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为什么马克思预言革命将在中国取得成功？

点击：作者：韩毓海来源：人文香山微信号发布时间:2021-04-12 09:44:45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恩格斯感慨道：“《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

1848年革命由南向北扩展，北欧两个公国的德裔居民此时发动起义，要求脱离丹麦的统治，他们的要求获得了普鲁士自由派政府的支持。但是，在俄国沙皇的强大压力下，康普豪森担任总理的自由派政府垮台了，保守派在普鲁士重新执政，随即就宣布抛弃了北方的起义者，科隆的民主派对此大声抗议，而普鲁士士兵非但不去对抗沙皇的威胁,反而去镇压莱茵的民众。

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回到了科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莱茵才俊在科隆组织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个名字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最高权力机构一模一样)，并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

马克思始终是以办报纸的方式参与革命的，他不但募集资金，而且还把刚刚获得的家族遗产6000法郎（合1250普鲁士泰勒）的大部分投入到报纸经营之中。合同规定，作为报纸主编，马克思的年薪为1500泰勒——这是他一生获得的薪水最高的职位。当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报纸的所有编辑和排字工人都配了枪，马克思自己怀里也揣着手枪。而恩格斯则是组织了起义军，希望以武力推翻普鲁士的统治。

科隆的起义被镇压之后，恩格斯遭到了通缉，不得不逃离普鲁士。在那些东躲西藏的日子里，恩格斯的资本家父母断绝了与儿子的财务往来，并告诉恩格斯说：他的兄弟马克思以及那些“不信神”的共产党朋友们早就抛弃了他。

实际上，《新莱茵报》的投资者和马克思身边的左翼朋友确实都想让马克思与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恩格斯脱离关系，但是，马克思毫不为之所动，他特意写信向恩格斯说：“抛弃你，哪怕只有一分钟那也是妄想。”

此时，继承了大笔遗产并拿着高薪的马克思仗义疏财，定期给逃亡在外的恩格斯汇款，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正是由于马克思的资助，使得恩格斯在逃亡中依然过着绅士的生活，这说明此后恩格对马克思的慷慨资助并非是一边倒的，实际上，当恩格斯无家可归的时候，是马克思率先资助了自己的战友。

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恩格斯这种赤诚的战士乃至军事指挥官来说，马克思显然更有资格被称为“导师”。什么叫做革命导师呢？“导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组成社会的各个不同成分进行科学、全面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必须严格地从社会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阶级”概念出发。1848年，28岁的恩格斯作为战士参加了革命，而30岁的马克思则作为“导师”总结分析了革命成败的原因。

1848年革命深化了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认识。

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能力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人们为了分配和占有劳动成果而进行斗争的历史，根据洛克和斯密的观点，现代社会逐步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是劳动集团，一个是资本和地租集团，而社会变迁最终表现为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抗。

另一种观点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卢梭认为，社会是建立在各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体现了社会的“总意志”（generalwill)。那么，这样的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呢？卢梭认为，它是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而形成的。

而究竟怎样缔结社会契约呢？在这个方面，卢梭有些语焉不详，他没有谈到斗争，而是倾向于自由和自愿的讨论，因此，在卢梭那里，这样的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就是不会损害任何社会集团的自由和利益，如果谁感到自己的利益被损害，它就会选择自愿退出。

按照这样的说法，社会契约的缔结就是一个漫长的谈判过程，为了满足所有人的自由和利益，谈判和缔约的过程可能永无止境。

虽然人们容易把卢梭的观点视为完全的空想，但是《社会契约论》却提出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范畴，完成了对后来产生了意义深远影响的一系列制度模式，这就是包括：人民主权、人民代表大会，两府一院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契约论》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圣经。

1848年革命的形势使马克思认识到：欧洲社会强烈的封建性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等级，正是这些等级阻碍着“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上，欧洲存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劳动者之间，则因为民族和地域区隔，更是彼此矛盾重重。《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欧洲将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那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一种可能性罢了。

正像毛泽东后来常说的那样，社会的发展始终存在“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而1848年革命最终的前景正是如此，这种前景可能并不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而是所有的“等级”之间互相内耗，而待到所有等级都感到疲于奔命后，结果便是旧秩序的恢复。

