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炳祥：中国非要造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不可吗？

点击：作者：屈炳祥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发布时间:2018-12-13 12:06:37

1.webp (11).jpg

【摘要】所谓“中间群体”在形式上看似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没有多少区别，然而，在本质上它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相去甚远，它完全是西方主流意思形态在我国的衍生物。事实表明，由于“中间群体”或“中间阶级”的许多先天不足，使它不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既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及一心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才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联系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我国当前的具体实际，那种刻意要培植“中间群体”的作法，很难阻止其向下滑落的固有规律的作用与变动趋势。所以，在我国，要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的主张，很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很难如人所愿。

在我们欣欣然跨入新世纪后，关于所谓“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题在我国的主流媒体上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当我们进入本世纪第二个10年时，其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有消息称，2018年7月至9月两个月的时间内，仅国家的一个部门，即“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多次组织召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专题或专家座谈会，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思路和举措。”[1] 同时，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及领导人著文、演讲与谈话，总是忘不了这一话题。可见其热度之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有效扩大内需、稳定社会预期和信心的迫切需要”。[2] 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是“社会真正的中坚力量”。[3] 至此，使人们不得不追问：

第一，何谓“中间群体”？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是什么关系？

第二，“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否真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

第三，中国是否也需要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第四，中国是否可以人为地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以下，笔者将逐一对此作出说明。不妥之处，敬请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一、何谓“中间群体”？

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中间阶级”是什么关系？

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按照国家发改委2018年9月14日在其官方网站所做的解释即：按全国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的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三个群体。因此，“中间群体”也被称之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是多少？“中间群体”的收入标准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化的，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不变的数，因而它会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分配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变化。以2017年为例，其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84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2495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4547元，平均为23628元。

那么，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到底是指哪些人群呢？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2010）所作的规定，我国的“中间群体”主要包括如下几类：一是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以及暂未评定职称的专业人员；二是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各种经济类型的中小企业的经理、企业家；三是各级公务员、办事员；四是从事行政事务、公共事业的专职管理者；五是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等；六是“白领”工人、包括农民工中有一技之长的人；七是商业、服务人员；八是自由职业者，等等。

这个所谓的“中间群体”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什么关系？笔者见，如果仅从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方面来衡量，它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没有太大的区别。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划分和确立“中间阶级”时，除了财产占有关系之外，的确也考虑到了人口的社会结构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中间阶级”往往就是指那些“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4]653 的各种社会群体。起初的“中间阶级”，多指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一类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把那些小资本家也包括其中；另外，还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的需要及社会公共需求的发展，便产生了众多的非生产劳动者，如国家机构中的文职人员、军人、警察、狱吏，以及经理阶层、受雇佣的医生、律师、教师、学者等；再后来，又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现，使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分离，随之便出现了新的经理阶层和其它类型的专业管理人员，等等。这样，这时的“中间阶级”又增加了上述这些人群。

不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间群体”、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说的“中间阶级”，基本上都是指的同一类人群。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一语，而要标新立异，另树一帜呢？笔者认为，过中缘由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上讲，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来就有一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存在（包括反对他们“中间阶级”理论的思潮），尤其是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以后，其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借着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理论进行发乱，进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普遍怀疑。与此同时，在西方一些较进步的社会团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包括其中的“中间阶级”理论的重新探讨与重新认识。这种重新探讨与重新认识的结果，便产生出了诸如所谓“新中间阶级”、“新小资产阶级”、“新工人阶级”等一系列新理论。这些关于“中间阶级”的新理论的出现，促使西方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与确定阶级的标准作出反思，结果舍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划分与确定阶级、包括“中间阶级”的根本标准，提出了以所谓经济政治地位、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声望、受教育程度等作为划分与确定阶级的新标准。

