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微信文章《我对201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实时解读》编发，以供大家学习

——昆仑岩

　　（一）

　　新华英文报道，中国将2015年GDP增长目标设定为7%左右，CPI涨幅目标控制在3%左右。——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值，在普遍预料之中，是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局势下做出的符合实际的调整，也是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下调“保八”目标以来延续的趋势。
　　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值是必然的，但也存在潜在风险。在针对国内产业发展的偏颇舆论环境下，风险是被解读成决策层放弃经济增长和继续赶超目标，激励片面“反GDP主义”上升，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发展舆论环境，以至形成促进经济发展不是成就而是罪过的舆论氛围，甘居落后和分光吃净式的“促进消费”受到追捧。
　　这种流氓无产者思维会造成什么结果，看看欧洲便知道。多年来欧洲人流行这样的思维：欧洲当不了美国式的政治军事超级大国，也当不了中国式的经济超级大国，要当生活超级大国；正是这样的流行思维才铸造了根深蒂固的全社会性的寅吃卯粮生活方式，才把欧洲推进主权债务危机的深渊。
　　正是这样流行的打着种种“正义”旗号的思维，才使得欧盟政治精英们在主权债务危机高潮、经济社会危机的紧要关头把精力大量分散到了推行“人道养鸡”、强制企业提升女高管比例之类事务上，这些事情即使一眼看去貌似“正义”，却未必合理未必行得通，在危机火烧眉毛之际更绝对是不急之务，而且造成了后果。
　　在微观层次上，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在欧洲某些国家造成了”勤劳有罪“的结果。法国顶级面包师卡泽纳韦就因勤劳而面临惩罚：法国规定面包店主每周至少必须歇业一天，去年刚赢得“全国最佳法式面包奖”的卡泽纳韦开店三年半，天天营业，因此面临罚款。欧洲是否继续这样作死，对我们无关紧要，但我们不能这样。
　　实际上，中国某些舆论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自废武功的风险正在快速积累，近日发生的一些热门事件更让人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被打着貌似“正义”旗号判处死刑的风险。有鉴于此，必须说明，我国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绝不意味着决策层放弃经济增长和继续赶超的目标。

　　（二）

　　确定经济增长率目标需考虑两项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新增劳动人口就业；其二是保证横向比较高于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与我国激烈竞争的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我国从发展中国家鱼跃成龙的目标。
　　在经济社会遭遇重大冲击时，经济增长率目标还应当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凝聚社会共识，从而克服当前危机。
　　2012年以来之所以无需过度强调“保八”，而可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目标，减轻资源和社会压力，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增劳动力减少，即使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也足以创造足够新增就业机会。原因之二是新世纪初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期正在过去，世界经济正进入一段较长的萧条时期。
　　我们可能正在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下行阶段。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率本身就不可持续，在这种环境下要坚持原来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难度和代价会进一步加大。同时，由于别国在此环境下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即使我国适度降低增长目标，却仍然能确保我们增长快于别国，确保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继续提升。
　　今天，我们进一步下调了经济增长目标值，但倘若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失速，主要竞争对手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超越中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上升趋势有前功尽弃之势，我们必须确保重新启动经济强劲增长的强大行动能力。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我们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向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正，这也是我一贯主张。但我们改善收入分配主要只能采取增量策略，通过提高增量中劳动收入所占比例来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不能对存量大动干戈而冒引发社会震荡风险。“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大多数时候并不对立，而是统一，要防止人为将两者对立起来。
　　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3.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4%，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现在我们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印度莫迪政府则提出了两位数增长率的目标，视之为赶超我们的良机，西方也给印度等与我们竞争的国家帮腔，我们不能让他们的梦想实现，我们要继续赶超，而不是被赶超。
　　“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方面表明我国政府下调经济增长率目标值，绝不意味着决策层放弃经济增长和继续赶超的目标；另一方面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的一带一路等计划是经济发展计划，不是新冷战计划。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根本要靠发展，发展必须有合理的增长速度。——为这段话热烈鼓掌。

　　（三）

　　报告提到去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2%，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升级的物质基础。在宏观层次，我国的科技投入多年来的增长相当明显。2006年，我国研发投入已经排名世界第六，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
　　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4570亿元，是1991年的32倍，年均增长22.6%；按全国人口计算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344元，是1991年的28倍；2008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与GDP之比为1.52%，比1991年增加0.87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到7062.6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76%。
　　去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超过2%，更是一个里程碑式成就。在微观层次，我国许多骨干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比这个高得多，华为中兴之类高技术企业都多年在10%以上。正因为如此，我国不少高技术产品升级的成绩超过了操盘手自己的预计。
　　在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努力之下，我国不少高技术产品升级的成绩超过了操盘手自己的预计，我在春节前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这一点。华为Mate7手机是国产自主品牌手机冲击高档的尝试，正因为操盘手自己没想到能在市场上这么成功，安排产能不足，结果搞得我折腾两个月还买不到，最后机缘凑巧才弄到。
　　所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我们研发投入数据和这些事实案例，我们对国货品牌是否该刮目相看多点儿信心？
　　面对科研开发巨额投资需求，需要建立多元化融资体系以支持制造业升级。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应用研究主力，也是研发资金投入最大来源。因此，探讨研发投入主要是讨论企业研发投入来源。除主体企业留存利润外，其它主要来源包括财政投融资体系、股权投资机构，还需要改进同行企业联合开发。

