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的新著《士者弘毅》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士者弘毅》是作者继畅销10万册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师友追忆、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三部分。《士者弘毅》中的《科学工作者的祖国》等文已在网上广为流传；《都市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一文首次公开发表，直面都市治理的难点痛点，一针见血；《以人民为中心》一文探讨了党如何组织居民办好养小、送老等民生之事；《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一文，提出了根治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良策。

在当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形势下，重温我国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意义重大。旧中国不仅有外患，更有三大内患：患腐败、患贫穷、患不均。回顾新中国的七十年，中华民族有三大现代追求：第一，廉洁的官员；第二，繁荣的经济；第三，均等化的社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即社会主义社会。这三大追求代表了我国人民对现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根本目标。

在全球信息互联的时代，三大追求是相对的，不是相对于旧中国，而是相对于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的是“富强”，即人民如世界最富裕的人民般富裕，国家如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般强大。若官员廉洁奉公、经济繁荣昌盛、社会渐趋平等，上下同心的庞大民族自然富强至无敌于天下。

一、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即财富水平很低的时代，三大追求看似有机共生

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传统中国不靠宗教支撑道义，政权指望“士子”读圣贤书，成为高尚、纯粹、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进身为“仕”，以身作则、教化和托起品行向下的民众。传统政权中的官员，薪俸不高，但廉洁奉公能光宗耀祖、荫子封妻，获得荣誉。政权如“庙堂”，社会才有“官本位”；民众对政权的信任，主要来自对公正廉明官员的信任。我国有贪官历史，也有清官文化；“致良知”的心学在士、仕中代代相传。直到传统政权末期，仍有不少如于成龙、丁宝桢、左宗棠等“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的封疆大吏。他们节食俭用，不给子女留遗产，“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族人和百姓心中永生。

腐败即“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就是各级官员廉洁。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普遍贫困，“没多少可贪的”。那判断不靠谱；贫困与贪腐密切相关才是普遍的。在同样甚至低得多的国民财富水平，国民党官员没多少可贪？而今亚非拉贫困国家里没多少可贪？国民党政权短命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共产党靠廉洁而能取而代之。因为官员廉洁奉公，人民信任政权，上下同心，新中国在世界上迅速崛起。

微型自耕农社会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不均”的传统，以及宗族社区守望相助的养小、送老伦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没多少可贪”不是因为财富少，而是因为社会均等，因为养小、送老均等。那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都由政权计划。那时，孩子在哪里上学都差不多，养老金、大房子、学区房、一流医院、一流学校，不是我国亿万家庭的追求和重负。那时，连工资收入也由政权计划，绝对差很小，用倍数差计算也不大，没有而今百倍、千倍的差距。换言之，官员普遍廉洁是因为社会均等，社会均等是因为“计划经济”。

微型自耕农经济还塑造了中华文明里“患寡”的传统，以及“个人自扫门前雪”的自私和散漫。计划导致过我国经济繁荣？共产党领导中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第一阶段就是计划经济。尽管远不及苏联的计划“成熟”，那短暂的均等化社会给后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官媒历数计划时代的贫困现象。贫困当然真实，但评价计划经济也该用同样逻辑，把1950年倒推四十年到1910年。那时袁世凯还没上台；那时我国处于贫困、愚昧、落后、挨打和割地赔款的境地；那时饿殍遍野、烽烟四起、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年后我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无数硬指标证明，我国1979年的经济比1949年繁荣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国所有重要经济社会指标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国已没兴趣与印度比较。计划经济的另一重大目标是应对帝国主义欺凌，只是很多今人不记得我国缺乏强大武备的悲惨了。腐败、贫困、不均，还有被迫对外部列强卑躬屈膝，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

计划经济让国家强大、人民脱离了饥饿和愚昧、社会比较平等、官员比较廉洁。但同时，我国人民在富裕程度上与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人民拉大了差距，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国强而民不富是不可持续的。这个大形势让“患不均”也“患寡”的国人充满焦虑。富裕未必是社会主义，但贫穷显然撑不住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不少官员追求些许“特权”，却并没多少“贪腐”。但毛泽东同志预见到了中国走向市场化，预见到了市场化后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他为维护计划经济而办的“大批判会”和“思想教育”没起到预期作用，只好用来自基层百姓的年青新官迅速取代旧官，主管农业、工业、政治。理论上说，基层百姓反对特权和社会分化。然而，新官缺乏行政经验和政治能力，更缺乏世界竞争的眼界，站不住脚。

