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点击：作者：潘维来源：《士者弘毅》发布时间:2019-04-15 11:3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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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原标题《科学工作者的祖国》，收入作者的新著《士者弘毅》。《士者弘毅》是潘维教授继畅销10万册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师友追忆、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三部分。作者忆陈瀚笙、张培刚、浦山等学术大师，生动风趣，娓娓道来，有真性情。作者谈文化与政治，则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观、直击人心的语言探讨了政学两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什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科技工作者的国家认同有什么意义？党如何组织社区居民办好养小、送老等百姓最关心的事？党政体系如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

作者这篇演讲，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第一，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第二，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第三，祖国的成功，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们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身上，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期待着你们勤奋、诚实、忠诚。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他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也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

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 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40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每次返回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道：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为科学家。

二、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是悲剧。

大前天（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击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11岁时，印度独立了，祖国却被英国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乡是印度的博帕尔。博帕尔是印度中央邦的首府。顺便提到，20年前的1984年，博帕尔市发生过一起著名惨案。那里的一家美国工厂泄漏了40吨剧毒气体，导致3150人立即死亡，5万人失明，8万人终身残疾，150万人受影响接受治疗，占博帕尔市总人口的一半。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学院学习，不久又去欧洲学电气工程和冶金。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1976年，当印度开始了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能知识。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6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成为祖国教科书课文里的英雄，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人，比总统的知名度还高。巴基斯坦人口与俄罗斯相当，是美国的一半，是英、法任何一个国家人口的两倍。但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可以有核武器，英国、法国甚至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巴基斯坦却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伊斯兰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伊斯兰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这就是“巴基斯坦国”。很幸运，中国不是这样的。现在卡迪尔汗已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了，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谎言，使美国得以要挟其他国家，比如伊朗。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是悲剧。

三、在成功的祖国

1996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三年前，我在网络上读到了一点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很感动。1999年11月20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6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第二天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他做了决定，而且做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没了感觉，就是腿软，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

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可飞船还在制造中，飞船数据还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他拼命了，日以继夜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而且他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整整两年零八个月，没白没黑，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发现有问题，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了，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他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申劲松是这样说的：

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跟帖的作者回忆说：

1992年毕业前，酒泉来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和来自边疆地区的学生糊弄军队。十年了，我们这些人出了国，成了所谓洋博士、土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成功，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是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1985年，任先生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1995年，他80岁了，得到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举出了很生动的例子。任新民院士今年9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

四、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我今天谈的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

然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富裕。祖国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只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世界上得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有数百人，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而赢得诺贝尔奖，那荣耀属于一个在科学精神下复兴的古老文明，属于亿万中国老百姓那期待科学成就的眼睛。

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哪里？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和房子。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落后，就贫困。

的确，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落后、贫穷，很多地方不如别人的家。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实现了工业化，却发现我们夜晚的天空没有了闪亮的星斗，我们城市里的空气肮脏得令人窒息，茂密的森林变成了荒原，辽阔的草原变成了黄沙。空气脏了，水不够了，能源枯竭了，生物多样性正在被迅速扼杀。如此，绿色的中国变成了黄色的中国，黄色的中国又正在变成灰色的中国——到处都是扼杀生命的工业化学污染。我们终于有了充足的食物，却没有了可以称为“安全”的食品。于是，工业化了，我们的国家却还是发展中国家，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希望。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不合理，给国家带来光荣的宇航科学家却只得到很低的工资。岂止是这样，我们还有一些普通公民受了委屈，冤屈不能洗清，正义不得伸张。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来努力，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

别人的房子再好，那是别人的家。我们的房子再破，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这房子再简陋，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给我们温暖和安全。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准备吃亏，甚至做出牺牲，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轻人。

我们不如人，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但知耻而后勇，我们勇敢，我们不屈不挠。我们如愚公移山，前赴后继地努力，努力把国家建设成最好的家。这就是祖先留给我国精英们的忠诚精神。

忠诚是什么？忠诚是成不了一棵引人注目的茂密大树，就成为树底下的一粒泥土。这不是中国普通民众所固有的精神，这是精英才有的精神。正是我国的这种精英文化孕育了我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落后、贫困，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你的国家先进、富裕、强大，你没有成名成家，但你永远不败，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国家共同进步。

然而，毕竟“科学无国界”啊。人们会说，你潘维讲的这许多，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吗？不，不是。我讲两个道理。

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人类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接近于解决了。

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它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侮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讲了许多，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

第一，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第二，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第三，祖国的成功，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第四，在你们这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身上，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期待着你们勤奋、诚实、忠诚。

五、作为结尾的四个故事

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至于解读这些故事与科学工作者的关联，那就请诸位年轻的科技精英见仁见智吧。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Sacramento）。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府，是淘金热的中心，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那里有一条大河，叫萨克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河上有桥。一天，清朝政府有位领事，是一位武官，正在过桥。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或者美国矿工，也在过桥。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清朝花花绿绿的官服，脑后拖着长辫子，很好玩，打赌这个中国外交官会不会游泳。于是两人一使劲，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萨克拉门托河。他不会游泳，淹死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什么，就像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一样。那个时候，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却打败了中国军队，占领了北京城，太后逃到西安去了。结果是，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白银。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八国之中，美国“损失”（出力）较小，仅分得赔款中的7.3% ，即四亿五千万两中的三千三百万两，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后来，美国政府方面承认，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虚报”，故将该款之近半，即一千二百万美元，交还中国，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美元；那时候，只要几百美元。1867年，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当时还嫌贵，差点就否决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能买46.4个。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是美国最大的黄金、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庚子赔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间年利率为4%，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在1900年之前，中国刚刚赔完日本，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两亿五千万两白银，价值25个阿拉斯加。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

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半个世纪，到1950年，中国军队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了。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而且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作战。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为了一份尊严，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样的科技精英们回归祖国的理由。

第四个，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有一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被重用了。20世纪60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那时候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40年前，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该坐后面？”司机说：“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回大陆的希望，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

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委屈与失望。是啊，家很丑陋，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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