其实，他们提出的所谓新标准一点也不新，这些新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也曾提出过。他们认为，划分和确定阶级、包括“中间阶级”，除了占有生产资料这个根本标准之外，还有一些辅助性、补充性标准，如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利益、社会地位、阶级意识、社会心理、文化习惯等等。可见，这些西方学术界的大佬们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标准作了阉割，作了一种本末倒置或避重就轻的选择而已。他们的这种选择完全扭曲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包括“中间阶级”划分的理论。他们的这样做法，不仅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也严重侵蚀到了我们中国，它不仅搞乱了我们的学术界，也搞乱了我们整个国人的思想意识。

西方学术界的大佬们不论他们怎么阉割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们总还认可在自己生活的那个社会里仍然有一个“中间阶级”（注意其中的“阶级”二字）的存在，而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乃至国人的普遍意识中却并没有了这种认识，所有的只是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连一个“中间阶层”都不提。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与下文所要说的情况有关。

第二，我们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二个30年之后，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强调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党和国家为了从多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利用积极因素，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前30年的一些政策与作法作了调整或纠正，如为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几类人员作了摘帽与平反，宣布地主、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剥削阶级已经消失，等等。这样，旧有的阶级、阶级关系不复存在了。同时，这个时期，由于国人都是从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过来的人，对于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些过火行为及其在这其中所受到的冲击和伤害仍心有余悸，深感后怕，只要有人再提到阶级、阶级斗争就会由衷地感到厌恶与憎恨。因而，“阶级”及其与之相联系的“阶级关系”、“经济分析”、“阶级斗争”就成了人们最忌讳的字眼。否则，就是“左”，就是文革余毒或文革余蘖。

另外，面对现实，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改革开放大战略及其一系列大政策的实施，特别是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重大举措的实施，使一批批新的社会群体，如前所说的那些企业家、经理、私营业主、小业主、小商贩、办事员、白领工、服务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迸发出来。对于这些新出现的社会群体到底应该怎么定位，给予怎样的称谓，在我国当时确实成了一个大问题。称他们是什么什么阶级吧，显然不适合，因为在我国阶级和阶级关系已经不存在了；称他们是什么什么阶层吧，也不恰当，因为这也是一个与阶级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话语。基于此，所以，觉得称他们为什么什么的“群体”似乎最好。于是乎，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的“群体”就这样在我国就流行起来了。其中，那些有着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做着比较体面的职业、有着可观且稳定的收入，还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力的一类人群就被称之为“中间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当然，在有些学者那里，他们仍沿用“中间阶层”这一用语，但是，这其中又有一部分学者他们所说的“阶”并不是“阶级”的“阶”，而是“阶梯”的“阶”。因而，这些学者所说的“中间阶层”其真实含义还是“中间群体”或“中间收入群体”而已。

可见，中国学术界的一些主流学者所说的“中间群体”，在其本质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一语是以他们的阶级及阶级关系的理论为基础的，而我国学术界的主流学者们的用语却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那种“超阶级”、“去阶级”或 “阶级死亡”论为基础的。因为，在这些主流学者的心中和眼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所以不适合再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阶级关系与阶级分析方法理论来分析与研究我国的社会结构问题了。

二、“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否

真地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

现在，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或我们中国，其学术界的大佬们或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是一个社会“中坚力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说过：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都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三个阶级，即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在这三个阶级中，只有中产阶级具有“最好的品德”，他们“顺从理性”、奉行“中庸”，不像那些富人“逞强放肆，致犯重罪”，也不像那般穷人“懒散无赖，易犯小罪”。所以，他断言：“就一个城邦各种成分的自然配合说，唯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去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虑的平安生活。”[5] 148-149

他还指出：“对大多数的城邦而言，最好是把政体保持在中间形式。唯有中间形式的政体可以免除党派之争；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间就少党派而无内讧。大邦一般都是党派较少，就因为大邦内中产公民较多。相反，小邦的人户常常分成两个部分（阶级），全体或几乎是全体非穷即富，中间阶级不存在或少得微不足道。凡是平民政体中存在着较多的中产阶级，分享较大的政权，显示着中间的性格，就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定而显得持久。凡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5]149-150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了世界2000多年。至今，人们对他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仍深信不疑、推崇备至。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们在内。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理论真是这般的颠扑不破，值得如此推崇与遵循吗？然而，笔者认为，未必。

