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中国国情决定乡村必须振兴！振兴乡村是世界潮流！

点击：  作者：记者王磊、刘琪，见习记者赵佩娟    来源：“产业规划”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18-08-13 09:56:43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如今从农村再出发，广东乡村振兴如何能走在全国前列？日前，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陈锡文来到广东，就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了专题报告。陈锡文阐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值得注意的若干制度性问题，这对广东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非对立

 

　　乡村振兴战略不是简单的农村改革初始目标的进一步提高，也不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而是新时代下“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农村的全面贯彻落实，也是整个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陈锡文表示，虽然我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依旧面临诸多问题。去年我国进口粮食超过1.3亿吨，相当于国产粮食总量的1/5，我国农业生产尚不能满足自身需求。其次，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而去年城乡收入比是2.71：1。“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怎么使农业农村和城镇协调发展，显然是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这也是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背景。”陈锡文说。

 

　　“城镇化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绝不是说不搞城镇化，也不是要把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对立，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科学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格局分布。

 

　　陈锡文指出，对于推进现代化，国内逐渐形成三点基本共识。一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必然逐步减少，一些村庄逐步消失。但这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处理好规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二是之所以有城乡，在于城市与乡村有着不同功能，而且这种功能不能相互替代。城市的功能在于集聚人口，积聚财富，提供技术创新，发展产业带动经济；乡村的功能在于保障农产品供给，提供生态保障，传承一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一个国家要想平稳协调地向前发展，必须把城乡两种功能协调好互补好。”三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即便到2030年前后，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70%，仍将有超过4亿多人口生活在农村，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人口的总和。“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怎么敢不把农村建设好？乡村振兴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必然要求。”

 

　　振兴乡村是国际潮流

 

　　陈锡文指出，推进城镇化，开展国际比较可以查找不足，借鉴先进经验，但各国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不同，城乡人口分布格局也不尽相同。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需至少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各国城镇化有不同的体现形式，不能简单地看城镇化人口比例，要看到城镇化人口比例背后的具体形式和人口分布。目前，世界各国城镇化人口分布有多种类型：有大集中、小分散的，一个国家人口高度集中在几个城市圈，如日本、韩国；也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如德国，有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镇，城市总数达到2065个。

 

　　二是各国城镇化统计口径不同。如按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日本人口城镇化率为92%，但实际是世界银行错把日本“市”这一行政区域人口当做城镇化人口。在日本统计中，并没有“城镇化率”指标，只有“人口集聚度”的指标，即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4000人以上、集聚的总人口超过5000人即为“人口集聚区”，不在人口集聚区内的相当于农村地区。目前，日本居住在人口集聚区范围内的人口约70%。

 

　　三是世界各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都意识到乡村不能衰落。如韩国推行新村运动，日本推出乡村重建计划，我国台湾省也在2010年制定“乡村重生条例”，目前仍在进行。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振兴乡村，是世界现象，也是国际潮流。”陈锡文说。

 

　　农村问题最重要是就业问题

 

　　陈锡文指出，去年底我国总人口是13.9亿，公安部公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42.35%，即5.88亿多城镇人口。但是，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58.52%，即8.13多亿城镇人口。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比例比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低了16.17%，这意味着约2.25亿人被统计在常住人口中，这些人户籍是农村的，但没有进城落户。

 

　　中国社科院曾对城镇化人口的构成做过详细分析，现在的城镇常住人口新增部分中，约5%是农转非人口，16%是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26%是外地农民工和他的家属，这三种加起来占47%。另外52%可能就是村改居、乡改街道“改出来的”。陈锡文表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离真正实现城镇化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陈锡文强调，现阶段要特别强调同时推进“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为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全靠城镇化，一定要调动农村自身的活力来解决农村自身的问题，但不是说拒绝城镇化。曾有观点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就是靠城镇化，把绝大多数农民都转移到城里去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

 

