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经：让数据说话，香港政治的基本盘并没有明显变化

点击：作者：陈经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发布时间:2019-11-30 12:01:22

1.webp.jpg

香港修例风波延续数月，许多内地群众对香港的关注度上升了很多。暴徒种种让人无法想象的恶行激怒了无数人。交通瘫痪，店铺被砸打烧毁，大学被占据毁坏的场景触目惊心，普通人的基本生活都大受影响。

2019年11月24日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让很多人无法相信甚至难以接受。2015年区选，建制派还以298:126大幅领先非建制派。2019年建制派与非建制派的席位对比，却变成59:385。看到这种结果，很多人对香港民意非常失望。相当多人认为，修例引发的动乱让香港政治格局发生了很不好的大变化。

内地舆论虽然对香港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但是对香港的政治却仍然缺乏了解，急需普及常识。对于区议会选举结果的“震惊”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不了解相关常识，很难正确理解香港政治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区选的前一天发微博对区议会建制派可能大败提出了警示，很多人出于直觉都表示不相信。建制派惨败的结果出来，相当多人表示非常震惊。

我虽然意识到建制派可能大败，但是也希望建制派能守住半数，争取理想结果。实际结果是建制派比预想的最差情况还要差，直觉上确实相当出人意料。但是仔细看实际数据表现，还是能够解释的，主要的支配因素是高达71%的投票率，超高到异常了，情况没有想的那么差。这就需要了解香港的政治常识。

香港最重要的政治常识之一，就是建制派和反建制派的基本盘比例，长期就是约四六开。这个格局延续了多年，是各种投票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也多次得到了验证。如果四六开的基本盘发生了变化，如变成一些人以为的二八开，那就是特别大的变化。

先来了解一下比较符合统计直觉的立法会议员选举。这个选举1998年刚回归时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每四年一次。直到2016年的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内地群众都不是太关注，例如自媒体几乎没有相关评论文章。但2020年9月，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必然成为内地群众的关注焦点，了解一下也有好处。

如2016年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建制与非建制得票率41%对55%，基本是四六的格局。

2016这届立法会选举有378万登记选民，220万人投了票，投票率是历来最高的58.28%。这种投票是每个选区固定名额，取前几名得票多的人当议员。根据人口比例，香港岛6席，九龙西6席、九龙东5席，新界西和新界东各9席。由于人口变化，港岛从2012年的7席降到6席，九龙西增加1席。《立法会条例》新规定，每区不能少于5席，也不能多于9席。

五个选区投票瓜分35个地区直选议员，投票人的政治倾向是非常明确的。2016年投票结果，建制得到16席占45%，非建制派得到19席占55%，基本符合得票率41:55的分布。这是因为，各阵营会根据基本盘情况，分配参选者进入的选区，分配每人得到的票数，让选民们集中力量支持有望当选的议员。博弈的平衡点，就是双方得到的议席占比与得票率相当。

如果得到议席比例明显低于得票率，这叫“配票失败”。2012年非建制派就失败过，地方选区得票率以56.24%领先建制派的42.66%，但是35席中只得到18席，只比建制派17席多1个，明显出现了大失误。这是因为同一阵营的人争夺票数，会吃些亏，也有人呼惨说选情危急让人来投，最后发现浪费了票数。

2008年立法会地方选区是30个席位，非建制派得票59.5%领先建制派的39.8%，最后当选议员19：11也符合分布。2004年也是30个直选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0.5%领先建制派的36.9%，议员数18：12。2000年地区直选是24个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0.6%领先建制派的34.9%，最后当选议员16：8。1998年首届立法会选举因为刚回归，任期定为两年。地方选区20个直选席位，非建制派得票66.2%领先建制派的30.4%，席位是15:5。

历年来的立法会直选议席统计数据列表如下：

2012年、2016年还有5席“不分区立委”，是所有选民都可以投的“超级区选”。建制与非建制派也是2:3分掉5个席位，符合四六开的基本面。

两大阵营得票率加起来不到100%，是因为有两三个百分点投给了不可能当选的中间派，也有不到1%的废票。可以看出，立法会选举建制得票率就是4成左右，非建制派就是6成左右。而且建制派相比回归早期，得票率有所上升，从30%出头慢慢升到40%；而非建制派得票率还有点下降，从60%多，降到了55%、56%。

2016年立法会，建制派地方选区直选出的16人是：

民建联7人：张国钧、蒋丽芸、柯创盛、陈恒镔、梁志祥、葛珮帆、陈克勤
工联会3人：郭伟强、黄国健、麦美娟
新民党3人：叶刘淑仪、田北辰、容海恩
经民联1人：梁美芬
独立2人：谢伟俊、何君尧

