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脱欧派以51.9%比48.1%的微弱选票优势胜出。这次公投所启动的英国脱欧进程，势必对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脱欧公投，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的一次严重危机，更是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深入发展的直接产物，而且是西方政治体制全面衰败的标志。

　　一、脱欧公投背后的政党媒体化与政治选举的异化

　　1.英国脱欧公投，本质上是一场由资本操纵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公投。对于脱欧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是脱欧派内部还是留欧派内部，没有统一的共识。脱欧运动主要是由极右政党独立党和保守党里的极右派所主导，而且不仅仅保守党高层分裂成了留欧派和脱欧派，工党自身也分裂了。虽然工党高层大体上是留欧派，但是工党的传统选民却大部分成了脱欧派。脱欧问题不仅导致了保守党的内乱，也引起了工党的内乱，新上任的工党党魁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态度暧昧，公投结果出来后被工党高层指责，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联合其他内阁成员逼科尔宾辞职。

　　科尔宾认为，脱欧本身是一个伪问题，真正应该讨论的是工人权利、环境保护、提高企业税收、增加收入等等。然而，这些真正关涉民众利益的问题都被英国大众媒体和政治议程屏蔽掉了，在西方政体下，真正对老百姓有利的议案，是上不了公投台面的，民众的兴趣焦点都被媒体操纵转移到移民问题和脱欧问题上。因此，在英国，没有是否参与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公投，也没有是否限制富豪财产的公投，更没有增加社会福利的公投，而在极右翼主导的反移民议题及其相关的脱欧问题上，却有公投。

　　在脱欧问题上，本来互相对立的政治团体，奇妙地走在一起。除了新兴的独立党外，英国传统的政党，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因为脱欧问题产生了分裂。因为脱欧问题，整个英国分裂成了两派，无论是脱欧阵营，还是留欧阵营，虽然他们在这一单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在其他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如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以及环保、企业税收等等）都南辕北辙、尖锐对立。

　　在英国脱欧公投过程中，缺少严肃的政治讨论。媒体成功地操纵了大众的意识。在各大媒体中，脱欧派和留欧派势均力敌，《太阳报》《每日邮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支持脱欧，而《卫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镜报》等基本上支持留欧，其最终结果脱欧派和留欧派投票也势均力敌。

　　更为显著的是新兴社交媒体的作用。公投时，仅推特上关于公投的推文就高达50万篇。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洗脑信息充斥大众头脑，使大量投票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可操纵性。公投最终结果，支持脱欧的选票1700多万，比留欧派选票仅高出100万左右。公投结果出笼，很多投了脱欧票的民众却反悔了，在社交媒体上，“悔脱欧”成为替代之前“脱欧”的新热词。仅仅三天内，英国政府和议会请愿网站上要求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再次举行公投的人数就超过300万。这说明，在大众传媒的误导下，英国民众对脱欧的认识停留在非常浅显的层次，整个脱欧公投过程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被操纵性。

　　2.英国脱欧公投乱象的背后，是资本主义政党媒体化与政治选举的异化。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选举从一开始就是少数有钱人的游戏，选举权与财产权挂钩，广大底层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和限制，直到1948年复数选权（英国有钱人可依据其在不同选区的财产权拥有多个选票）才被工党所取消，直到1969年英国的普选制才真正确立。然而，普选权的推广，相伴随的是媒体的资本化以及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控制。

　　梳理英国传媒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英国在19世纪上半叶曾出现大量工人阶级的媒体，例如《穷人卫报》《北方星报》等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办报只需非常低廉的启动和运营资金，激进报纸的资金完全可以由工人阶级内部所提供。这些媒体“反复强调工人阶级有潜力通过集体和有组织的行动促使社会产生变革，从而在它们中间树立了更大的群体信心”，这非常有利于树立工人阶级的阶级观念，以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然而，随着19世纪后半期报业领域的工业革命，转轮印刷机、整行铸排机等技术的普遍应用，使报刊出版所需的资金成倍上升。1837年，成立一家全国性的有利可图的报社仅需1000英镑，且其发行量仅需6200份即可盈亏持平，而到1867年，办一家日报的起步费用是5万英镑，到1918年已经高达上百万英镑才能维持运转。媒体的市场化和资本化，再加上资产阶级政府的暴力镇压，最终使工人阶级的媒体被逐步边缘化。19世纪后半叶以来，英国再也没有出现一家全国性的工人阶级媒体，大众媒体日益集中化、垄断化。左翼媒体的消亡是左翼政治力量消亡的重要原因。

　　媒体垄断化的结果，是西方政党的日益寡头化。在20世纪后半期以前，西方传统政党基本上依靠党员活动来联系、说服、组织、动员群众，政党组织是党魁和政党候选人联系动员大众的媒介。随着大众传媒对广大群众思想渗透和控制能力的日益增强，特别是广播、电视、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党魁和政党候选人通过专业竞选团队和大众传媒动员民众所起到的效果，已经远远高于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后者逐渐被前者取代，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去政治化、去组织化的现象，政党媒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大众媒体则已经完全被垄断资本寡头所掌控。