　　城市新需求呼唤乡村振兴

　　陈锡文认为，改革开放初实行承包到户，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最兴旺时全国有近3000万家企业，带动1.5亿劳动力就业”。乡镇企业通过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道路解决农民的充分就业问题。但19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大量改制、兼并、破产。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成为第二个就业高潮的新群体。现在统计的农民工总量是2.8亿人，很多人认为，就是通过农民工潮，农民及其家眷慢慢进城，最后就城镇化了。

 

　　但是，如今情况又有新变化——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在减缓。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出农民工只增加了63万人，增长率仅0.37%，2016年的增长率下降到0.3%。陈锡文说：“一定要看到现在这个阶段性的变化。农民工潮到现在快20年了，不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一定有新的东西去替代。靠什么去替代呢？第一就是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第二就是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第三就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改革开放40年，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城市向农村提出了很多新的需求。有新需求就要有新供给，“这是我们这个阶段特征给乡村振兴创造的充分机会”。

 

　　现代农业与社会服务优先发展

 

　　陈锡文强调，推进乡村振兴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握重点，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十九大报告一共提到3处“优先”，包括教育优先发展、坚持就业优先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党的文件第一次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在两方面体现“优先发展”。

 

　　一是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是一块短板，农业的整体效益不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陈锡文指出，我国粮食总产量去年是12358亿斤，但我们的需求约是1.3万亿斤。在总量上，我国每年粮食缺口五六百亿斤，但实际进口了2000多亿斤，因为国产粮食有一部分供过于求了，比如玉米，但是有一部分的缺口越来越大，那就是大豆，去年进口了接近2000亿斤，世界第一。我国的粮食不是数量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品种、质量、效益、竞争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适应市场需求，并不断提高自身的效益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二个优先发展就要体现在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陈锡文认为，中国的农民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该提供的服务都要切实提供，该保障的权益都要切实保障，做到了这一点，很多矛盾就化解了。农民就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愿望来选择进城还是回乡。

 

　　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弱化

 

　　陈锡文特别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一定要抓住根本，强调制度建设。农村最根本的制度就是土地制度，有什么样性质的土地制度，就有怎么样的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没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让农民的利益受损害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基本制度的“魂”，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架空、虚化、弱化。

 

　　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又长出了一系列农村的基本制度。一是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二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即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集体所有权，不是村支书、村主任等村干部所有。”农村集体的土地、农村集体的不动产和动产，都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成员通过承包集体的土地来实现土地所有权。现在强调农村集体所有，就是要把集体所有权确定下来，解决少数干部利用权力损害集体成员的权利，“也就是要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的使用权落实下去，因为这两个权利是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成员的权利体现”。

 

　　陈锡文表示，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根据集体土地所有制而形成的组织，于是形成第三个基本制度——农村基层社会的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根据土地所有制、村庄和农民居住状况等设定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及村民自治制度，这是我国农村的四个基本制度，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部分地方有掏空、虚化、架空的倾向，要坚决避免这种情形。所以，在深化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农村的制度建设好，切实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

 

　　农民有什么权利呢？首先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利，农民都应当享有。第二，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和集体收益的分配权。“这三个权利，都要很好地保护，这是中央再三强调的。”比如农民在城镇落户时，不能以农民放弃或者交出这三个权利为前提。刚推进城镇化时，有些地方提出交出“三件旧衣衫”，给你“五件新衣衫”，就是把承包地、宅基地、山林承包权交出来，到城里给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等“五件新衣衫”。“农民很实在，‘三件旧衣衫’捏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天天在享受，而‘五件新衣衫’在天上、在云里，没看见，什么时候给？如果把‘旧衣衫’脱了进城，‘新衣衫’又不给，那不得冻死？”所以，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制度建设好，把农民的权益保障好。

 

　　（作者系南方农村报记者王磊、刘琪，见习记者赵佩娟；来源：“产业规划”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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