　　（四）

　　“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12万亿元，增加17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增加1000亿元。”——这个赤字规模在全球经济大国中属于较低水平，留有余地。即使今年局部地区财政收入可能出现断崖式下降，但全局不会崩溃。
　　讲到简政放权、削减税费，我有个主张，就是对所有新开张企业实施“两免三减半”的措施，也就是头两年免所得税、接下来三年所得税减半，以便降低投资创业风险，鼓励全社会创业和投资风气，最大限度发掘社会活力。实际上，大多数新创企业头几年应税收入很少，此举不会影响财政太多。

　　（五）

　　在确认稳增长的情况下，外贸不可缺少。由于劳动、土地等成本上涨，我们的纺织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正面对日益加大的“被赶超”压力，倘若不能解决问题，未尝没有可能重蹈美国、日本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空心化的覆辙，甚至如同印度纺织产业一般在生产、市场各方面全线落伍。
　　几乎整个1950年代印度都是世界最大棉纺织品出口国，1954年印度纺织品占世界市场13.4%，当年9月30日毛主席接见由印度总理尼赫鲁夫人、印度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时就说到，中国在经济上还不如印度，你们的纺织业比我们大一倍；但到了1960年，印度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就下降到8.3%，1987年下降到2.15%，现在印度纺织品占世界市场份额仍然不算高。这类教训，我们必须警惕重蹈覆辙，不可自废武功。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新政策以稳定外贸走势，自是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仅有政府对外贸的直接支持政策是不够的。从长远来看，我国制造业和外贸最大最深远的挑战在于社会对制造业热情下降，实体经济部门在吸引人才方面出现颓势。
　　在2014年的315晚会上，尼康相机质量问题成为揭出的最引人瞩目问题之一，而出现这种问题，正是日本制造业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体系中整体地位下降的表现，是日本“新新人类”素质远远低于老派日本人的表现。针对这样的长远挑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持久应对措施。
　　“实施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政策措施，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发展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和市场采购贸易，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增加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量，提高服务贸易比重。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零部件等进口。”——这些措施将全面落地，各地和企业要努力把政策用足。

　　（六）

　　中国“被赶超”压力山大，但中国开放经济竞争新优势，包括长期性优势和短期性优势，也在日益成形。我国的长期性优势源于中国人力资源优势、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效率、宏观经济稳定性，以及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给“中国制造”带来的额外品牌形象优势；短期性优势则源于数年之间的经济社会变动。
　　人是世间第一可宝贵的资源。尽管国内都有不少声音为印度等国的“人口红利”大轰大嗡，同时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大呼小叫；但限于受教育程度、组织纪律性和产业基础等问题，印度等国的年轻人未必就能够成为现代制造业所需要的合格劳动者，大批无业可就的青年反而可能成为其社会动荡的根源。
　　回顾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结构状况，审视1990年代造成15万以上死亡的阿尔及利亚血腥内战，看看这几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乱与内战，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劳动人口众多，中国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普及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国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奋斗和吃苦精神，而且中国迅猛推进的产业升级向海内外创新人才提供了广大的用武之地，持续上涨的工资水平对高级人才也越来越具备吸引力，……
　　这一切决定了这里能够提供数量巨大的优秀人力资源，中国还将通过教育、培训和实践不断巩固、增强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正是依托数量巨大的优质人力资源，我们才得以开展持续的产业升级。

　　（七）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配套体系方面的优势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当初乔布斯回答奥巴马能否将苹果生产迁回美国时回答是“不能想象”；中国的基础设施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发达国家水平，中国还要努力保持在这方面的优势；……所有这些都在构成中国竞争优势的要素。
　　优良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是中国外向产业的又一竞争王牌。金融市场上“唱空中国”声浪此起彼伏，近两年新兴市场总体步入高震荡高分化时期，还会进一步加大“唱空中国”的音量、提高其频率，但确凿的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如同其它国家那样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负债绝大多数对应着相应资产。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中国的财政状况整体而言在大国之中最好，而这一切又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稳定经济提供了比其它国家更广阔的空间。人民币汇率波动远远不如其它所有新兴市场货币那样剧烈，也为企业经营者大大降低了经营中的汇率风险。
　　更长的产业生命周期是中国一大优势。中国国土广大且区域发展存在落差，东部的许多成熟产业转移中西部之后仍有强劲的活力，这样的较长生命周期是其它大多数中小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中国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对产业转移的引导，又将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有序的发掘。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给“中国制造”带来越来越大的额外品牌形象优势。中国制造要升级，需要良好品牌形象；而品牌形象相当一部分源于国家形象。只有世人心目中经济发达、技术先进的国家，其先进制造业产品才能赢得最广大的客户追求，其消费品品牌才能被最广大的消费者视为时尚标志。
　　如果说原来的中国还不足以给中国制造带来这样的形象；那么，现在的中国，已经越来越能够做到这样。

