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产生了恶劣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在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曾从理论水平、思想认识、传统文化和制度规范等方面，下大力气纠正和清理形式主义及其影响。当今依然存在的形式主义，同历史上的直接的、盲目的、自发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原因、性质、形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是一种包装更加严密的精致的形式主义，是一种源于主观故意的自觉的形式主义，影响更加恶劣，危害更加严重，清理起来更加有难度。

形式主义是一个多义词。例如，在文艺领域上存在着一种影响深远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它仅仅或者过于注重文艺创作的形式而忽视其内容要求，这样的文艺方法形成了形式主义流派。但是，这种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和流派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带来严重危害的政治实践、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上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突出特征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1]；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2]。这种不问效果只重形式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危险将不可胜言”[3]。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都特别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

对于形式主义进行深入探究，首先要涉及三个逻辑上内在相关的问题：一是形式的客观性问题，二是对形式的认知和判断的问题，三是关于形式的认识和判断在实践上的运用及其结果问题。只有全面把握这三个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对形式主义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有更加准确的理解，也才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反对和清理之。

首先，形式的客观性问题。形式是同内容相对应的一个哲学范畴，谈到形式当然就要从形式与内容的含义及其关系谈起。内容是构成事物的要素、由这些要素所形成的事物的内在矛盾以及事物的特性等，形式则是把构成内容的各个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和方式。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内容的存在方式，既不可能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不可能存在无内容的形式，二者作为事物存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内在一体、辩证统一、不可割裂，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和服从于内容，同时又对内容产生推动或阻碍的反作用。

其次，人们对于形式的认识和判断问题。这也就是关于形式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内容和形式的客观辩证法，要求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在观察问题时，既要注重事物的内容也不忽视形式的作用，单纯地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都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全体，这就是客观辩证法向主观辩证法的转变。一要认识到形式的重要性，决不能把形式看作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东西，做任何事情必须要根据内容要求来确定必要的、合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形式在事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不反对必要的形式。有了形式才能鼓起气，才能有气氛，但是不要只注意形式方面，而工作不够踏实。”[4]二要对形式进行合理的定位，明确形式对于内容的从属地位，如果离开了或偏离了内容而过度夸大形式的作用，就背离了内容与形式的客观辩证法，使形式凌驾于内容之上而成为内容发展的障碍和桎梏。三要对形式的性质做科学的准确的判断，即要分析现存的形式是适应还是阻碍内容的发展，如果形式背离了内容，就必须要推动形式更新和调整，使之能够适应内容发展的需要。

其三，人们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自己关于形式的认识及其结果问题。人之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他的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能动性实践，而这种能动性突出地体现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认识结果提升到思想理论和价值标准的高度，成为行动的指导和引领。人们对于形式的不同认识和判断的结果，同样也要被提升到行动指南的层面，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对于形式的全面、准确的认识，能够引领人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形式对内容发展的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相反，对于形式的片面的、不正确的认识，或者对形式性质的不正确判断，都有可能引领人们在实践中颠倒或误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而阻碍事物的发展。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为主体割裂了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或拔高形式的作用，形成一种主观主义的思维方法和工作作风。

以上三点告诉我们，形式和形式主义是两个分属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东西。形式是事物本身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形式主义则是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基于自己对形式的认知和判断，所形成的一种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属于主体创造的东西。从形式到形式主义，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形式主义是否出现取决于行为主体对形式的认知和判断正确与否，尤其是取决于行为主体如何在实践中运用自己对形式的认知和判断：

一方面，即使行为主体对于形式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但只要这种认识和评价仅仅停留在认识领域而不转化为实践中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不会在工作中出现形式主义，也就是说错误的认识只是提供了形式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并不必然会产生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即使行为主体在理论上能够正确看待形式的作用和地位，但是为了特定的目的和诉求，有意回避这种正确认识而扩大和抬高形式的作用，把注意力放在形式而不是内容上，也就会在实践中陷入形式主义，也就是说关于形式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只是提供了避免形式主义的可能性，并不必然限制和清除形式主义。

导致形式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认识的原因、方法的原因、历史传统的原因、行为主体立场的原因等，这些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可能成为形式主义产生的主导原因，而不同原因所导致的形式主义在性质和危害程度上也会有所不同。

