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系列之一

　　编者按：武汉大学龙斧教授和王今朝教授就“改革的方向不是私有化”的主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经济改革的方向，揭露私有化思潮的错误和危害。

　　文章指出，改革的根本性质是科学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改革”不能要，不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要反对。
    　具体而言，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两极分化、贫富差别为代价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为结构性特征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为成本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
    　本篇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分析了讨论改革问题时的几类典型的方法论错误，包括：把改革讨论简单化、极端化，把对立观点、不同声音推向错误极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采取双重标准。
   
    “要不要改革”与“要怎样改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混淆二者，或用前者代替后者，既不利于当前改革方法、模式、政策的科学性讨论，也不利于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一些观点采取简单化手法，把围绕改革方法、模式的讨论都上纲上线到“要不要改革”的高度，既依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做主观裁定，又给那些与己不同的声音贴上“反对改革”的标签，表面“坚持改革”，实则唯我独尊。针对此，本文从唯物主义认识论角度，对“要不要改革”和“要怎样改革”这两个问题加以讨论。
    一、改革的性质与目的是最根本的原则
    改革二字本是中性词，古今中外用者甚多，但其目的、性质却不尽相同，那种打着“改革”旗号为某个社会阶层、集团获取既得利益的先例则俯拾即是。历史上德国纳粹党就提出对“魏玛共和国”进行彻底“改革”（用一体化代替共和），二战期间日本军部也提出对内阁政府进行“改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则进行了“全面私有化改革”。
    中国今天的改革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本性质，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这两个原则缺一不可。因此，任何改革政策、方法、模式、手段和预测结果都必须首先置于上述两个原则的检验之下，如不相一致，即便打着“改革”旗号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改革。
    这样看来，仅以“改革派”自居本身不能证明其价值观、观点、方法、手段就与这两个原则相一致，而与其不同或相反的观点也不一定就违背这两个原则。比如，从其性质、目的看，中国的改革不等于全面私有化。如果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出售转让”是改革，因此今天对剩下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也就等于改革，那无疑于把私有化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等同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种逻辑上的荒谬与混乱，这种改革性质、目的与方法、手段、模式的不一致性，如果不是自身理论、信仰、价值观上的模糊、混乱所致，就是另有目的了。
    改革性质、目的差异性表明，改革本身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改革本身是一个手段而不等于一个社会发展模式的性质与目的，改革本身是一个发展策略、行为而不代表社会进步，改革是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现象而不是事物本质的直接体现。那种把改革的性质、目的与改革的具体模式、手段、方法截然分开的认识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用具体手段、方法本身来代替改革目的、性质则是本末倒置。抛开改革性质、目的把改革本身作为真理、正确的代名词，以为只要打着改革旗号就一切方法、手段统统“有理”、一切结果、后果统统“无罪”，无非是文革“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翻版。如此这般，那就难免有人把带有各种目的的方法、手段统统藏于“改革”旗号之下，中国改革的性质、目的可以免谈了，出现的问题自然也只是改革所付出的代价而合情合理了，甚至以改革性质、目的为代价的“改革”手段也会畅通无阻了，带有既得利益性质的“改革”方案也会应运而生了。
    根据上述改革性质、目的的认识与衡量，显然，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代价的生产力发展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两极分化、贫富差别为代价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贪污腐败、官商勾结为结构性特征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以不同利益集团的出现（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为成本的改革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
 
    二、从“要不要改革”到“要怎样改革”
    “要不要改革”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针对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思考。而改革至今已30多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当时是否要改革的共识不代表今天关于要怎样改革的讨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首先，把对改革30多年来出现的问题、矛盾、冲突的分析与思考，把对某个具体领域的改革方法、手段的讨论与争辩，统统归于是否坚持或反对改革之下，可谓扭曲了问题的性质，其逻辑荒谬性就如同在经过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后，把如何发展、建设新中国的方法讨论统统归于“要不要推翻三座大山”一样，就如同用“要不要革命”的讨论来代替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讨论一样。
    其次，即便是具有社会进步性的改革本身不能代替其方法、手段、模式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这就如同不能认为只要是为了打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这个具有社会进步性的制度改革，用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法就科学、就正确一样，因为这种方法只会葬送改革。再比如，对中国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式、手段的讨论是一个具体方法科学性的讨论，也是具体改革方法、模式能否保持与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一致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目的一致性的讨论，不能谁反对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是“反对改革”，否则与文革中“谁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谁就是反对文革”的逻辑别无二致。
    如果把与己不同的观点、认识，或把分析、揭示改革出现的问题、矛盾的观点、认识，统统定义为“不要改革”，那就缺乏平等、民主讨论的精神了；如果再给戴上“反对改革”的帽子，那就与文革那种“与我一样就是革命，否则就是反革命”的逻辑方法没有什么区别了。
    改革已经30多年了，有谁不要与上述两大原则保持一致的改革呢？30多年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不仅为改革做出了忍辱负重的贡献，而且对出现的问题保持耐心、理解。不是吗？改革前30年，他们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在高建设、高积累、高发展、低工资、低收入、低生活条件下建立了新中国现代经济多方面的基础设施，为改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而一声令下，他们近亿人下岗，绝大部分转为私有资本的雇佣劳动力。尽管改革出现了问题，他们依然支持社会主义性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依然认为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党，而不是“GDP党”、“既得利益党”。但这不代表他们对改革方式方法有不同意见就是不要改革，不代表他们对出现的问题、现象、矛盾、冲突加以分析与揭示就是不要改革，不代表他们对那些打着改革旗号实则违背上述两大原则的手段、方法、模式进行抗争就是不要改革。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违背的“改革”不能要，不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要反对。否则，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的就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改变了，亡党亡国就发生了，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无论怎样高喊“改革”。
   
