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

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战略判断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马钟成

摘要：当前，社会上流行一股舆论思潮，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教条化、片面化、极端化、扩大化式的曲解，从而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危害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要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论断的科学内涵，就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所指、具体历史背景来孤立片面地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和政治环境，并非是指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未来几十年都要坚持这个方针；第二，“主要是防止‘左’”只是某个具体历史时间段的工作重心，并没有像明确反右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延伸至未来七十年；第三，“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主要是针对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来说的，跟右派的敌我矛盾不是同一范畴的问题，对这二者的处理方式也是根本不同的。最后，要运用历史的辩证法来看待这个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主要防“左”，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内要更加警惕右。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  改革开放40周年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意识形态问题，贯穿改革开放始终，是关系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认识中国当前及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判断，成为新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当前尤为值得警惕的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新动向，就是某些两面人，站在貌似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评判社会思潮，曲解“左”右的概念，将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谈到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进行教条化、片面化、极端化、扩大化式地曲解，从而制造意识形态混乱。这些人主张，经过十八大后几年的工作，右翼自由主义的势力已经被有效压制，未来对党和国家危害更大的是极“左”思潮。这种观点是否符合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情况？如何准确、完整、全面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本文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思想的实质

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相关完整语境如下：“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①]

邓小平所批判的“‘左’的东西”，指的是左派即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错误的激进冒进派别和倾向，邓小平所批判的“右的东西”，主要指的右派即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保守的或因受敌对势力影响而缺乏对敌斗争性、对敌妥协投降的错误倾向，而非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右派和敌对势力。

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主要是针对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潮来说的，他认为在当时的那个具体的历史时间阶段，要把党内即左派内部的“左倾”错误思潮而不是右倾错误思潮当作主要的党内错误思潮进行处理，这是就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颠覆势力、敌对势力已经不是全党的主要敌人，更不等于把全党的主要敌人及主要斗争对象从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敌对势力身上转移到当时的党内“左”倾错误乃至左派（党是整个左派的一部分）身上，将其当作全党的主要敌人和斗争对象。

我们应正确理解其中“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论断，不能将其教条化、抽象化、扩大化、极端化，脱离当时的具体所指、具体背景和具体涵义。

1、“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确的时间限定和政治环境

邓小平的这一论断针对的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环境，有明确的时间限定。邓小平一开始就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其“现在”具体指的是在基本处理完“8.9动乱”问题后，要警惕“左”的倾向抬头，防止其危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并非是指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未来几十年都要坚持“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有明确的具体时间限定，即“现在”。

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几年时间内，党中央一直主要（即着重）纠正“左”的错误。然而，在每个具体的历史时间段，思想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究竟是主要“防止‘左’”，还是主要“警惕右”，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邓小平于1983年10月12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②]在这里，邓小平把纠正右的倾向，当作“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即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定位为右的倾向，将纠正右当作主要工作。

可见，党中央在不同时间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矛盾也是不一样的，有时着重纠“左”、防止“左”，有时着重纠右和反右。

在主要纠“左”和防止“左”的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不同群体呈现的主要倾向及相应的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例如，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指出“我们主要是反‘左’”的同时，也强调在青年人中间要主要反右，他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③]

可见，邓小平的主要反“左”，指的仅仅是“左”的习惯势力。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邓小平都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哪个是主要矛盾就主要解决哪个问题。而不是把个别时间段里的某个方针和判断，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因为这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便是在主要反“左”的具体历史时间段内，针对当时的青年人，邓小平仍然强调主要还是要警惕“右”。

1980年代“左”的习惯势力在今天早已进入历史，当时的青年一代（邓小平认为，对于50后、60后、70后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的中坚，而更年轻的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也已经登上历史的舞台。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左”的习惯势力早已不复存在，在高校、媒体、网络、知识分子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究竟是“左”的习惯势力为主要矛盾，还是右的势力为主要矛盾，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照搬照抄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这一具体时期内个别时间段的判断，别有用心地将其教条化处理。

2、“主要是防止‘左’”并没有像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样延伸至未来七十年

邓小平无论是在强调“主要是防止‘左’”时，还是强调“首先要着重解决纠正右”时，都是针对具体历史条件和阶段下出现的不同倾向时讲的，如果要强调未来需要长期反“左”及反右，邓小平会着重加上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强调。例如，针对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于1987年3月3日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④]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又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⑤]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 [⑥]

由此可见，邓小平明确指出反右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在某些具体历史时间段主要反右），是未来七十年都必须要长期坚持的问题。然而，针对“左”的问题，邓小平只是指出在当时具体的某个历史时间段要“主要是防止‘左’”，并未指出未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还要反“左”。

3、“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主要针对的是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最为关键的是，正确理解和执行邓小平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间阶段强调“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时，要把握好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及敌我矛盾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当时邓小平做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是指当时“左”的东西的危害相对于当时右的东西更突出，这里无论是“‘左’”还是“右”，首先主要指的是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在这里主要是在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来说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具体语境是“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其中“右的东西影响我们”指的是党内的右倾思想，“‘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指的是党内的“左”倾思想，“我们”指的是党及党中央。可见，邓小平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党内（即左派内部）“左”及右的不同错误思想倾向及对全党和中央的不良影响，是特指当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比右倾错误思想更危险。