第一，这个“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不成熟、非典型的阶级。因为，作为“中间阶级”的那些社会群体，他们虽说具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受教育程度，乃至共同的经济、社会地位与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合理的组织形式和严谨的联系方式，因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组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阶级”；在社会实践中，他们也没有显示出那种高度一致的社会表现，同时也没有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一种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虽说有共同的经济利、社会利益，但就是没有取得共同的利益诉求。对此，马克思曾以农民为例作了阐述。他认为，尽管农民是社会中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但是，就是因为其固有的弱点，使他们并不能以一个真实的阶级存在，顶多也只能是一个阶层。他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6]565-566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包括恩格斯）总是更多地把他们称之为“中间阶层”。

第二，“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既极不稳定且又非常落后与保守的社会群体，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又总是动摇不定。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经典文献中多次指出，“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会向两极分化，要么进入社会的上层，要么跌入社会的下层，决不会永远居于社会的中间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往往把他们称之为“过度阶级”。在他们共同著述的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近世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已经形成了—— 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经常重新形成着—— 新的小资产阶级，它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但是，竞争经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员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 所以他们已开始觉察到,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们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7]393-394恩格斯在1886年《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也说道:“中间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8]553若“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9]830

这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不仅不稳定，而且还非常落后与保守。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认为，“中间阶级”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尤其不是社会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因为其固有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是落后的与保守的。他们指出：“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0]476-477还指出：以农民、小生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他们的“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9]830另外，究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5]494

这个社会群体，不仅是不稳定与保守的，而且在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总是表现得动摇不定。对此，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中间阶级”，“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特性。他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这个阶级永远摇摆于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这个“中间阶级”不仅其思想意识、政治观点是动摇的，而且其政治态度与社会行为也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君主专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 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 一当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因强烈的民主主义幻想而如醉如狂，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 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10]10在中外历史上，不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往往都是由于“中间阶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动摇或叛变才使革命遭致重大损失与严重挫折的。所以，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经常提醒战斗中的无产阶级，要密切关注那些“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态度与表现，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把他们紧紧吸引革命阵线上来，与自己一道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否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是不可能的。

由于“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的这种不稳定劣根性的存在，所以，在任何时候它都不可能社会稳定的柱石，再加上它的保守性和动摇性，也使它成不了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尽管他们的人数众多，占去了社会人口总数的一半。这种情况，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大环境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中间阶级”的社会构成也有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它的组成人员仍然还是处于一种散砂一般的分散状态，他们虽然有其共同的生存基础、共同的利益，但是仍然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高度一致的社会表现及其在这一实践中形成的那种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因而，即使在今天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会出现分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并不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独立力量。

当然，这么说并不否认“中间阶级”在社会发展与变革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过须知，“中间阶级”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是在它与当时社会先进的或革命阶级的合作，并在其领导和指挥下实现的，而决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达成的。如我们中国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之所以能在民主革命时期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成为我们取得整个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就是因为他们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与工人阶级结成了巩固的革命联盟一起奋斗来实现的。同样，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之所以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主力军，使我们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因为他们能衷心拥护并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与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否则，他们仍将是一盘散砂，一事无成。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当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和、稳定的状态下，这个“中间阶级”是否就真地会是保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如前所述，“中间阶级”本身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社会力量，并且也不稳定，它的成员时刻都处在分化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其狭隘自私的本性，他们考虑的要么是如何避开风险、防止破产，坠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是如何投机占营、攀富求贵，上升到社会的上层，哪能为社会承担、为社会分忧？如近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使我国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碰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发生了一定的波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政府也早有准备。然而，这个“中间阶级”或“中间群体”中的许多人却大惊小怪、惊慌失措。面对此，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与政府配合，与职工一道积极应对，在关键时刻为国为民尽一份责任和义务，而是将一堆难题推给政府，自己则一跑了之。这能说明这个“中间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吗？