邓小平同志掌政后抓住了各种因素构成的“战略机遇期”，在1979年果断放弃计划经济，毅然开启了全面市场化时代。这是个神奇的“新时代”，释放了全国百姓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而今我国人民已有坚固共识：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创造出支撑社会主义的财富。三十年后，我们可以把“邓小平新时代”概括为中国社会主义的2.0版，区别于“毛泽东新时代”的1.0版。

二、在新中国的下个三十年，即市场化创造财富奇迹的时代，三大追求看似悖论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家家户户的财富迅猛增长，中国经济奇迹震惊了整个世界。然而，进步必有代价，进步越大、代价越高。前三十年亦如是。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市场经济的基本动力是社会分化，平等、繁荣、廉洁，三者是悖论，如“鱼与熊掌”般不可兼得。

随着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比较均等的社会陷入分裂。随着社会被市场化，百姓养小、送老的艰难程度日渐上升。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让14亿人口里的至少11亿百姓越来越不敢消费，而且恐惧生养小孩，遑论两个孩子。

随着少数亲友的暴富，领导市场化大潮的众多官员追求高质量的养小、送老，逐渐脱离了“高尚、纯粹”，甚至越来越欣赏“低级趣味”。到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三十年末尾，民间甚至有“反贪党死，不反贪国亡”之说。

如果重新强调思想教育，要求官员高尚、纯洁、脱离低级趣味，如果大批替换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官员，从社会底层迅速提拔新人，谁能保证新人具有成熟的行政和政治经验，谁又能保证新人成熟后还能持续廉洁？毕竟，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差异巨大，而且追求高质量的养小、送老乃人之常情。

经济结果更出乎意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中国经济也逐渐滑入低潮。有些人断定，根本问题是供给方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所以有服务业占比太低的落后经济结构，所以有国有企业和金融占比太高，所以有制造业和矿冶的过剩产能。于是有了官方规制企业的“深改”，揠苗助长。

多年后，“改革出效益”的旧曲未能奏响新凯歌。服务业占比上升是以制造业和其他实体经济陷入绝境为代价的；金融业放开搞活则拉开了中国金融危机的序幕；政策不稳定导致上下游企业的信心近乎崩盘；经济低潮还引发了居民消费萎缩。举世皆知，市场机制全靠信心维持，而消费需求萎缩是繁荣最直接的威胁，如同1929-1933年在西方“成熟”市场机制里发生过的。经济学界不再呼吁“改革”，转而呼吁政府采取“逆周期”政策。何为“逆周期”？其实就是要政府拉动需求，刺激消费增长。“逆周期”说法的前提是，眼下的危机并非来自供给方的市场化不足，而来自市场机制内在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但已被住房、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上气，百姓的消费怎么增长？

为摆脱“三大诉求”成为悖论的困境，我们需要3.0版的中国社会主义新理论，需要再次开创“新时代”。

三、经济繁荣、官员廉洁、社会均等，三者可以有机共生

反之，如果三者不能有机共生，将一个也不会有，有的也会失去，使“党的领导”终结“党的领导”。

在人民对当代美好生活的三大诉求中，牛鼻子是社会均等化。有了社会均等化就会有繁荣昌盛的经济和持续廉洁的官员。

“成熟”的市场机制会制造越来越大的贫富鸿沟。“少数人的现代化”导致人均收入难以提升，经济增长停滞，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难以为继，社会分裂、“阶级斗争”激化，政权风雨飘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战后，原先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普遍采用社会主义政策，修正其“成熟”的市场机制。

第一，经由全民健康统筹实现医疗均等化；第二，实行从基础教育渐次向高等教育推进的教育均等化；第三，调控城市房价和房租，使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第四，推动养老均等化，解除劳动者对年迈后生存安全的忧虑。用资本主义词汇描述上述政策，称为（国家的）“人力资本投入”。用社会主义词汇描述，称为“社会均等化”。用中性词汇描述，是“社会领域的去市场化”。