　　在英国，原来具有浓重左翼色彩的工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蜕化变质。早在1962年，面对日益崛起的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工党不得不成立由BBC广播公司前总裁约翰·里斯来领导的广告委员会，试图利用英国广播和电视上的商业广告为自己服务。至1987年，工党领袖金诺克已经成功地对工党进行了彻底改革，将“工人阶级的”工党改革成“比保守党更有效地管理资本主义制度”的政党，至1994年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则已经在布莱尔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名义下开始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了。1996年1月，布莱尔用巨资建立了专业竞选组织“密尔班克”，这个组织负责管理竞选运动期间的信息交流、媒体操纵与民意调查和动员，并与世界传媒巨头默多克建立同盟，默多克在1997年下令其《太阳报》动员选民支持工党。在这个过程中，最终的结果不是工党利用了媒体和资本，而是资本和媒体最终绑架了工党。

　　二、脱欧公投是英国垄断资本转移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

　　1.英国脱欧公投及其导致的英国脱欧，是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这波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由于长达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工人福利被不断缩减，资本的收益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其最终结果必然是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资本流入金融和虚拟经济，金融膨胀，房地产等投机盛行，实体经济萎缩，并最终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进而是大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破产，公司和国家债务的飙升，以及大量工人的失业。

　　然而，作为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欧洲的主流政党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法是进一步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其中包括紧缩政府开支，压缩国民福利，降低对工人的保护，允许资本更加自由流动，减少对富豪和大资本的征税，允许资本用更加低廉和苛刻的条件雇佣工人，引进发展中国家移民使之与本国工人恶性竞争等等。卡梅伦2010年上台后，英国一直是大规模引进移民比较积极的国家，2012年英国一度是欧盟国家中给予新移民公民身份最多的国家。但是面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怒火，英国保守党及新成立的独立党，不得不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到欧盟和移民身上，煽动种族主义者的反移民情绪，用种族问题掩盖经济危机下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

　　2.每当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激化时，资本家及其利益集团控制的媒体就会煽动起种族主义来转嫁矛盾。正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针对英国脱欧公投指出的，“各行各业的工业集中程度以及市场影响力都在增大。实际工资停滞和降低所造成的影响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混杂在一起，同时公共服务存在减少的危险，而大量中低收入就业者恰恰依赖这些服务。由此所产生的就业者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与外来移民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有毒的混合物。”

　　因此，卡梅伦虽然在口头上屡屡表态要限制移民，但是并没有采取实际的措施。2015年英国的净外来移民数高达33万人，这和卡梅伦在竞选时“减少移民到数万人”的承诺相去甚远。一边大规模引进移民当廉价劳动力缓解经济危机，一边制造反移民舆论转移经济危机的根源，另一边用脱欧公投要挟欧盟降低移民的福利。这就是卡梅伦及其保守党政府的一箭三雕之策。

　　保守党脱欧派及独立党之所以不满意欧盟，是因为他们想执行比欧盟政策更加令人不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比如缩减劳工福利、缩减移民福利、缩减儿童福利等等。脱欧派不过是一个大忽悠，他们当初忽悠民众说脱欧后不交给欧盟的3.5亿英镑将会补贴给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然而事到关头却又否认这个政策。保守党脱欧派及独立党的如意算盘是，脱欧后英国可以制定比欧盟更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虽然脱离欧盟短期内会给英国的金融和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英国因为本身就和欧盟融入不深，脱欧后导致的系列经济问题，例如原来欧盟内部的贸易优惠条件等等，可以通过双边协议来实现。

　　工党领袖基本上是留欧派，但是工党大部分选民基础被保守党及独立党的反移民等种族主义宣传所吸引，无组织化的工人阶级的意识被大众传媒及其幕后的资本所操纵。

　　三、脱欧公投背后的世界地缘格局

　　在脱欧公投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尔街资本的暧昧态度。以索罗斯为例，虽然他口头上表态支持欧盟，但是公投前三天，他却公开警告，英国脱欧将导致英镑可能下跌15-20%，并指导旗下基金大举买入黄金及相关资产，卖出股票，实施卖空。投票结果出来后，法德都表示英国脱欧对欧盟影响不大，但索罗斯又急着表态说，英国脱欧使得“欧盟瓦解实际上已经无法挽回”。

　　一定程度上说，英国主流媒体在脱欧问题上的分裂，背后是英国统治精英在地缘政治上的分裂，一派要完全彻底地依附美国，一派要继续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搞投机主义。

　　二战后，以法德为轴心成立的欧盟，是在旧的殖民体系彻底瓦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美苏两极对立的大背景下，当年老欧洲中的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相对势力和地位日益下降，他们被迫团结起来走经济和军事一体化道路，以防止自己彻底成为美国的附庸，使自己成为美苏之外的世界第三极。换句话说，欧盟的成立，是二战后法德资产阶级维护自己利益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明智选择。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虽然欧盟的实体经济远远好于美国，但金融危机对欧盟的损伤却一点也不亚于美国，这很大程度上是欧盟对美国过于信赖的结果。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为了加入欧元区，高盛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以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之后，为了掩饰债务，希腊在高盛帮助下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掉期交易，使希腊深陷坏账漩涡而无法自拔。高盛还把德国拉下水，向德国工业银行出售了大量风险极高的垃圾债券，然后对赌做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引爆了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给欧盟带来极大影响。

　　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会刺激欧盟各国内部的脱欧势力。如果英国脱欧引发脱欧潮，欧盟可能走向风雨飘摇之路。所以，英国脱欧这件事，不仅仅是对欧洲普通工人阶层的损害，也是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损害。

　　二战后欧洲各国基本上采纳了英美政治模式，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面接纳了英美（里根-撒切尔）所鼓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欧盟今天的困局，就是采纳这一政治经济模式的苦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