在这里，或许有朋友会说，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二战”结束后的大半个世纪为什么始终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尤其是没有发生令资产阶级丧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它们长期建设“橄榄型社会”，利用“中间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的结果吗？对此，笔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后其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没有发生动荡，没有发生革命，并不是他们建设“橄榄型社会”，利用“中间阶级”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所致，而是西方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在经济领域，它们对社会生产关系方面，在不威胁、不影响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所有制形式、人的相互关系以及收入分配方式等作了某些调整，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不再那么突出、尖锐，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张、激烈。在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利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手段在国民就业、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行了普惠性的福利政策，解除了他们的许多后顾之忧；另外，还通过发展高科技和生态环境建设，向国民提供舒适、方便和相对安全的生活条件与生存环境。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在强化国家机器作用的同时，加强法制、扩大民主（当然，这里的法制和民主主要是富人、乃至资本的专有物）、利用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及其文化产品等愚弄国民，泯灭他们的思想意识与斗志。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得到有效缓解。这样，整个社会也就自然显得比较平和与稳定，而没有发生大的震荡。

此外，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二战”后，国际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起的“颜色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修正主义集团的猖獗，使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挫折、大倒退，在客观上也大大地帮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忙。

上述这些，才是西方发达国家安享半个多世纪“太平”的真正原因，而决不是所谓“中间阶级”起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作用。

三、中国是否也需要培植

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有朋友说：“从近代以来，无论是国外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还是国内各种文化维新、制度革命都离不开这部分人群，中等收入群体由于其自身特点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到了今天，这部分人群更是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可以说，国家的发展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依赖度很高。”[3]

对此，笔者认为，差也！首先，无论在西方的文艺复兴、科技革命，还是国内的文化维新、制度革命中，“中间群体”或“中等收入群体”都“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一说，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倡导和推进这些革命与变革的并不是那个时代或那个时期的所谓“中等收入群体”，而是当时社会的各类精英人物。这些社会精英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出生各不相同，当他们进入社会、走上仕途时可能正好就是处于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当他们走上推进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舞台时，已经进入了社会的上层、乃至顶层，而不再属于他们原来的那个阶级或阶层了。这不论是推动西方文艺复兴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拉斐尔·桑西）、还是倡导和实施我国文化维新和制度革命的社会精英，如“百日维新”的“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思想精英与政治精英，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的成员。因而，把这些倡导与推动社会文化革新、科技革命和政治变革伟大斗争的人都归结于所谓“中等收入群体”实在是有些不恰当。

另外，关于这个“中间群体”即使到了今天，包括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也仍然“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的说法一样不能成立。对此，笔者首先坦承，的确“到了今天，这部分人群更是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可以说，国家的发展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依赖度很高。”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能说他们仍然“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吗？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作为一个时代的推进者只能是那个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及其由它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团体或政党，而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它就是我国的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是所谓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中等收入群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而是说要恰如其分地给它做好社会定位，实事求是地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客观地说，我国现存的“中等收入群体”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那种“担起了一国的生产、消费的重担”的人，或曰社会最大的一群财富生产者与消费者。然而即使如此，他们的生产活动与消费行为还必须在我们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行事，而不能由自己任性。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带社会来不良后果。如我国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那些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黄毒赌黑等危害社会、戕害民众的现象，许多就出自他们中的不少人。所以，在今天把这个“中等收入群体”奉为“始终扮演着一个时代推进者的角色”实在是太高看了他们。

那些力推要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希望依靠他们来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完全是中了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学者的套，而且也完全忘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党领导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农民，以及由他们的一部分中坚分子组成的人民子弟兵，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以及为之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共和国最可靠的力量，这才是维护我国社会稳定的柱石，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中坚力量。我国过去几十年就是依靠他们对共产党的信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人民共和国的忠诚这么一路走过来与发展起来的。今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奔小康、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都只能依靠这些基本群众，而不是什么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我们就忘了本、丢了根，偏了向，误国误民。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我们为什么不去继承自己的老传统，一如既往地去依靠我们的工农兵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这些基本群众，反而要去刻意培植和依靠一个所谓的“中间收入群体”？难道说我们过去依靠了几十年的这些基本群众已经变质了，靠不住了？他们对共产党不再信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再信仰、对人民共和国不再忠诚了？