这些议员经过激烈的拉票斗争后当选，知名度较高，每人得票都有好几万票。总体来说，立法会地区直选是香港争夺得最激烈的选战，每届都有不少热闹，建制和泛民阵营波动一席都是大事。当选议员后，基本年薪就过百万，还有很多津贴，以及用于办公的上百万补助，待遇非常好。候选人会非常卖力地拉票，发动支持者来投票，选情激烈。

特首是五年一任，和立法会四年一届不一样。特首选举是在400-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里投票，通过提名的候选人一般为2-3人，斗争通常不激烈。1996年12月回归前半年，400人组成的选委会提前选出第一任特首候任。董建华320票当选，杨铁梁42票，吴光正36票。2002年董建华自动当选，因没别人能得到足够提名。2007年选委会是800人，曾荫权649票胜出，梁家杰123票。2012年梁振英以689票当选，唐英年285票，何俊仁76票。2017年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曾俊华得365票。

还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建制派，和对手泛民派如何区分。

不少建制派的政治观点，如果要深挖，或多或少和内地会有些冲突。本文并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从行为上进行分析，建制派是愿意少谈政治冲突，做实事维护香港经济与市民生活正常运行和发展的。

香港的政治基本情况是，建制派维持体制运行，泛民往好里说是制衡，往坏里说是整天借民主名义搞破坏，把各种议题拖慢到不可忍受甚至搅黄掉。回归之后，泛民逐渐搞成了“逢中必反”，几乎所有事都和中央政府对着干。泛民的特征是政治化，什么事都要上升到民主政治上纲上线，扩大对立冲突，将对手打成民主的敌人。

建制派在立法会地区直选中，一直小幅落后泛民，这并不是新鲜情况。为了让政府正常运营，回归前就进行了设计，需要保证建制派的多数。这个机制就是，另外约一半议员由“功能组别”等特定少数人群选出，也算是建制派的。所以建制派仍然能够让立法会运行不至于失控，但也常规地被泛民搅得效率低下。

《基本法》第23条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香港政治层面上，迟迟不肯通过23条“自行立法”，等于是不满足《基本法》的要求。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焦点，如果能通过23条立法，则香港局面会大为肃清。但在香港内部有很大阻力，不少建制派也不支持23条立法。泛民派的主要活动，是要求中央让香港搞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全部直接投票。最后发展到不惜彻底毁掉香港的前途，也要支持暴徒的各种砸打暴行。

以上是香港的基本政治脉络。但是这次引发震动的“区议员选举”是什么情况？

区议会选举在殖民地时期就有，1982年到1994年每3年一次，有5次选举，规模不大关注不多。回归后1999年起，每4年一次，到2019年共6次，通常关注度比立法会选举低一些。为什么区议会选举关注度不高？

香港法律规定，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属于地区层次的议会，就有关地区的管理、福利和制定计划等向政府提供意见，并负责区内的环境、康乐、文化及社区活动等。区议员的主要活动就是服务社区，如改善社区交通，提升菜场清洁度，增加社区娱乐设施。这些也不是直接就能做了，而是要报计划给政府，由政府具体组织施工等活动。有些区议员列举成就时会显得非常细，如成功向政府申请，给某个车站加装了防雨顶棚。

可以看出，区议员就相当于街道办主任一样，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待遇也比立法会议员差多了。2015年当选的第五届区议员，每月薪金增加15%，由25760元提升至29620元。这每月3万的收入不能说差，但在香港并不是很有吸引力，跟立法会议员完全无法比，也比不上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

建制派习惯走区议会的道路，从底层做起。如2015年成为民建联主席的李慧琼，1999年25岁时就在土瓜湾北当选区议员，在当地一直服务社会根基深厚，到2019年连任6届区议员。虽然区议员没有特别大的好处，但是也有一定新闻关注度，长年累月积累声望，再去选立法会委员或者其它重要职务也就够条件了。建制派的人比较重视区议员服务路线，每届区议会400多个职位都有人去选。

罗冠聪

泛民派的政治人物，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一炮而红”的模式。如有些人20多岁冲锋在前激进反政府获得名声，一举当选立法会议员或者区议员，这比搞底层社区服务辛苦选区议员要好多了。如罗冠聪，2016年23岁就当选立法会议员。他成绩不太好没考上大学，先到岭南大学的社区大学读课程，一年后再考入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

大学和专业都不太好，本来出路不太行，但是找到了社会运动的混法。他混成学生会主席，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卖力演出，焚烧中央政府白皮书；因非法集会被警察抓捕，获得名气，成为学联秘书长。通过各种激进动作在泛民基本盘中获得足够名声，最后当选立法会议员。后来因立法会宣誓时侮辱中央政府，和另外三个泛民议员都被取消了议员资格。再后来在2019年8月，在运动中跑耶鲁读书去了。

