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特别是红卫兵身上。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习近平同志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习近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杜勒斯兄弟创立了“和平演变”，毛主席创立了“反和平演变”，只是他们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他们所创立的各自理论，都在实践中较量着，甚至这种实践和较量甚至是刚刚开始。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自己高兴，让别人高兴，如此而已。而鲁迅特行独立，那么多人骂他，但他仍然坚持，不愧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走的就是人生大路。
我是普通人，有时我就会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确实非常崇敬鲁迅，要学着他走人生大路，不要怕人骂，怕人说，为多数人，为普通老百姓，为党和社会主义，尽一点自己的心意。
如果我们姑且承认资产阶级的精英政治观点，那么既然是精英，就要尽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五个安全里，意识形态安全最重要。只要在观念上对了，在想法上对了，那么前四个安全问题都好应对。
我有一本小册子——《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这本小册子的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但人们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说，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话可能有点偏颇，但也确实反映了毛主席晚年心绪、心境和心结。毛主席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实”。
毛主席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先是小声抽泣，接着嚎啕大哭。值班的大夫着急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第5天。医生说，本来不让你看书，还非要看，看了还哭，眼睛要看坏了。
主席在看什么呢?是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多景楼在长江南岸，镇江的北部山上。“危楼还望”，是说多景楼本身是危楼，还是比喻南宋政权是危楼，不得为知。陈亮说，我登上多景楼感慨万千。“今古几人曾会”，有几个人知道我内心的所思所想呢？“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朝廷的官员只考虑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和个人升迁，谁在考虑河洛？“河洛”就是中原大地。就是谁在考虑北宋失去的土地上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呢？
毛主席担心将来中国的广大老百姓吃苦，但是很多人却不理解，甚至很多人还在抱怨，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他很孤独、无奈、无助，所以突然在陈亮的词里找到了知音。他的思绪一下与700多年前的陈亮连到了一起。这个里面有他的担忧、无奈、无助，还有点委屈。所以，一下子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一泻千里，大声痛哭起来。
这本书中还说：“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加快我们党轰然倒塌的步伐”。
即使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但我们也决不能走苏联的路。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长治久安的中国。从这个自私的角度讲，我们也绝不能走苏联的路。如果走的话，那么下场比苏联还惨。为什么？因为苏联资源丰厚，人又少，人文素养比我们高。为了研究苏联解体，我到俄罗斯去了几趟，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民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来负责，依法治国的同时不要忘记以德治国。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尽了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德。如果大家都不尽心，将来走了别的路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受难，就会像现在的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样，动荡不安，甚至战乱。那个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会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爷爷奶奶，你们当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所以说，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只有大家都尽点心，党、国家、民族才能好。
精神产品可以影响很多人。如果这个里面出现伪劣产品， 那就会误人子弟。如果把整个价值观都改变了，那就正好迎合了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负起历史责任感、责任心。我是个小人物，我写的这些东西，包括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汇报，对也、错也、功也、过也，都愿意接受历史的检验。
（本文节选自作者发表于2013年的相关成果中）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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