另外，按照现在一些主流学者的理论，那些“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群体”是最可靠、最不会出乱子的，最容易出事的可能是社会的另外一些人。是社会上的那个“高收入群体”？依那些主流学者的观点看，那都是国家的精英所在，有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即所有的社会精英，他们决不会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而给社会添乱的、制造不稳定的那就只能是那个处于社会底层的“低收入群体”了。然而，这些学界的大佬们，你们想过没有？这些所谓“低收入群体”，其主要成员不就是原来的那些国企的下岗失业的职工、失地失业的农民及他们的下一代吗？这些人，跟我们党、跟我们国家、跟社会主义一直奋斗了几十年，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仅作了巨大贡献，而且还为之付出了最大牺牲，骨子里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国家、对社会主义最有感情，怎么一下子就成了给社会添乱、制造不稳定的因素呢？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如此看待他们是不是很不公平？

上述可见，“中间群体”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我们“时代的推进者”，真正作为我们社会“稳定的柱石”、“时代的推进者”仍然是跟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主义一道走来、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兵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

另外，如果我们真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必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制造社会不公，真正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众所周知，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具有其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些规律面前，人只能在尊重的基础上认识它，在遵循其客观要求的前提下利用它，而不可任性，不可胡来。否则，就会出乱子，碰钉子，吃大亏。在我国现阶段，只要我们严格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切实执行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是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这才是最真实、最符合客观规律的基本事实。对此，我们就必须接受，必须尊重。如果要刻意去培植一个所谓的“中间群体”，势必以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如果我们真要刻意去培植一个“中间群体”，又势必对其它社会群体、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中的那些困难人群造成不公。因为我们现在所出台的众多的“扩中”举措，大多都是专为鼓励、支持和保护那些特定人群增收致富而开的“小灶”，搞的“特供”。如我国提出的对新技术研发人才、职业技能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各种激励政策与举措，对私营企业主在市场准入、资源开发、资金融通以及税收等方面开出的优惠政策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最要紧的应该是在对那些收入过高的“高收入群体”进行有效调控的同时，对过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尔后又在改革中付出重大牺牲的工人、农民以及同他们一道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予以特别的关照与爱护。他们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臣，又是促进我国社会进步与稳定的柱石。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照与爱护不仅具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即既有利于消除当今出现的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又能赢得未来、实现共同富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奠定更加深厚与深远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如果真地要刻意培植一个“中间群体”，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违背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全民共富的本质要求。如果这样，既否定了我们过去的历史，也违背了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规律，给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中国是否可以人为地

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

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吗？在一些朋友看来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那样热衷于倡导和力推在我国“扩中”，刻意要去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呢？然而，在笔者看来，事情恐怕没有那么值得我们乐观。因为，这首先是由这个“中间群体”的固有本性所决定的。前文已经指出，这个“中间群体”或“中间阶级”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它都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每时每刻都处在分化中、流失中，只不过在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慢一些而已。因而，那种为人们所期望的始终保持稳定扩张的态势总是不曾有过，并且事实还将证明今后也很难有。