    三、改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从事物发展的动态性看，改革是对某种现状、既定格局的改变、改造。
    对1949前的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改革，是制度性、革命性的改革。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是对原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也是对文革10年造成的影响和所形成的现状的改革。
    今天，改革已走过30多年，自身也已形成一种现状和“既定格局”。因而，对这种现状、格局的检验与反思，对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对错误的认识与纠正，本身就是一种改革行为。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唯物主义认识论本质（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年赞扬李鼎铭先生针对中国革命中出现的问题、错误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就是这种认识论的体现。
    今天的改革会出现错误与问题吗？当然会。具体方法、政策、模式可能与上述两大原则产生不一致吗？当然可能。否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就不是唯物主义态度了，就是把“改革”这个中性概念“神学化”、“宗教化”了。对具体政策、方法、模式、手段不加以科学性检验，对出现的问题或错误不加以解决、纠正，以“改革”为由对不同声音加以压制或戴上“反对改革”的帽子，那不是什么改革者，而是对改革的压制者，是打着“改革”旗号的保守者。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看，对现状进行改变是改革，对改革后产生的新现状、新格局再进行改变也是改革，这种改革的循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在改革讨论中，否定事物发展的动态性、变化性、转换性本质及其辩证关系（见毛泽东《矛盾论》），认为只要是“为了改革”、“为了发展经济”，代价、成本、问题、矛盾都可以忽略不计，不承认“改革”所形成的某些“既定格局”本身会出现问题从而成为改革对象，并因此坚持错误格局，那就不是改革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了。
   
    四、要认识到改革的两面性
    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看，改革可以有成功、失败，可以有成绩与问题并存，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如果坚持一面性，认为凡是改革中定下的模式、政策、方法、手段都不能改变、不许批评，凡是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讨论都是反对改革、非议改革，凡是以“改革”为旗号提出的方案、方法、手段、模式就一定正确、不容讨论，那就是形而上学式的“改革”，教条主义式的“改革”，“两个凡是”的认识论再现，从而也就不是改革了。
    邓小平在提出要改革的同时，就对如何改革这个问题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态度，即事物发展都有两面性的态度。不是吗？邓小平一方面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同时表明这个“生产力发展”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性质的，否则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别无二致；他一方面提出“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但另一方面也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他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根本矛盾”，另一方面也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他一方面针对文革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发展造成的破坏而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这说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就看到了事物发展的两面性，而不是机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地认为无论什么手段、方法、模式，只要能发展经济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再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围绕改革的许多具体理论与实践问题，邓小平并未来得及回答、解决，更不可能对所有具体方法做了部署。难道今天就用“要改革”一句话来回答、解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所有具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吗？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是把邓小平改革思想“两个凡是”化的认识论，是通过引述邓小平在特定语境下的话语把与己不同的人置于邓小平对立面从而证明自己“正确”。
   
    五、区分现象与本质是保证改革方向的关键
    事物的现象与本质时常表现出不一致性。因此，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事物的本质尤为重要。
    比如，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改革成果的标志之一，但那种把GDP增长作为改革目的的观点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而把GDP增长作为“只要是改革就可以不择手段、方法、模式”的依据，或作为无需讨论改革是否与上述两大原则保持一致的托辞，那就不仅仅是本末倒置的问题了。
    从一分为二的认识论出发，既要看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应该看到，在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在第92位。如果考虑到百姓实际收入与物价指数、核心消费（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开支比例变化，中国可能排得更后。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私有资本的暴利率，考虑到国家资产、资源、资本产生效益后少数人所占的分配比例，考虑到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率，中国也不会排在第92位。
    GDP增长可以由许多不同手段来实现：既可能依靠现代科学管理、科技运用、资本效益、劳动力素质提高、产品质量与创新、内需市场的合理性提高等因素，也可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的简单追加、资源的耗竭性使用、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一些行业领域政策支持等因素，或兼有依靠过去几十年西方因发展模式转型把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性、生态破坏型的日用商品、加工工业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从而形成的低廉商品的国际市场空间。
    还应看到，中国依靠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所带来的GDP增长本身就是权宜之计。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裕”（过剩）以及因此产生的“廉价”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如果是“比较优势”，那么在30多年世界最大规模的日用品廉价出口后，为什么没有日用品在世界市场上是依靠质量、设计、功能、特色等因素而站立的呢？为什么中国内地那么多日用品的价格在绝对值上高于西方的国内价格呢？为什么在中国的西方日用品又是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好几倍呢？
    总之，GDP增长本身不代表改革政策、理论、方法、手段、模式与改革性质、目的的一致性程度，而这个一致性才是检验其改革真理性本质的更可靠标准。如果GDP本身就是检验标准，那美国就成了全世界最有真理的国家，而从人均GDP上讲，中国改革的真理性在全世界要排到90位后了。这样看来，GDP增长、经济发展这些现象本身并不等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否则，西方国家就是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就是依靠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敢于面对事实、敢于揭示事物本质、敢于纠正错误、敢于辨明真理。有了上述中国改革的性质与目的衡量，有了上述改革现象与本质关系的认识，理解了改革这一事物本身的动态性、发展转换性、结果两面性，讨论中国改革的理论、方法、模式、手段就有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依靠，从而才能保证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才能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这一改革目的。而依靠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两个凡是”认识论，中国改革的性质与目的都是无法保证的。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710711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JL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号：11YJAZH089）的支持。
    （龙斧：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美国东俄勒冈大学终身教授。王今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