理论上来说，泛民的发展理论也是要从区议员做起，宣传中也说要服务好社区，要重视区议会选举。但是实际表现出来就没那么重视，区议员400多个选区，经常找不到人出来辛苦地搞服务打选战，多区弃选。区议员选举正常就是比服务社区，政治意味相对少。要制定服务社区的计划，深入社区做实事，要去站街拉票，形象亲和让街坊喜欢，要比对手的服务做得好。实践说明，这并不是泛民擅长的。

这种“服务选民”为主的选举，本应该是基层民主的正确发展方向，属于“正派”功夫，中央政府也是支持的。泛民阵营却有不少人喜欢用“煽动仇恨”的搞法拉选票，是“邪派”功夫。可以肯定地说，香港的乱象，与泛民阵营的有意煽动仇恨有直接关系。把仇恨煽起来了，就不用辛苦做实事了，只要把对手打成和仇恨对象一伙的就行了。

可悲的是，香港、台湾，以及全球不少地方的选举，都是这一套煽动逻辑横行，搞成了幼稚甚至邪恶的民主实践。刚回归的时候泛民还在发展，煽动逻辑还不是太过火，也有些搞社区服务的。搞了多年，泛民内部恶性因素发作，发现煽动仇恨有效，成了泛民维持体系的核心方法，加上美国颜色革命，直到近来走上了极端邪恶的路线。

但在过去多届区议会选举，就算是用煽动仇恨的手法去搞，也不一定管用。区议会因为政治意味少，不一定煽动得起来。选民问的是候选人能为社区做什么，如果答说搞反中斗争，会比较离谱。就算通过煽动选上了，上任后就要去搞社区服务了，并不是像立法会议员那样坐着开会。难道还能“改邪归正”，真去搞服务？辛苦搞服务，就算搞下来声望增长了一些，肯定比不上那些冲杀在前的泛民喷子名气增长快，还是得去冲杀挑事快速崛起。

多年下来情况就是，建制派的人在基本盘不占优的情况下，通过草根底层服务路线，在区议员这个层面，取得了人数优势。有些区议员并不先天就是建制派，先是独立的，但是走草根服务路线的人，容易认同建制派的理念，最后顺理成章加入建制派。非建制派的人要么不来选，多区弃选，让建制派的人“自动当选”；来选的如果煽动不了基本盘出来投票，多半也会选输。如2015年区议会选举，431个席位中，建制派66人自动当选。

各届区议会和下年立法会选举投票率

通常区议会选举投票率，会比后一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低10个百分点左右。从投票人群看，建制派靠拿手的服务路线发动街坊比较有效，泛民来选的一般至少要装作走服务路线，不好上来就煽动仇恨，对基本盘的动员力度有限。所以区议会选举一般不是基本盘对拼的模式，统计出来的得票率和议席数是建制派占优。这其实是一个有些奇怪的局面，基本盘落后一些的建制派，通过老实服务，在去政治化的小选举中能占优。

所以香港政治分析界的基本常识是：如果投票率高，就有利泛民，如立法会直选议员；投票率低，就是建制派有利，如区议会选举。2007、2011、2015都是这个模式，以民建联为首的建制派都大胜泛民派。这背后的逻辑是，投票率高，代表选举政治化，投票率低，代表选举偏实务。

1999年是第一次区议会选举390个直选议席中，泛民的前身民主党与民协共获得106席，民建联等其它派获得138，独立无派的是146席。此时阵营初步成形，是建制派有优势。

2003年发生了SARS等事件，香港经济惨遭多重打击，房价跌入谷底，许多中产甚至明星都破产了，7月1日有声势很大的游行。许多中产都对香港政府的行政能力产生严重质疑，饱受压力的董建华2005年3月辞去职务（后来很多人面对高涨的房价，发现错怪了他）。2003年11月23日的区议会选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很多选民进入了反政府表态的模式，投票率相对冲高到44.1%。

非建制派这年区议会选举胜利，在400个民选议席中，民主党和民主派共取得246席。民建联多人被非建制派击败，只有62人当选，比上届少了21席，当选率仅三成，是建党以来的大挫折。非建制派大胜之后，曾经设想趁胜追击，扩大胜利，走议会路线。

但是到2007年区议会选举，不少2003年因政治原因当选的泛民区议员，被发现服务社区做得很差，大失民望。而香港经济得到内地大力帮助恢复了，市民对政府总体转向信任。民建联反思2003年的失败，扎实派人深入社区服务，恢复了元气。这年建制派就胜利了，区议员数量299对非建制派106大幅翻盘，并且确立了工作方法和胜利模式。这时也是双方关系最好的时候，主流的港人觉得，内地帮助香港恢复经济，对港人的自由生活也有保证，并未像回归前一些人吓唬的那样会搞镇压。