邓小平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的“左”，不可能是指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左派和右派，更不可能指的是左派（即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或者是说左派内部的“左”倾错误思想比右派（即帝国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更危险，是最大的危险。党内（即左派内部）“左”倾错误思想，跟右派（即帝国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和平演变势力）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前者的问题必然是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而后者的问题必然是敌我矛盾范畴。

当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党内的右倾思想，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主张在党内“主要是反‘左’”的同时，也强调在青年中间主要是反右。而党内右倾思想又和社会上的右派（即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势力、全盘西化势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在某种条件下，前者有向后者演化的危险，即便如此，我们对党内右倾思想的处理方式与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

二、历史的辩证法：革命战争年代党内主要防“左”，在改革开放时期党内要更加警惕右

毛泽东曾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⑦]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即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左派内部，“左”的东西表现为激进、冒进，表面上似乎拥有最革命、最纯粹、最进步的无产阶级立场，但是脱离实际和现实，在革命年代的危害最为严重。而右的东西，则表现为保守、落后，对敌缺乏斗争性，对共产主义革命缺乏热情和信心，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表现出对敌妥协和投降，这样其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就发生了偏移并走向了反动，走向了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进而从左派内部的“右倾派”蜕变成右派，从人民内部矛盾演化为敌我矛盾。苏联解体的过程和实际经验就是最好的证明。

邓小平所谈的“‘左’”和“右”的概念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所说的“‘左’”，具体来说主要是历史上的“左”倾错误及当时存在的一些习惯势力，他们之所以主张“全面的计划经济”、“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以及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冒进的、超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主张，这当然是就党内情况而言的。而“右”则是指党内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倾向，出现这种倾向的重要原因，仍然是没有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他们按照庸俗生产力论，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搞早了，是早产儿，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主张要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倒退到新民主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社会。这主要也是就党内矛盾而言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同样是在这篇谈话中，邓小平强调：“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⑧]非常明显，邓小平强调中国未来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即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导致共产党内部出问题，即主要是右的势力在共产党内部搞垮共产党。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 [⑨]很明显，在动乱过程中，党内矛盾和敌我矛盾有所交织，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强调的“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更多是指党内右的东西、右的错误倾向，是指“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而不仅仅是动乱中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因为针对动乱中的右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不仅仅是“警惕”问题了。

毫无疑问，党与党内“左”倾错误（即“左”的东西）和右倾错误（即右的东西）的矛盾，主要是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党与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势力的矛盾，则无疑是敌我矛盾。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党内某些势力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乃至站在动乱一边，我们也基本上是按照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极个别情况除外）。然而，针对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势力的颠覆，毫无疑问要按照敌我矛盾进行处理，甚至必要时要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进行处理。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某些具体历史时间段内，邓小平主张在党内主要反“左”的同时，在社会上的主要敌人仍然是右的势力，即在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领域主要反右，即对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势力的颠覆破坏进行坚决斗争。因为当时“左”的习惯势力主要是在党内，在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中，帝国主义及和平演变势力依然是敌对势力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危险，这正如我党历史上在党内主要纠正王明、博古、李德等“左”倾错误路线及主要纠正右倾错误路线时，并不是说党的主要敌人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当时与“左”倾、右倾代表人物的斗争也基本以党内矛盾进行处理（叛变投敌者除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左”倾错误、“左”的东西之所以危害比右倾错误、右的东西更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甚至是最高级别的武装暴力形式的战争，很多时候面临来自外部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如抗美援朝战争等等）。因此在对敌斗争、阶级斗争为党的主要工作的背景下，带有革命色彩“左”的东西相比右的东西就更加难以克服，其造成的损失有时候比右倾错误还要大。在战争与革命为主要矛盾的时代，在党以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为主要工作的时代，党内主要反“左”，是符合辩证法原则的。

然而，当今天“左”的习惯势力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有近70年历史的执政党，党的主要工作早在四十年前开始就已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帝国主义已经难以通过战争和暴力手段消灭我们而主要采用和平演变手段的时候，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国外思潮大量进入国内党内的情况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右的东西的危害都将远远超过“左”的东西。例如，二战结束前，苏共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主要是“左”的错误，但是这一失误并没有导致苏联亡党亡国。而最终毁掉苏联及苏联共产党的，却正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右倾错误（最后导致了变质、蜕变、叛变）。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出现过的几次动乱、暴乱及其他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安全产生过严重危害的势力和事件，主要都是因右的东西的不良影响。因此，在党成为执政党、党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时代，党内应主要警惕和反对右，这才符合辩证法、符合历史规律，这就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等论断的原因。

当前，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曲解邓小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论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混淆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处理界限。将邓小平在某个具体历史时间段主要就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所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扩大为在一切时期、处理一切领域问题时的方针。按照这种曲解，当前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左”的势力和问题，是比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势力及敌对势力还要危险、还要主要的敌人，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在有些人看来，“主要是防止‘左’”，就是在全社会领域要主要打击这些“左”的势力，甚至是打击不带引号的左，放松对党内右倾势力及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等敌对势力的打击，这是对邓小平理论非常恶毒的断章取义和曲解。

在当前，我们要牢牢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通过改革开放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排除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误导，那些极端的“左”倾思潮和情绪，自然也就会烟消云散，那些受右的敌对势力蛊惑的普通群众最终也会走向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上来，这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作者：马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