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嗜好读书，《楚辞》是他最喜欢读的古籍之一，而其中屈原的作品更是他常读的。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屈原。

毛泽东初读屈原作品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13年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合并到第一师范）读书时。根据之一，是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学习期间留有课堂笔记《讲堂录》，在这本笔记前11页手抄了《离骚》、《九歌》全文。不过，笔者总觉得以楷书手抄《离骚》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这显非课堂上老师让抄的，《讲堂录》中也不见老师讲屈原的一点痕迹，所以抄写这些完全是出自个人爱好。笔者推测，毛泽东解读屈原当更早，或许就在家乡韶山读书之时。韶山文化积淀深厚、诗风颇浓，毛氏宗祠墙壁上画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事迹的图像，这些人物都在屈原作品中出现过。毛泽东从小耳濡目染，当碰到《楚辞》有关描写时，不会感到神秘莫测而是亲切有趣。再说，毛泽东在塾师毛宇居指导下已读过更为古奥的《左传》，读屈原这些作品不会有太大的文字障碍。

长沙读书时的毛泽东对《离骚》已有独到的见解。据罗章龙《椿园载记》，1915年9月罗见到毛泽东发出的“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两人约定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晤面，他们所谈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包括对《离骚》颇感兴趣，并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1918年春，罗章龙赴日本留学，毛泽东写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送别，诗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句，屈原、贾谊并称，可以看出屈原已成为那批同学少年学习的榜样。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这当是毛泽东对屈原最高、最全面的评价！把自己看作屈原“生命长存的见证人”，崇拜程度真是有点至高无上了。令人深思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此时大谈屈原，这披露出毛泽东怎样的情怀呢？这要从当时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来分析。

处于摇篮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重重困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与苏联站在一边，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苏联领导人此时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还心有疑云，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因此，心情复杂的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格外动情，民族自信与自尊的情绪也油然而起，进而以屈原传人自励与自许。这里所展示的是一个伟大爱国者的情怀。

1958年毛泽东读屈原最勤、感受最多。这一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说：“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他又向与会干部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毛泽东期望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是年7月1日写了《七律·送瘟神》二首，比较强烈地反映了他的这个愿望，尤以第一首最为显著。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可以看出这是《离骚》的一种文学表现方式。当然毛泽东是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比起屈原的远游规模更为壮观。《离骚》中屈原上天寻求天帝陈述政见以求支持，毛泽东是向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倾诉悲欢之情，其情怀更为高远和深广。把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以及1961年所写的《七律·答友人》，视为“骚体苗裔”，笔者以为是可以的。

1958年，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了一段话，提到“屈原的批判君恶”是其人民性的一面，第二年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又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这种提法与毛泽东反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有关。早在1957年他就提倡写杂文，以杂文反对官僚主义。在一次会议上谈到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时说：“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及时揭露党政机关内正在滋长的官僚主义。

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两党关系开始破裂以后，毛泽东于1961年秋写了《七绝·屈原》，全诗为：“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这里“杀人刀”的比喻显然是前面“批判的匕首”的发展运用。不过毛泽东从《离骚》中看出屈原失败的关键在于“昔日之芳草”“今直为此萧艾”，部分干部腐败变质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

1972年是毛泽东调整对外关系、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一年。这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以朱熹的《楚辞集注》相赠。这应看作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展示他对屈原的关注。

毛泽东对屈原及其作品《楚辞》的理解和倾慕，令人深思和感怀。

作者：丁毅，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