2011年延续模式，建制派区议员数量299对103领先非建制派；2015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仍以298对126领先非建制派。这两年投票率41.49%、47.01%逐渐走高，建制派仍然获胜，有些分析甚至认为，也许建制派找到了“投票率高也能打败非建制派”的方法。（注：各阵营的当选区议员数量统计可能小有出入，因各种派别以及独立人士归哪边有时模糊不清。）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从2011年起，泛民已经有在区议会选举中出茅招（又叫出千，用非正常、非公平手段获胜）的倾向。特别是在2015年，一些占中运动中出名的年轻人出来参选，摆明了就不是来做服务的。虽然成效不大，但是投票率走高也有一定的因素。2009年希拉里就任国务卿，提出了“软实力”，在全球大搞颜色革命。此时泛民派一些人认为，按正常的议会路线对打，民建联的路线会逐渐取得优势。就算大搞政治化，泛民也有失去基本盘的危险。泛民终于走上了祸国殃民的极端路线，都不满足于一般的民主政治理论教育，而是煽动年轻人的仇恨，不择手段煽动香港人对内地普通人的仇恨，搞起了令人不齿的种族主义下流手段。

也许是时机不对，泛民2015年区选中，并未大规模搞煽动选举，宣传中还是服务社区的模式为主，仍被建制派击败。

由于过去多年区选举的低投票率和去政治化风格，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到，区选是能够极度放大泛民基本盘优势的“单选制”。和立法会议员按得票率分议员数不同，区议员需要两两对决，赢者得全部，输者什么也没有。如果两个阵营得票是6:4，极端情况下，通过安排好400多席位的两两对决的票数，占优的阵营甚至可以得到全部的席位！

在过去建制派占优的区选中，建制派的议席数是非建制派的两三倍，但是得票率只领先8个百分点左右，放大效应是归建制派的。

2019年因为特殊的政治情况，非建制派和建制派在本来应该去政治化的区选，搞成了极端政治化的基本盘对决。投票率71.2%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数字，比上届的47.01%高了24个百分点，也比本应更热闹的立法会选举都高了13个百分点。

按基本盘，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建制得票率42.3%，对手56.9%，这个格局按基本盘是属于正常，双方都没有突破。但是因为区议员特殊的“单选制”，对建制派就一个无法接受的惨败，议员席会只有对手的七分之一，虽然只有不到15个点的得票率差距。这是一个符合统计学的结果，如果建制派不动员会输更惨。

今年泛民进行总动员，空降了很多人到区选，不再弃选，毫无社区服务经验专搞运动的“素人”大批上阵。建制派也进行了总动员，争取连任的人绝对得票数都升了不少。71%的投票率是双方总动员，加上空前紧张的对抗局面搞出来的。也是双方基本盘前所未有的全面展示。

区议员选举，不讲社区服务了，变成了站队表态，比立法会议员还要政治化了，应该是历来政治化程度最高的选举。实际上，很多建制派参选人的口号，也不是服务社区了，而是支持政府止暴制乱，一定要出来投票防止香港被毁灭。而泛民的口号更是简单直接，就是政治对决。

投票结果说明，建制派选民全面动起来了，几乎最大程度地投了“止暴票”，达到了四成的基本盘。建制派的基本盘还是有的，“止暴制乱”的口号，能深入建制派基本盘的内心，也符合建制派一贯的政治行为逻辑。建制派的基本盘没有崩盘，并未如有的评论那样认为，因为对政府失望，反去投泛民了。

而泛民基本盘也是全面发动，没有和民主理论解释不通的暴力切割。心理因素上，泛民基本盘认为，闹事的青年不是暴徒，就算犯了法也应该特赦。闹事行为虽然极端了些，砸坏了一些东西，但负责任的应该是港府，拒不答应本方的要求。这种逻辑非常荒谬，但是心理上大批人确实可能走向这个极端。这种乌合之众群盲政治的荒唐逻辑，往往导致极为惨重的后果，直至系统崩溃才搞不下去了，因为都活不下去了，没法鬼扯了。

区议会选举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搞出了71.2%的极高投票率，极度放大了泛民的优势。这个特殊情况和上届对比非常强烈，如果不加以分析，会觉得难以理解，很容易认为香港政治基本格局都发生了剧变。非建制派忽然增加的200多席区议员，情况可参考2003年，可以预计去政治化后，社区服务还是会得到低分。

有些评论认为，香港年轻人几乎都反对政府，未来情况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