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在古田。

　　传承红色基因需把握好三个要素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上强调，要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把理想信念、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凝聚、孕育、形成的，是党的宝贵财富和核心优势。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军内外对红色基因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主要成果集中在红色基因的内涵、特征和作用研究，以及传承的路径研究和政治生态研究等。笔者认为，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必须解决在传承中面临的问题。

　　信  仰——基因的内核

　　信仰是有支撑的，一个是理论支撑，一个是感情支撑。

　　在战争年代，革命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真信马克思主义，从而催生了创造新世界的情感和行为。农民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有对旧社会的憎恨，正是这种朴素而炙热的情感，弥补了认知的不足，让他们始终相信党跟党走。

　　在和平年代，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信仰教育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导致部分党员群众迷失了方向。2013年北京某高校应届毕业生因看不到前途，扛着十字架在大街上裸奔，今年又有一昆明女孩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诋毁祖国，这些行为，都是因信仰缺失、进退失据导致的。此外，信仰的缺失，也导致了党员干部在能力、作风方面的弱化，关键时刻不能站出来说“听我的，跟我来”，得不到群众的敬佩和信任。

　　在信仰理论教育方面，很多单位都把全人类的优秀理论搬上了讲台，反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淹没在思想的海洋里”。其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归纳起来就两条：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真理原则，“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原则。只要坚持实事求是，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有办法解决，任何情况下都会有生命力；只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方向就不会错，任何时候都会有凝聚力。所以说，信仰是能力、作风的源泉。

　　在情感依托方面，由于社会阶层多元，利益实现渠道多元,党也从过去“在前台为人民争利益”转变为“通过政府依靠政策制度保障人民利益”，群众对党的直接依赖和情感动力没那么强了。我们要正视“情感疏离”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不断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方面提升认知水平，进而升华对党的感情、催生跟党走的行动。

　　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我们组织教育讲大道理多、讲经验多，讲知识少、讲学理机理少。当代青年习惯用知识阐释真理，有理，他们就信，没理，他们就不信。要走出困境，当务之急是下功夫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习主席治国理政思想，阐释解决当前面临问题的机理。只有“懂理”才能“讲理”，“讲理”才能“服人”。

　　组织——基因功能的支撑

　　红色基因之所以“强大”，还因为她具有科学的组织结构，保证其功能充分发挥。党组织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决议，同时，将决议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党员、每一个群众、每一个岗位，也就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抗美援朝。

　　西方人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时发现，“中共”的单兵作战能力（人+武器）不占优势。他们除了勇敢，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不管战场形势如何变化，他们始终能做到应对及时准确，没有漏洞。即使在失去指挥员后，各个作战位置照样有序接替、联系顺畅，直到剩下最后2、3个人，还能照常运转。这表明他们的战前准备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这仅靠指挥员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通过研究，他们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就是中共的连队里有“董事会”和“议会”，“董事会”叫“党支部”，“议会”叫“士兵委员会”。党支部能够集中全连的智慧形成决议，并将决议落实到每一个作战小组、每一个作战位置、每一个官兵。“士兵委员会”在战前能充分发扬民主，为党支部决策提供支持，战后可以评判指挥员是否实事求是地落实了支部的决议，并有权罢免“不合格的指挥员”。从此，西方管理学界开始重视组织在管理中的作用。

　　但是，西方管理理论并没有实现“超越”，从《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教材可以看出，他们虽重视组织的作用，但只是把“组织”作为“领导人”的工具。但我们的“领导人”是在“组织”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这样做的优势在于既能防止因个人误判造成的方向性错误，又能把组织决策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工作效率非常高。

　　东北老航校。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基本工作制度和决策制度。民主和集中不是对立的，民主的对立面不是集中，是集权，也就是为了防止个人说了算，需要发扬民主，“让各种意见浮出水面”；集中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分散，防止极端民主化，为“达成统一的意志”，需要积极的酝酿过程。老航校在建校初期，因学员连“四则运算”都不会，在“先学文化”还是“先学航理”的问题上争论异常激烈，经过大范围激烈的争吵、酝酿，意见竟奇迹般的趋同，在“实物教学法”上达成一致。这让日籍教员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三大民主”的神奇，他们甚至因为懂得了其中的奥秘，认为自己已成为 “日本八路”。反观国军，每打一场战役，都因意见不合导致结怨甚至分裂，每当相持不下，只有请不了解前线的蒋介石来裁决。

　　在当前的实践中，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有的党政主要领导各行其是，脱离组织领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方向”、“重点”、“关键”失去控制；有的党组织脱离中心“空转”，工作效率低下；有的党组织越过行政领导赤膊上阵，把所有工作都作为政治任务，不计成本、劳民伤财；有的党员干部作用发挥不明显，不能当表率，不会联系群众，使命感、责任感弱化。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领导、党员或不懂得组织的重要性，或不熟悉组织工作的制度、程序，或找不到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

　　八路军在太行山。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党组织对群众的领导一定要通过群众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进驻太行山时，因当地社会结构是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的，发动群众非常困难。为把党的领导深入到社会内部，我党通过“静悄悄的革命”对社会结构进行了改造，建立了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工救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很快就将农民最大限度地组织与发动起来。党组织把群众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形成骨干，又通过群众团体的党员骨干，实现对群众团体的掌握与领导。建军初期，毛委员在军队内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能够对指挥员的指挥进行批评和民主监督，指挥员对士兵的管理就没有办法取代党对士兵的领导。现在正面临国家经济转型，基层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我们应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创新基层群众组织形式，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末端。

　　历史故事——基因传承的载体

　　我们学历史、讲故事，不能图新鲜、求刺激。要善于认识总结历史背后的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指导今天的实践。我们应该带着问题去看故事，比如，赵一曼、刘胡兰等革命英烈之所以能坦然面对生死，是因为有实事求是和为人民服务的信仰以及对组织、对战友的信心、信任做支撑的；从陈浩叛逃事件中发现支部建在连上的现实意义和党组织工作的运行机理；从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落选至古田会议召开全过程中发现极端民主的危害，以及民主集中制、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等一系列组织原则的起源和意义；从黄花塘事件中发现什么是党性观念以及党内团结的重要性。

　　赵一曼和刘胡兰。

　　历史上的英雄很多，故事很多，对当今有指导意义的故事和英雄也很多。我们不可能读完所有的故事，但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典型的、有指导意义的故事，编撰成规范的法定的教科书。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又有效杜绝随意解读或为达到个人目的任意解读历史的行为。同时，要坚决打击戏说历史甚至恶意解读英雄的行为。

　　要引导年轻人，学会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历史现象，以提高理性思维和融会贯通的能力，引导他们学会运用历史规律和政治理论解决现实问题，防止陷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泥坑。

　　（作者系空军航空大学副政委；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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