人们如果留意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就不难发现，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那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从上世纪到现在一直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资料显示：美国，如以同样的成人收入口径（指那些家庭年收入为美国当年平均收入水平的2/3到２倍的成人）计算，1971年该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61%，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了51%。①另有资料显示：该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在2008年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为53%，而到了2014年，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了44%，平均每年下降1.5个百分点。②又如德国，其广大劳动力的中间部分――他们的工资为中等收入的70%－150%――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由占总人口的62%下降到了54%，平均每年下降1.0个百分点。③再如加拿大，2004年有2/3的国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是到了2014年，10时间这一人数已经不到原来的一半了。④同样是2004年，在日本，有9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然而时隔5年，到了2009年东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人把自己定义为“中产阶层以下”。⑤上述事实表明，在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的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植“中间阶层”，力保它的稳定增长，但是这些努力其效果非常有限，仍然抹不掉它那脆弱的本性，也更是挡不住它那向下滑落的基本趋势。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中间群体”是否可以例外，总是能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以园一些朋友梦寐以求的那个“橄榄性”社会的梦？众所周知，我国的“中间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新事物。经过40年的发展，这个社会群体才达到我国总人数的30%左右。然而，这30%的人的处境与现状也并不令人看好。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力主“扩中”的朋友也不敢否认，并且还为之怀有深深地担忧。财经专家、“腾讯•大家”与“百度•百家”的专栏作家孙骁骥先生如是说：“我们如果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英文的‘middle class’，它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如果我们把这个较为学术的定义和BBC报道的定义结合来看，会悲哀的（地）发现，中国的所谓‘中产’根本名不副实。无论从他们的消费能力、生活质量、对时间的支配权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对资源的占有等方面来看，‘中产’也只能配得上一个‘惨’字。......要知道，在今天这个竞争极度激烈，任何事情几乎都是‘零和博弈’的社会，社会资源的两级分化是极为明显的。在社会财富精英化的背景下，贫富阶级的两级分化是大势之趋，而所谓的中产，不过是夹在贫富两者中间，位置略显尴尬，且不断向下层滑动的悲催阶层。”[11] 孙骁骥先生对我国“中产”或“中间群体”的描述，基本反映了我国的社会现实。这说明，我国的“中间群体“名不副实”，并且还很不稳定，具有“不断向下滑动”的趋势。

面对这般景象，我们“扩中”的政策举措能奏效吗？我们真地能刻意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吗？下面我们首先来听听专家们的声音。

在今年（2018）9月14日由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关于“中间群体增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专题座谈会上，来自我国最高级别与最高权威机构的专家们一致指出：现在，“当人们再次讨论‘扩中’的时候，无疑表明‘扩中’的难度进一步提升了。”因为“以国际经验而论，‘扩中’之难，难在‘扩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既会触及税制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往往关涉到不同群体的利益调适。而中国‘扩中’的特殊性还在于，中等收入群体还可能存在脆弱的一面。”[2]

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海东教授也指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职业带来的中等偏上收入。只要职业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就是可以预期的。不过，与更加具有优势地位的阶层相比，在资本收入方面，他们并不具有优势。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不少人通过辛辛苦苦、努力工作却无法获取更多的财富，而拥有一定资本或财富的人则可以轻松赚钱。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当勤劳不再成为致富的主要、有效途径时，在‘资本为王’的时代背景下，食利性的‘不劳而获’收益远远高于辛苦工作的收益。......从这个角度而言，中间阶层及以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似乎变得日益艰难。”

郑教授还特别提出：“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既要看到其具有的积极意义，也要看到群体脆弱性的一面。从全球范围看，中间社会阶层‘向下流动’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在美国，三四十年前‘中间阶层’占比达到七成以上，但最近十几年来这一比例不断减少。”另外，“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讲，中等收入群体依然有向上流动的愿望，希望获得更高阶层的地位。但很可能的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只有少数人有机会实现这种向上流动。甚至有时候，中等收入群体如果不能通过种种努力或者即便经过各种努力也不能保持现有的地位，那就极有可能向下‘沉沦’。”[12]

另外，即使是那些力主“扩中”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国内的中等收入群体普遍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然而，“不得不说，狭窄的收入渠道确实对他们形成了不小的压力，据统计，中等收入群体93%的收入来自工资。前一段时间有个高管患癌的新闻，高管在癌症治疗过后，其工资水平一落千丈，直接导致家庭收入来源被截断，如果考虑到当今家庭负债的情况，失去稳定收入来源可能造成系统性的社会风险。”[3]

看来，不论是专家，还是力主“扩中”那些朋友，他们对在我国刻意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也是心中无数，缺乏应有的底气与信心。

以下，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为“扩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是否真地能培植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园众人所希望的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的梦？

