反应罢了。

从理论上说，所谓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方向，就是在能用公有制来发展生产力的地方，就应该用公有制，而不是用某些人所设想的混合所有制，更不是明火执仗地用私有制，否则，不仅必然出现“贫无立锥之地”、“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结局，而且必然导致生产力无法在给定时间内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高度。

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把国有企业改弱了，改没了，而是要壮大国有企业和集体制企业（特别是在建设新农村和维护城市基本生产和生活领域），做优做强做大做多国有企业和集体制企业。这种做优做强做大做多并不一定是股份制，更不一定是上市。在今天，也不是要把股市做热——一旦股市大幅上涨，就必然出现巨额持仓者获利离场，从而再一次让中国出现财富大转移，使一些富者更富，使一些富者变穷，使一些穷者更穷。做优做强做大做多是要积极地运用公有制企业来解决十九大所确立的我国社会生产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矛盾。

四、结  语

撰写这篇文章，并不意味着作者认为这篇文章完全正确，也不意味着它考虑了所有重要细节。但它确实是作者的尽力追求科学之作，因此，应该可以作为一个还不错的相对真理。假如有人认为，它连相对真理都不够，那么，只要它能收抛砖引玉之效，作者就极为满足了。作者相信，它至少能够引起一些重要读者的深思。这就足以保证它能达到一个起码的价值了。而如果它确实能够得到较多的同意，它的价值就很高了。它也就运用辩证法产生了一种学术服务政治的巨大功能！

我想，迎接建国70周年，推动我国在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这样的文章！

注 释：

[1]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2]比如，见G.A.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2-204页。

[3] L. Althusser, On the Primacy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ver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L.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d by G.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4, pp.209-217. S.H.里格比：《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69、177页。

[4] 李达：《第四章 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续）》，《江汉论坛》，1958年第5期。

[5] 西方的破坏手段从理论诱导到政策欺骗到武装威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6] 当权派一词在近年来被西方广泛使用。

（作者系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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