　　（八）

　　短期性优势同样不可忽视，值得敏锐察觉并及时抓住。当前油价的下跌对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再工业化”努力可能受阻，部分前两年迁回美国的产业和订单可能回流。因为部分产业之所以迁回美国，重要原因是油价高涨导致国际运输成本高昂，且美国能源价格因“页岩气革命”而十分低廉。
　　现在，石油市场已经无可挽回步入熊市，油价腰斩甚至跌到最高峰的1/3都有可能，同时美国逐步放开油气出口，又将消除美国国内外能源价格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迁回美国的利益缩小，风险上升。
　　依托开放经济竞争新优势，在新常态下，在产业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联动的进程中，我们已经可以步入全面实施依托国内市场提升国际市场地位策略的阶段了，这样一个策略将对我国产业提升竞争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产生重大作用。
　　“要落实和完善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等普惠性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支持企业更多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实施、科研平台建设，推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报告中这一段是对企业研发创新的格外鼓励，企业可以积极考虑增加研发投入，地方上要发掘政策潜力。
　　“大力发展众创空间，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集聚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要扶上马、送一程，使“草根”创新蔚然成风、遍地开花。”——鼓励创业，最重要的是形成有助于创业成功的产业集群环境。
　　硅谷为什么能出那么多车库创业的成功故事？就是因为形成了这样的包括研发、生产、融资、人力资源在内的产业集群环境。小米为啥能够异军突起，因为中国手机产业形成了这样的环境。2013年全球手机出货18亿部，我国手机产量就达到14.5561亿部，增长23.2%，占全球出货量的81.1%。
　　没有华强北多年的“山寨”环境，哪有今天如此强大的中国手机产业？义乌的小商品等等，莫不如此。所以，我们地方政府不要过度急于“升级”过度看不起“山寨”，不要在好看的旗号下破坏了我们至关重要的产业集群环境。

　　（九）

　　提到过剩产能，社会上对压缩过剩产能、重复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意见，“一带一路”也被说成是过剩产能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是否“重复建设”，不能纯粹从工艺设备角度测算最优经济规模，要按生存法判断。
　　不能以过了一定的年限是否有许多设备、工厂被淘汰来判断是否构成了重复建设和浪费，而是要看这个时期里面它的投资是否已经收回而且赢得一定的利润。如果这样的目的达到了，即使工厂淘汰破产，这种所谓的“重复建设”在经济上面也是合理的。
　　在判断产能是否过剩时，我们不能仅仅以国内市场容量判断是否过剩，尤其不能以萧条时期的国内市场判断是否过剩。要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看包括海外在内的整个市场需求是否与我们的产能匹配。尤其不能仅仅看到萧条时期，还要看到未来景气时期，产能能不能够为未来的景气时期做好准备。
　　尤其我们被很多国家作为赶超对手目标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给竞争对手拱手让出市场。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化解产能过剩不是只有压缩国内产能加对外直接投资输出产能一条路，而是可以选择推动贸易伙伴扩大开放，增加出口；对于企业而言，出口比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小得多。由于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谈判地位削弱，我们可以借助他们需要中国帮助的时机要求他们扩大开放市场。
　　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化解产能过剩不是只有压缩国内产能加对外直接投资输出产能一条路，而是可以选择推动贸易伙伴扩大开放，增加出口；对于企业而言，出口比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小得多。由于初级产品行情下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谈判地位削弱，我们可以借助他们需要中国帮助的时机要求他们扩大开放市场。
　　有些国内产业产能过剩，实际上相当部分源于原料不足，出口市场没有打开。典型如炼油产业。2013年，全国炼油能力利用率为67%；按照现在已经在建的炼油厂计算，2015年我国炼油能力将达到7.4亿吨，2020年将达到9.1亿吨，平均开工率67%。
　　对这种情况，国内淘汰低水平、高污染不达标炼油厂是正确的，盲目要求推动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是错误的，因为炼油厂投资浩大，沉没成本惊人，容易招引匪帮，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都很高，对人力资源要求也高，还要经受开放市场下的竞争。
　　对这种情况，更应该做的恐怕是与阿拉伯等产油国协商，增加其原油在中国炼制的数量，开展和扩大石油加工贸易，那样对我们更有利。
　　（作者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