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金砖国家合作进入第二个10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中国接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并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七大工业国如何角力？金砖五国如何撼动现存世界秩序？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能否提出一套更公平、合理、有效地处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及其主张？库叔分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朱云汉教授的观点，为你一一解答。

1、金砖五国打破垄断局势

在2009年G20伦敦高峰会上，二十国集团的地位正式获得确认，在功能上G20取代了过去富国俱乐部八大工业国集团(G8)的角色，立刻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议题定期协商机制。在伦敦G20会议上，美国与西欧各国也同意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计划，一方面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同时重新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的份额，四国的投票权比例总和可以超过15％。西方国家也首度表示，愿意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宗旨与任务、决策机制、经济治理哲学以及最高层人事的改革进行探讨。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仍不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也就是让自己的投票权从17％降低到15％以下)，欧洲也仍未准备放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人事的独占。

在二十国集团里面，基本上还是两股力量在角力与寻求平衡。一边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七大工业国，一边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BRICS)。金砖五国不但拥有全球43%的人口、75%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迟缓、欧债危机深重难返的背景下，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在2009到2013年之间依然保持了两倍于全球和四倍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力量上的此消彼长，意味着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体制的时代即将结束，金砖五国已经有能力改变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现存国际秩序。虽然金砖五国当前还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内部还有很多矛盾(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猜忌)，但是经过一段摸索期之后，金砖五国已经逐渐探索出它们对全球性议题的共同立场。

2011年在中国三亚举行的第三届“金砖五国高峰会”，已经为重新塑造21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体制与金融秩序揭开了序幕。在这次会议上，金砖五国领袖公开宣示，将与所有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建立一个更公正、更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们特别将矛头指向滥用其全球铸币权的美国，提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砖五国“握手成拳”。（《人民日报海外版》）

金砖五国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但它们用一种正面表述来表达它们对现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为什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一个是美国人做、一个是欧洲人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和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也即“如果你内部不改革，那我就从外部改革”，那样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2、《德里宣言》撼动现存世界秩序

2012年金砖五国发表的《德里宣言》，乃是一份撼动现存世界秩序的重要历史文件。这份全文共50条的宣言，明确揭示金砖五国高峰会的宗旨已经有所改变，将从经济性国际组织提升为政治性国际组织。未来金砖五国将代表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针对所有重大全球性议题，形成共同主张与政策方案，并与美国所主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分庭抗礼。在这次会议上，五国元首正式提出要成立一个“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

《德里宣言》涉及当前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所有重大全球议题，从全球气候变迁、“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欧债危机到推动非洲发展。这份宣言对区域热点议题也着墨不少。特别引人瞩目的是，金砖五国在宣言中对于如何妥善解决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政局、伊朗核危机与阿富汗重建这四个问题，均提出了明确的主张，意在牵制美国的片面行动。宣言强调，放任伊朗核问题僵局升级成冲突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也强调叙利亚危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这份宣言对美国而言如芒在背，因为五国领导人已经联手公开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金砖五国针对当时奥巴马政府最感棘手的叙利亚与伊朗问题，摆明了唱反调的立场，既反对西方国家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或向反对阵营提供武器装备，也不打算配合美国刚刚宣布的对伊朗石油出口禁运措施。

2013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届金砖五国峰会，更采取具体步骤来撼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秩序。金砖国家正式就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达成共识，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来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开发银行势必直接挑战世界银行几十年来的支配地位。金砖国家也决议筹备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于正面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峰会也决议建设“金砖国家光缆”，将于2014年初开工，2015年启用。这个直接连通五个金砖国家的海底电缆系统，将保障彼此间的网络安全，消除在通信领域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

金砖五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德班宣言》中强烈主张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大幅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它们尤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缓慢步伐表示担忧，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执行2010年的治理和认股权改革方案，并且强调此改革“对确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效率是必需的”。

除了经济以外，金砖五国也已经在其他议题领域发挥其影响力。比如说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特别是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协商，这个所谓的“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的基本架构，过去都是西欧在主导——美国长期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置身事外，所以欧洲变成领导者。

资料图片：2016年9月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杭州举行。

欧洲在设计游戏规则时，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是以自己利益为第一位考虑的。但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哥本哈根会议上，就首次面临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的挑战。在这次戏剧性的会议上，中国与印度带领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欧集团提出的“丹麦版本”，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响应。从此西欧在全球气候变迁议题上再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不得不与金砖五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协商。

在那次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想挽救濒临破局的会议，临时约中国总理单独协商，吃了闭门羹；他又转念找印度总理辛格会见，也吃了闭门羹。最后才发现，原来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的领导人，正聚会商量大计。奥巴马总统决定不顾颜面，径自闯入四国首脑开会的酒店，美国的特勤人员还差一点与中方安全人员开打。事后美国新闻媒体评论，这是100年以来美国总统遭遇过的最大外交耻辱。一叶可以知秋，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变了！

3、非西方国家面临的抉择

在面对西方国家建构的全球秩序以及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时，未来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必须思考两组核心问题：第一，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秩序与制度，以及其背后的核心理念，是否公正？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续？第二，非西方国家是否能提出一套新的理念以及具体主张，能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效地处理全球治理与人类永续发展课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当前西方国家所建构的秩序与制度，并不公正，也不合理，无法真正回应地球上70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后也必然无法持续存在。这个以西方个人主义理念为基础、以西方富裕阶层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秩序正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

对于第二个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知识精英还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非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过去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于全球事务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秩序与规则来进行管理，不自觉地会陷入西方中心的窠臼，一旦西方中心思维开始被质疑或被迫调整时，接下来什么才是一种更合理、更公平也有机会实现的新秩序？这个大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共同探索，而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于现行全球秩序的本质、运作机制以及内在矛盾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资料图片：2016年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在印度果阿举行。

4、深化南南合作的巨大历史机遇

为纪念60年前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万隆会议”之召开，2015年4月，“2015亚非商业峰会”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加快建成进步而繁荣的亚非伙伴关系”。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在峰会开幕时致辞强调：“60年后虽然国际环境发生巨变，但基于公正、平等、和谐、繁荣的世界新文明的共同梦想仍未实现。亚非国家需要继续团结起来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

6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时，多数南方国家才刚刚挣脱被殖民的地位，在军事、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领域仍受到西方前殖民国的全面钳制，也很难真正超脱美苏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格局。但60年后的今天，佐科倡议强化南南合作已经更有底气，因为南方国家已经有能力参与一个更公平与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构。

对于绝大多数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兴起为自己追求全面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这样的可能性在6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具备足够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同时在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库、发电厂、输电网、移动通信平台、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深水港与工业区；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以及网络通信平台，让中低收入国家的几十亿人可以一举跨入现代社会与数字时代；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而不像过去西方国家以追求资本回报极大化的私营跨国企业与银行为先锋；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但另一方面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胁迫设置军事基地，也不搞政变。

这样的历史机遇应该不会是昙花一现，因为：首先，中国仍处于中等发达阶段，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具备拉抬南方国家的巨大能量。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执政体制，这个体制仍以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其核心任务与合法性基础。主导这个体制的执政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倾向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不迷信市场万能，会长期维护国家资本对战略性与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至于沦为跨国资本集团及全球富豪阶层的政治俘虏。在相当一段期间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创新的力量不足为患。

当然，中国是否能扮演好这样一个全球性角色，也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能否长期保障执政精英的相对自主性，维持国家机器的公共利益导向，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异化为垄断性利益集团；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精英是否能善于运用自身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经验，承袭天下观视野与超越国家利益的思考维度，掌握好义利之辨的智慧精髓并坚持济弱扶倾的道德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