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是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曾经出现过相当严重的形式主义。当时，很多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系统学习和深入理解，不能贯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方法上长期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影响，在工作方式方法上陷入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一时期的形式主义的典型特点是主观与客观的脱节、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主观动机与实际效果的脱节，一味强调不加怀疑地按照经典词句、外国经验、上级意志、主观愿望进行决策和行动，讲究形式上的完整准确和坚定信仰，而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实践需要。这种形式主义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产物。1929年，毛泽东曾经严厉地批评过红四军内部的形式主义，认为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的形式主义同从实际出发的“需要主义”是对立的。当时，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从苏联回国不久来到红四军的刘安恭坚持苏联军队条例，不考虑红四军的具体实际，要求建立临时军委，导致红四军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提出，这场争论的重要诱因就是一种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这种形式主义完全脱离实际，根本不考虑“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5]。这种形式主义同从实际出发的“需要主义”正好相反，后者不是机械地从形式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要决定行动原则，决定机构和程序的设置。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一味按照上级指示来指导具体工作的形式主义做了严厉批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6]在分析形式主义根源时，他明确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7]

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是形式主义产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类形式主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典型代表。例如，陈独秀讲道：“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8]胡适认为，对于中国和西方文化，就是要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决不能走调和的路子，“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9]这种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形式与内容脱节、现象与本质脱节、外在与内在脱节，从事物的形式、现象、外在、片面、表面出发，而不是从内容、本质、内在、全面出发，是形而上学而不是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0]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就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而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11]。

以上两种限于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而形成的形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真诚”地执行上级指示和借鉴外国经验，绝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权欲和地位，他们陷入形式主义时并不自觉，并不认为自己是形式主义者，可以说是“直接的”“自发的”“盲目的”形式主义者。一旦他们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提高之后，大部分人都能够改变、抛弃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作风。经过延安整风，绝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认识到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确立了唯物辩证法思想，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受到了批判和清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成为全党共识，全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得到了根本性扭转，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历史传统也是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悠久的封建专制传统和浓厚的官本位文化，上级长官意志对下级官吏具有不可抵挡的决定性，“唯上论”是一种通行的规则。为此，下级官吏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做足表面文章，满足上级官吏的喜好和要求，以上级的满意为最高的衡量标准而不考虑这种表面文章的后果。这种传统发展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某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形成了思维定势。江泽民在谈到形式主义时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同“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密切相关，有着很强的共生性”[12]。陈云针对这种情况，曾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13]的著名论断。

认识和方法、历史传统，曾经是形式主义产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开展自身建设中长期高度重视思想建设，把理论学习作为极端重要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提高全党的理想信念和理论水平。经过长期努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都有相当大的提高，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认识上能够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够自觉地认识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几十年，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文化的批判相当深入，不良传统的遗存虽然还存在，但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知道这些东西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要求，都能够自觉地加以抵制。

因此，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不到位、历史传统影响已经不再是当代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一味地把自己坚持、奉行的形式主义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归结为理论认识问题和传统文化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某些领导干部为自己开脱错误和罪责的一种公开借口了，毕竟认识不到位并不是主观故意的，而历史传统则是外在的客观原因。为此，我们需要对当代形式主义发生的关键原因做进一步的探讨。

按照应然逻辑，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随着党的建设日益加强和完善，随着领导干部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应该有大幅度减少乃至消失。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形式主义不仅没有绝迹，相反却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在性质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的更为严重的危害，需要采取新的措施加以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当代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严重危害做了深刻论述，他把形式主义同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并提并置于首位，看作是严重危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四种恶风。他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1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就是要“促使全党更好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而当前影响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要害是作风问题，必须突出改进作风这个主题。而作风又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聚焦，我们就聚焦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15]。各级领导干部要“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16]。