当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基本消失，当劳动者普遍健康，教育水准普遍提高，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就快速提升，市场供销两旺，人均收入突飞猛进。在西方，讲述这种道理的学问称为“福利经济学”。

由于上述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国家税收占总产出的比例不断提升。一些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大，不仅推行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均等化，而且涵盖了伤残和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各种带薪休假甚至家庭成员福利。“铁饭碗”原本是军公教专利，现在扩展到全体劳动者。这种国家被称为“福利国家”。

在公民投票选举执政者的西方，社会福利易增难减。当经济陷入低潮，一些市场竞争力较低的“福利国家”就难以为继。一旦被迫削减社会福利，政治动荡便随之而来，外国移民也成了替罪羊。

看到上述情形，在全球化中暂时获得较大利益的一些我国精英痛斥“福利国家”，痛斥“民粹”，故意忽视“福利经济学”，故意忽视不少“福利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前，故意忽视美国也在社会均等化上稳步迈进。

我国正跨入“新时代”。是时候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于社会领域的均等化了。逆转个体家庭负担增重的趋势，由中华大家庭共同分担养小、送老，解放我国14亿百姓无与伦比的消费潜力，才是我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动能和持久保障。

社会化的养小、送老，是我国历代儒门弟子的向往，是我国人民对当代美好生活的最大期盼，更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而且，我族自远古迄今都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必须逆转少子化、老龄化，逆转每八十年减少一半人口的中华颓势。把人当“饭桶”是无知；把人当“碳”是无聊。多子多福，年青人乃财富创造力之源，系着老年人的福祉，系着我族之存亡绝续。

推翻“新三座大山”，人民中蕴藏着无穷伟力。我国社会均等化之路必定有中国特色，不似西方仅赖政府财税，而是靠我党精心组织社区人民，实行“四轮驱动”。个人、社区/集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应按比例、按人头支付医疗和教育经费，逐步推进均等化的全民医疗保障，推进均等化的12年全民义务教育。

若取消官员医疗特权，严禁官员子女就学“走后门”，怎会有在社会领域推行市场化的决策？我们应放弃追求“世界一流”的医院、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严禁教育和医疗界“评优、评等”，并以高职、高薪鼓励优质人才向欠发达的公立学校和医院流动。我们应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到12年义务教育上，并公平分配高等教育资源，严禁向“重点”高校倾斜，让各有特色的高校遍布全中国。我们应把医疗工作的重心放到社区去，积极推动社区养老、养病，让病床等医疗设备在社区中流动起来，让优秀的护士和护工扎根社区。

思想教育的旧办法固然重要，但官员廉洁最坚实、可靠的基础是社会领域的均等化。事实证明，社会均等化与官员廉洁高度正相关，无一例外。官员腐败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获得更多金钱的主动力是更好的子女教育、更高的医疗水平、更大的房子、更安逸的养老和为父母送终。在并无“政治思想教育”的现代国家，由于养小、送老的后顾之忧越来越小，廉洁的政府已经越来越成为“新常态”。由于住房的均等化，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的个体家庭负担逐渐降低，主要由华裔组成的新加坡也能持续拥有世界著名的廉洁政府。那里并不要求官员有超乎寻常的道德，反而要求官民一体，“同心同德”。当社会不断均等化，官民之间轻易就能互相转换，人民的文明程度就不断提升，官员傲慢、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新中国七十年的巨变，可视为“正反合”三个“新时代”：“正题”是经济和社会的计划化，“反题”是经济和社会的市场化，“合题”是经济市场化，但社会均等化。社会不平等是必然，但尽力缩减社会不平等也是必然。让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是逆人类历史进步潮流的反动。

社会平等、经济繁荣、官员廉洁，三者当然可以有机共生，而且必然有机共生，否则一个都不会有。三者越有机共生，中华大家庭的凝聚力就越强。14亿人同心同德，外患是微不足道的。

“房住不炒”开了个好头，“习近平新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三生万物”，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本系着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本文原标题《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