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自称是宋明理学在现代世界的传人，不管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他们都希望把儒学再度发扬光大。但这种历史使命感，没有阻止他们对宋明理学持续不断地进行苛评。根据这种苛评，完整意义上的儒家乃是“内圣外王”之学，而宋明理学只是充分发挥了“内圣”一个方面，在“外王”方面相对不足，特别是最高层次上的“政道”（区别于行政治理层面的“治道”）更是严重残缺。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共识，简单点说，就是我们都认为，宋明理学在哲学思想上很有成就，但在社会政治方面乏善可陈。

 

　　现代新儒家终归不是宋明理学，他们有着超级不凡的政治抱负，不仅要在知识上开出科学传统，而且要在制度上开出民主传统。这就是他们的“新外王”大业。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其实中国古典传统里就蕴藏着政治经济基因，用以前的老话说，那叫“三代之治”、叫“王道”、叫“藏天下于天下”，只不过到了西方，话语方式改变成什么“宪政民主”、什么“开放社会”、什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他们不是阿Q，不敢对人家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但他们确实在喃喃自语：“哎呀，其实都差不多啦，你有的我也有，只是古人不争气，没有显摆出来，就只好一直藏着掖着了。”

 

　　值得敬重也更有意思的是，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抱负一度升至这样一种至高境界：他们完全不是在学习和模仿西方，由于自由主义彻底失魂落魄了，他们必须还得拯救自由民主制度，为其提供特别的精气神！因此，不可小觑现代新儒家最宝贵的某个东西，它有很多的指称，比如“内圣”、“道统”、“良知”、“道德理性主义”、“仁本体”、“人生宇宙之本源”等等，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对一种民族精神的坚持和固守，更是落汤鸡似的自由民主的守护神，是要让西方也固本培元的还魂之汤。

 

　　就此而言，把现代新儒家视作是中国的保守主义，可能是一个误解。中国的现实体制，在他们看来几乎一无是处，没有什么是值得守护的；相反，西方的现实体制，才是他们心向往之的理想之物，看到现实的理想之物遭受冲击，他们比谁都更日夜忧思。他们的忠诚对象早就彻底变质了。

 

　　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抱负构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结合：在国家制度上，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化精神上，他们又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他们的奇特也造就了他们的尴尬。他们试图守护的自由主义指责他们说，现代新儒家的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新外王也不需要他们的老内圣垂青，甚至从根本来说，他们的老内圣适足以阻碍新外王在中国的推进，因为新外王的事业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操作问题，其背后自有一套相互适应的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也就是一种新的内圣。当然，粗疏的自由主义者比较暴躁，他们认为新内圣和老内圣就是绝对冲突的，还用老内圣那一套纯属作茧自缚；精致的自由主义者则拒不承认自由主义也是一套完备的道德学说体系，而只是把儒家学说归入这类体系之一，因此必须将儒家式内圣赶出公共性的国家领地，至于作为私人领域的价值偏好倒是无关要紧的，完全可以任其自由发展。的确，人们常常不理解，既然现代新儒家的道德良知已经如此完备自足，何必非要自我“坎陷”到世俗中来受尽折磨，有时还不免任性使气呢？

 

　　文化民族主义对现代新儒家也相当不满。现代新儒家把儒家的外王事业直接化约成了自由主义式的宪政民主，这实质上是一种观念上的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的表现和体现，因为他们完全接受了“东方专制主义”那样一套并未经过科学论证的政治宣传，所以他们毫不顾惜就彻底遗忘和鄙弃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礼法制度。此外，自由民主的问题还不仅是因为它是西方特色的，而且因为其本身就具有内在的缺陷。不能说现代新儒家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和缺陷，但是，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或者说守护）也基本都是道德主义的处理方式，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效的；因为人的道德性不可能彻底取代人的政治性，所以政治的问题和政治的缺陷，首先就需要用政治的方式来面对和处理，道德主义对政治问题和政治缺陷的处理方式只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和缺陷。可以推崇对道德的敬意，但也必须保留对政治的明智。

 

　　一种悲剧的惨况是，无论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甚至包括另外的许多人，他们都共同认为并确实发现，现代新儒家已经沦落成为学院体制内的“深妙玄理和高头讲章”了；与此同时，伴随儒家制度化的解体，他们念念不已的“内圣”、“道统”或“仁本体”等说法也已经抽象化和玄虚化为无根的“游魂”了。悲剧性就在于，现代新儒家本来具有如此超凡不俗的政治抱负，但实际上他们在社会政治上的建树却是根本性的无能。他们完全不想沦为田园、寺庙和道观里的隐居之士或方外之士，他们更试图与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传教士一竞高下，但他们除了退守在学院体制内寻章摘句和高谈阔论之外，已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实事。

 

　　他们无可奈何地陷入被他们所指责的宋明理学的那个窠臼之中了。

 

 

　　但是，那个作为普遍共识的窠臼真的是宋明理学的窠臼吗？

 

　　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真正陷入那个窠臼的只是现代新儒家自己，宋明理学并非人们所指责的那个样子。在社会塑造上，宋明理学家不断表示对宗子法和谱牒之学的怀念，但他们在复古主义和正统主义的表面形式下，通过重构家礼和创建乡约，却并非要恢复宋代以前曾盛行过的等级森严的贵族制，刚好相反，倒是将礼仪规范推进到了广大的平民阶层之中，也把长期以来浮在上层政治结构中的儒学影响扩展和深入到了广泛的下层社会结构之中。在国家建制上，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学说，历宋元明清，长达数百年之久，不仅受到汉族政权的推崇，也受到少数民族政权的尊重，而且跋山涉水乃至漂洋过海，深刻影响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现代新儒家无法望其项背，只好追随他者的眼光将这种历史的丰功伟绩统统贬斥化和虚无化。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把古典政治经济传统中的“三代之治”、“王道”和“藏天下于天下”，与现代政治经济传统中的“宪政民主”、“开放社会”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这不仅是现代新儒家对宋明理学的曲解和误读，也证明他们完全缺乏先贤们对所谓历史潮流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反思精神。

 

　　既彻底贬斥化和虚无化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实存，又把宋明理学的政治理想完全异化为西方式体制的现成之物，如此反认他乡是故乡的精神，很难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宋明理学的合格传人。

 

 

　　对现代新儒家是否是宋明理学的合格传人的质疑，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长期以来，他们在海外所宣称的自我拥有的对中国传统特别是中国正统的解释垄断权，其实是从未得到真正验证的。对于我们来说，在历史长河的流变下，在惊涛骇浪的搏击中，是中国选择现代新儒家？还是现代新儒家选择中国？抑或两者只是持续互相排斥下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因为美国倚仗军事工业科技体系和美元货币金融体系的双重霸权支撑，不断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或制造叛乱，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又把本国的金融系统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时利用其最先进的通信网络系统监控美国本国及其他国家的政要和人民，无论是在政治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抑或是在道德意义上，美国巨无霸式的超级权力系统其实已经存在多重失控的可能性。从全球的视野来看，由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所导致的最重大后果是，一种体系性的危机似乎开始逐渐降临了：区域、国家、民族、宗教、社会、阶级之间的分化趋势日益严重，矛盾、斗争、冲突、动乱、革命、战争的火焰也出现日趋蔓延的势头。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能否有理由相信，现代新儒家的信徒仍然会坚持怀抱着“祖师爷”的政治抱负，再次期待为他人守候，煎熬一锅固本培元的还魂汤？设若如此，我们只能说，出于对西方式体制的终极信念，他们的忠贞还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这也就注定了，现代新儒家的政治抱负不是中国道路，中国也难以选择他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