当代形式主义表现为多种形式。一些领导干部不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即使学了也是用来应付场面、装点门面，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更无心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有的人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忙于造声势、出风头，把精力用在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等，而对落实工作不了了之；有的人不是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上下功夫，而是热衷于做那些能够给领导留下印象、造成表面影响的事，把精力用在搞检查、搞仪式、搞总结、搞评奖，最后难以做成实事，都是“客里空”；一些领导干部搞调查研究，就是走马观花，为了出镜露脸，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还有一些上级领导明知下面报上来的情况、数字和典型是假的，也不加纠正和制止，而是听之任之，一些人甚至挖空心思造假。[17]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18]。十九大后不久，习近平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表明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驰而不息改进形式主义工作作风的坚定意志。中纪委根据习近平的批示，结合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现实情况，列出了在贯彻落实、调查研究、服务群众、项目建设、召开会议、改进文风、责任担当、工作实效、履行职责、对待问题等十个方面所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方面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虚多实少，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在调查研究方面热衷于搞形式、走过场，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搞“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把服务群众只停留在表面上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只是把“门难进、脸难看”改变为“门好进、脸好看”，但群众要办的事情依然办不了；在项目建设方面热衷于打造上级领导“可视范围”内的工程，把关注点放在引起领导注意方面，而不考虑客观实际和群众需要；对工作不重实效只重包装，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搞“材料出政绩”。[19]这些当代形式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向上负责与向下负责的脱节、领导与群众的脱节、个人和人民脱节，严重影响了新形势下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构成了巨大威胁，必须要下大力气加以整肃。

梳理一下这些新形势下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就会发现，现在的形式主义者并不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认识不到位、历史传统影响。他们讲起来形式主义的产生根源，能够从理论上、方法上讲得头头是道，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从当前到未来、从体制到制度、从认识到方法，非常系统地理出一条一条；讲起来形式主义的危害，能够从党和国家事业到人民利益，从全局工作到局部利益到个人工作，讲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但是，做起来形式主义却依然是“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这就是说，产生形式主义的原因不是这些领导干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而是不去自觉地贯彻这些立场观点方法，或者说是自觉地不去贯彻；不是不知道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而是明知危害但依然热衷于搞形式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简单地把历史上的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直接套用到当代形式主义上，而应该剖析当代形式主义产生的关键原因，只有对这些原因作出准确判断，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

对于当代形式主义发生的原因，习近平做过深刻阐述。他指出：“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甚至变节投敌，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20]这个论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揭示了当代形式主义的本质。理想信念是关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的大问题，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了‘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变质、精神上的贪婪、道德上的堕落、生活上的腐化。‘四风’问题归根到底是理想信念出现动摇所致”[21]。随着执政时间的不断延长，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展开，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由于理想信念不坚定，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出现了。

伴随着理想信念的动摇，一些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在人生观、价值观和立场站位上，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陷入了极端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得失、个人去留、个人利益为判断标准，做事情干工作不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完全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追求个人地位的提高、个人利益的增值、个人权力的扩大，进而违背群众愿望、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就时有发生。在权力观、政绩观上，一些领导干部在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面前，思想上出现了严重退化，认为权力赋予的主体是上级领导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原则放在脑后，凡事都是从个人本位、个人利益、上级意志而不是人民利益出发，都是为了谋求获得上级领导的赞誉并以此作为升迁的阶梯，而不考虑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把心思都放在外在的形式上的短期的政绩，而不是内在的实际的人民需要的长期的政绩上。

因此，当代形式主义之所以产生，主要不是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不是政策吃不透的问题，不是制度不规范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理想信念的弱化和缺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价值观偏差和行为出发点的偏离。在这种偏差之下，一些领导干部尽管明知道形式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但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依然坚持形式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所以说，当代形式主义在性质上不同于理论水平不高、传统思想影响的自发的盲目的形式主义，而主要是主观故意的、自觉的形式主义，是精心包装的、精致的形式主义，其要害就在于“自觉故意”。因为是主观故意和精心策划，其欺骗性更大，危害性也更大，成为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正因为当代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理想信念动摇，在于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的偏离，要纠正和清理它，就必须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引领，推动他们下大力气改造主观世界，强化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消除主观主义产生的主体思想根源；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政绩评价的制度设计，注重人民利益，注重实际效果，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加强自上而下的引领和监督，上级领导在调查研究、政绩考核、干部选拔等各个环节要以身作则，破除形式主义的方法和标准，斩断下级领导通过形式主义获得个人利益提升的期望；不断扩大和完善自下而上监督，特别是要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破除形式主义产生的土壤，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

注 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0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3][5][7]《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72、74页。

[4]《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

[8]《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9]《胡适文存》第一卷，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第734页。

[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838、328页。

[13]《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1页。

[14][16][17][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48、368、414页。

[1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19]《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十种表现》，《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12月20日。

[2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5月（上），昆仑策网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