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父亲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

2006年6月8日，《春秋》周刊发表署名文章《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提到129师原政委张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军总政部副主任邓小平如何成为继任人选时，绘声绘色地说：

“但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文章接着说：

“因此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

不仅如此，文章作者还有声有色描绘了刘邓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同年7月24日，刘伯承长子刘太行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从纠正几个史实引出的对往事的回忆》一文，公开辟谣说：

 “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对事业极端负责任，不随波逐流，而这个特点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刘伯承同志是1923年受伤的，在四川养伤，熊克武以升官为诱饵，请他出山带领部队，他回绝了，因为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认识到他们的本质。后来四川共产党领导人吴玉章、杨音公请他参加共产党，因为他当时不了解共产党，所以他没有立即答应，只是愿意随吴玉章出川，到贵州、湖南、上海、北京和广州考察，考虑成熟后，于1926年5月才决心加入共产党。”

“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刘太行将军

关于“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说明同样子虚乌有。

也就在那些年，许多报刊又有了《刘伯承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 否则不进八宝山》的“新闻”: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新闻来源竟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

刘太行顺便也在文章辟谣说：

“大家都知道，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父亲逝世当天下午我急匆匆赶到医院，上电梯时，碰见了温家宝同志，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我进入客厅时，杨尚昆同志早就到了，后来洪学智同志也来了。杨尚昆对温家宝说：‘刘伯承同志的追悼会，中央要研究，刘伯承同志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也是很有影响的人。’这时我听见哭泣声，一看是卓琳阿姨来了。显然她是代表邓小平同志来的。”

“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刘伯承是我的父亲，但他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生行为规范、缜密，严格遵守党纪，任何时候都是按党的规定和要求办事。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刘太行所说的家里人当然包括一家之长刘伯承。一家人从未就追悼会的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向中央提出过任何要求，又何来曾向华国锋提过“特殊遗嘱”？

华国锋的确拜访过刘伯承。

1976年10月，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登上元首之位不久，专程登门探望了已85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丧失正常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军中元老刘伯承。华国锋秘书曹万贵2011年2月回忆说：

“抓捕‘四人帮’大会结束后没多久，首长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的寓所探望，由于刘伯承身体欠佳，探望时间很短，由于刘伯承没有语言能力，华国锋就与刘伯承家属交谈了一会就走了，并没有遇到来探望刘伯承的其他人”。

既然刘伯承无法与华国锋交谈，也不知道新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驾临，自然也就无所谓一定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的“特殊遗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