欧洲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由法国的二月革命揭开历史序幕的,1848年2月24日，巴黎劳动者联合社会各阶级，推翻了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统治，重新恢复了法兰西共和国，而接下来，法国资产阶级却希望把革命引到卢梭的道路上，那就是召开制宪会议，建立一个保护家庭、财产、宗教与秩序的共同体。

巴黎的劳动者决定反抗，再次于1849年6月发动起义，起义被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去，从此，无产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不再沿着阶级斗争的道路发展，而走向了卢梭所幻想的通过“缔约”而“制宪”的漫长过程。

马克思指出，这个漫长的缔约和制宪过程，是一个法国的社会各阶级通过把劳动者阶级排除在外，寻求社会共识的过程。但是，如果这样的共同体的基础不是劳动和共同劳动，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就是空洞的讨论与辩论吗？

一个建立在所谓的自由讨论基础上的共同体可能吗？这恰是卢梭哲学的虚幻之处，这种漫长的“缔约”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场内讧，它使法国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口号下，陷入了永无止境的你争我夺，使法国社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最后造成一个骗子——路易•波拿巴上台当了皇帝。

卢梭说，共同体必须建立在最大社会公约数的基础上，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这一共同体的基础究竟是什么。马克思问：如果这不是劳动和公正地占有和支配劳动成果，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劳动和公平地支配劳动成果，这就是法国无产阶级的要求，一旦无产阶级被镇压，那么，法国的社会共识就只能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法国和拿破仑早已打破了宗教的权威。

于是，法国人的社会共识，就只能建立在一个符号——拿破仑这个伟大的皇帝的形象身上，可惜，拿破仑已经死了，于是，在永无止境的内讧和“讨论”中疲于奔命的法国人，就只能把社会共识凝聚在路易•波拿巴这个骗子和流氓无产者身上，法国人心甘情愿把这个小丑拥戴为皇帝，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拿破仑的侄子。

1852年，33岁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把上述观察与思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通过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的教训，以及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马克思把社会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为“流氓无产阶级战胜了社会各阶级”，或者说，阶级斗争为“等级之间的内耗”所替代。

马克思从而展示出一种新的视野，他指出：社会共同体的基础如果不是劳动和分配劳动成果，那么统治社会的，就只能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这种符号可能是宗教的——这样，社会就将退回到中世纪，这种符号可能是政治性的，比如拿破仑——这样，社会就不是由拿破仑统治，

而是由拿破仑的象征来统治，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符号可以是经济性的，比如股票和证券——这样，社会就会被空头支票所统治，而法国就是这样，被拿破仑的象征和股票贩子所统治。这种创见后来被称为“符号学理论”，并在马克思去世后很久方才风靡全球思想界。

法国社会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声称，他自己每次写作之前，都要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翻出来朗读一遍，因为他就是按照马克思所发明的“符号学”的方法去研究部落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在镇压了无产阶级之后，法国社会一夜之间就退回到了部落制度。

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要推荐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因为他从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之上，如果离开了这种斗争，党、人民都会沦为符号，靠例行公事的程序和讨论，是无法建立和维持一个劳动者的共同体的。

由于《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一举成为了欧洲各国统治者一致认定的危险分子、煽动分子，现在，整个欧洲大陆上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彼时，“东欧”与“西欧”，皇帝、国王和资产阶级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势急转直下，1849年8月27日，马克思不得不仓促乘船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伦敦，从那时起直到1883年去世，马克思一生中有34年是在伦敦度过的。

那时，马克思才31岁，正值壮年，当人生步入黄金时代的时候，他的学术事业却被彻底封杀了。在当时的整个欧洲大陆，马克思连发表文章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实际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划时代的社会科学经典文献，其命运也极其悲惨，因为它只能在美国印刷，而印刷完成后即被封存，连一本也没有被运进欧洲。

因为不断搬家，马克思的经济状况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真是雪上加霜，而马克思真正陷入生活的困窘，其实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自1852年起，即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完稿的那一年起，马克思只能靠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专栏文章赚一点微薄的稿费养家糊口。这些文章涉及亚洲问题的一共有17篇，其中15篇是关于中国的。