在如何扩大“中间群体”，我们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领导机关动了不少心思，使出了不少招数，可以说是费尽心计、不遗余力。其中，人们提得最多的如提高财产性收入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拓宽居民的财产性增收渠道；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能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改善营商环境，实施支持创新创业者的税收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高杠杆负债对中等收入者的伤害；减少工薪阶层税负压力，增加普惠性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支持中等收入者提高人力资本。等等，等等。但是，这么多的政策举措总觉得还不尽人意，难以如愿。于是乎，来了一个大绝招，即扩大“中间群体”的社会构成。专家们建议：为满足“扩中”的需要，必须吸纳新的人群，即将“对农民工、中小学教师等重点群体给予更大关注。”说白了就是要将农民工和中小学教师也纳入“中间群体”之中。可见，这也是不得不已与十分无奈的举动。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工、中小学教师真地能成为“中间群体”的构成人群吗？众所周知，我国的农民工，除了极少数有专业特长者之外，其余的都是拼体力的简单劳动者。这些人拼尽全力也只能挣得一个温饱，更何况还要承担起抚养、教育子女及赡养老人的重担。除去这些，他们实在是囊中羞涩，哪敢进入“中产”的圈子？再说中小学教师。这些人，拿的是国家确定的固定工资，享受的是政府给的基本福利。其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国家公务员的水平，想再提高，或许也很难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经济、社会地位已经遭到社会上不少人的嫉妒或诟病，如果再提高就会引发社会多数人的不满。这是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所以，要想将这一人群纳入“中间群体”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上述可见，在我国现实条件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来看，希望造出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并且还须注意到，在我们着力培植“中间群体”的同时，由于那个不断分化、不断流失的规律仍在发生作用。这正如人们常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无疑又大大地增大了我们培植“中间群体”的难度。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使我们看到：首先，所谓“中间群体”在形式上看似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无多大区别，然而，在本质上它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种学术范畴，它完全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的衍生物。它以西方主流学者的所谓“超阶级”或“去阶级”、“阶级死亡”论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理论对立物出现的，在我国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混乱，误导了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决定与实施。

其次，事实表明，由于“中间群体”或“中间阶级”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保守性与动摇性等先天不足，使它不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都既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也不是推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即使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也是如此，没有例外。恰恰相反，无论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我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都是因为这个“中间群体”在关键时候表现出的动摇或叛变使得革命遭致重大损失与严重挫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由其无数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一心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用献血与生命拼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换来的。因而，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及知识分子才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才是我们国家的中坚与脊梁。

所以，我们只能尊重自己的国情，尊重我们党一贯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地坚持依靠这些基本群众做好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效仿那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法，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另外，那种刻意要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的主张与作法，在理论上是违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对其它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群体”中的困难人群也是一种不公。联系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与现实以及我国当前的社会实际，那种刻意培植“中间群体”的作法，难以阻止其向下滑落的固有规律的作用与变动趋势。所以，在我国，要刻意去培植一个庞大的“中间群体”、建设所谓“橄榄型”社会的主张，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很难如人所愿。

注释：

①Rakesh Kochhar and Rich Morin5, 2012. “The Lost Decade of the Middle Class Fewer, Poorer, Gloomier”, August 22, 2012.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 /2012/08/22/the-lost-decade-of-the-middle-class/#fn-14586-2.

②高攀：分析:财富向富裕阶层集中美国中产阶级渐衰落2015年01月28日来源：经济参考报

③The New York Times, 2008. “For Europe’s Middle-Class, Stagnant Wages Stunt Lifestyle”, May1, 2008.http:// www.nytimes.com /2008/05/01/ business/worldbusiness /01middle.html?pagewanted=all.

④TAVIA GRANT, “Five myths about Canada’s middle class”, Nov. 19 2013.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national/time-to-lead/five-myths- about-canadas-middle-class/article15515586/.

⑤邓喻静等：全球中产者的愤怒和中产阶级的危机原载《环球》杂志2010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陈芳、梁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文件正在酝酿中增收、减负是关键词原载上海证券报2018.09.22

[2]李金磊：国家发改委研究促进“中间群体”增加收入，释放啥信号中新网客户端2018.09.14消息

[3]盘和林：促进“中间群体”增收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国网2018-09-1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II)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 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