那个时候，马克思认为欧洲的革命恐怕一时是没有希望了，何况他以欧洲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几乎都不能发表，他转而希望世界其他地方发生革命，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亚洲、投向了中国。马克思和中国真的很有缘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鸦片贸易史》等，这些都是他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写的文章，马克思为中国写的文章，真是比任何国家都要多。

而这并非是没有原因的。实际上，马克思从不认为中国是像欧洲那样充满封建性的地方，为了与欧洲式的“封建主义”相区别，马克思还特地发明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个范畴来表述中国。正是中国，使马克思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中国证明了，共同体是在共同劳动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空虚缥缈的“缔约”形成的。

其实，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形：人们在未占有任何土地之前就开始结合，然后去占有一块足以供大家之用的土地，大家共同享有，或者同等地平分，或者按照主权者的规定的比例来分。这种占有，不论是用什么方式取得的，每个个人对他的土地的权利都应从属于共同体对大家的土地的权利。没有这一条，社会联系就不可能巩固，主权的运用就没有真正的力量。

而中国恰恰就是如此，人们在占有土地之前开始结合，就是为了治水，通过治水形成了大的共同体，在治水之后，方才形成了共同体对于土地的支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一重要命题。他指出：中国的自然条件与欧洲是相当不同的，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气候湿润，所以土地的经营便离不开大规模的灌溉设施，而大规模灌溉设施的建设和定期维护，只能是“共同体”的事业（这便是中国历代王朝定期“修河工”的原因），这些灌溉设施因此也只能属于“共同体”。

由于土地经营必须依赖于公共灌溉设施，所以，欧洲那种绝对的土地私有制形式，在中国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就是一种“天然的共同体”形式，它“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西方发展（日耳曼生产方式）方式的不同。马克思指出，由于中国文明诞生于干旱少雨的华北地区，所以，这就使得公共水利工程成为土地耕作的前提。

于是，在中国，正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共同劳动使得大的共同体(国家）得以形成，然后，在那些水利问题得以解决的地方方才派生出村落和家庭的土地耕作，因此，正是这种自然条件使中国成为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但是，在西方，在日耳曼生产方式中，在广阔湿润的平原上，共同体则是私人利用土地的结果，在那里，最初产生的就是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家庭这种小的共同体单位，然后，方才逐步扩大为暂时性的、大的共同体。

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式决定了：共同体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发展必须以共同体的维护和发展为前提，个人发展必须以融入共同体为前提。但是，在日耳曼发展方式中，却是私人利益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形成制造了前提，在那里，共同体总是“暂时性的”，而为了私人利益的发展，可以破坏乃至摧毁共同体——也正是从这样一种发展方式中，才产生了 “市民社会”的或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

为什么中国能够维持“大一统”体制，而不是像欧洲那样长期陷入战乱和分裂呢？马克思说，这是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

什么是中国文明乃至亚洲文明的基本特征呢？马克思概括指出：中国文明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勤劳呢？亚洲为什么会发生“勤劳革命”呢？是因为在那里，土地是“通过劳动实际占有的共同条件”。为什么中国会长期统一呢？则是因为在那里，灌溉渠道、交通工具是“公共劳动的结果”——而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大运河。

那么，什么是西方的“自由贸易”呢？马克思说，这就是“为了维护贱买贵卖的特权”。而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实质呢？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为了维护古老的共同体”，从而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这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意思吧！

由此看来，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的人，究竟是谁呢？实际上，他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自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条马克思自己亲手幵辟的道路上前进的。

马克思分析说，由于整个世界已经被组织成了市场，所以，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亚洲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的市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就是“为了维护贱买贵卖的特权”，但英国资产阶级完全没有料到的是，这场战争导致中国爆发了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古老的共同体，便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

因此，中国革命必将引发亚洲乃至世界革命，这场革命将摧毁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市场，而一旦丧失了海外市场，欧洲的资本主义必然会陷入全面的危机。

马克思预言说，支配未来世界的是黑格尔所提出的“两极相连”规律，如果一极是西方，那么另一极就是中国。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的命运，“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在当时的读者看来，马克思的预言可能是天方夜谭，而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完全就是眼前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