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磐的1921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里，成立并建成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一个不言而喻的党建难题：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把如此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者造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培养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不懈努力不倦探索，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都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和列宁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确是以城市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运动，而不是以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恩格斯说过：“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革命导师将改造世界的希望寄托在现代大工业的产儿———“大城市的无产阶级”身上，但他们从来反对“唯出身论”“唯成分论”，从不否认农村无产者或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能够成为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排斥农民等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支持配合，相反，他们希望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他们反对将无产阶级以外的任何阶级当成“反动的一帮”的拉萨尔的观点。他们讲的无产阶级概念，既包括城市里的无产阶级，也包括农村中没有自己耕地的农民，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度里从事过社会主义运动，没有积累下将小农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者改造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成功经验。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如西欧那样由封建社会直接转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了长期的停滞期，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毛泽东面对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人数广大的国家，无产阶级队伍不雄壮，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身上所蕴藏的革命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参加是难以成功的。与党内看不起农民的错误观点相反，毛泽东把农民看作革命的重要力量。1926年9月，他给《农民问题丛刊》作序时，第一句话就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但是，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便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由此可见，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是党的建设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

面对这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高难度课题，毛泽东响亮地回答：思想建党，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在以后长期的党的建设实践中，强调共产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不断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形成了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即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彻底超越了唯出身论或唯成分论。一方面，注意增加党的工人成分，但反对唯成分论；另一方面，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注意在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的许多著作里，对思想建党作了充分的论证。超越唯出身论或唯成分论，绝对不是降低党员的标准，相反，共产党员有着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共产党员都是各方面的模范和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毛泽东坚持党员标准不降低，又反对唯出身论或唯成分论，指出：“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在毛泽东看来，党员成分对党的性质无疑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正如列宁指出的，“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有不少原初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政党（如英国工党），却最终堕落为资产阶级政党。对一个党员来说，关键不在于他是什么出身、什么成分，而在于他持什么样的世界观。作为既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全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吸收那些“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才能保证我们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被锻造成为坚强的共产党人的关键，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早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认识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党的全部工作的行动指南，要求党员认真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拿起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武器，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刘少奇曾把毛泽东的这些关于党建的思想、原则称为“毛泽东建党路线”。他指出：“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毛泽东的这条思想建党的路线指导下，我们党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建成了一支真正的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毛泽东和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实践的结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提供了精神资源。

党的历史表明，正确的路线还需要有好的作风来保证其贯彻执行。人民群众正是根据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来判断、理解党的路线的，并由此把党的路线和政策转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党的作风好，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效能，赢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党的作风不好，就会脱离群众，难以制定科学的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历史上，首先提出党风概念的是毛泽东，对党的作风进行深刻的分析和科学概括的还是毛泽东。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天起，就产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如何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历史课题。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挫折和前进，党的削弱与壮大，党的发展与巩固，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有关。

十月革命后的中国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但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独特的丰富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严肃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节的现象和做法，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并出神入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亿万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改天换地的建设实践中，成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杰出代表。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到极致，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所向披靡；他纵横捭阖，利用矛盾，瓦解敌人，打击少数，团结多数，政治斗争艺术炉火纯青；他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服务人民，结成浩浩荡荡的统一战线大军。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现实中发挥巨大威力。从十四年抗战到三年解放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艰苦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要创造新理论、写出新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广州会议上讲道：新中国成立后到1961年的十一年里，做过两次调查。第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看了全国各地的合作化材料，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是向基层干部群众的调查。第二次是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晚年毛泽东无法继续亲自到群众中调查研究了，不得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替他到群众中了解社会真实情况。

毛泽东不仅提出和践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而且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是毛泽东反复向全党强调的重要观点。毛泽东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特别喜欢与人民群众打交道，善于到群众中调查研究。早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曾游学数县数百里。1931年，毛泽东在寻乌连着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写了多达8万字的著名的《寻乌调查》。在紧张的军事行动的间隙，他依然忘不了调查研究。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听到人民群众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他满怀激情地振臂高呼“人民万岁”。这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也表达了一位人民领袖、历史伟人的博大胸怀和科学认识。毛泽东强调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1934年中央苏区被围时，毛泽东认为保卫苏区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拥护人民政权的人民群众，而要获得群众的拥护，就得“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共产党赢得民心，就赢得了胜利。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渡江战役的胜利就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毛泽东所培育出的共产党的“延安作风”，打败了国民党的“西安作风”，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精神资源。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反对干部党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他在中央苏区时期就说：“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1953年2月7日，他批评了党政机关里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怎样克服官僚主义？他要求干部们不要靠老资格工作，“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毛泽东活到老，调查研究到老，密切联系群众到老。毛泽东倡导并率先垂范的党的优良作风，培育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处开花结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

由于党内成员的个人禀赋、阅历、个性、地位等存在差异，在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对某个阶段的某个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会宣告完结，但是，无节制无原则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也会削弱党的生命力。如何正确有效地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无论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延安作风”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有过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血的教训。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通过整风的方式建设一个伟大的党，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创造了整风这一统一思想的方式，在延安整风后又多次发动整风运动。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道：“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里讲的“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指的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包括延安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的思想统一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基本保障，而完成党内的思想统一的重要途径就是整顿党的思想作风和各种作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延安整风的历史证明，搞好党的整顿，统一思想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在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的历史上先是出现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又出现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带领全党同志总结了这两次错误的教训，教育全党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他专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学习的重要性、如何学习、学习什么等重要问题作出说明，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列经典书籍。他致电周恩来说：“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整风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党空前团结起来，为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组织基础。在1957年整风中，毛泽东仍然强调整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他指出：“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可见，毛泽东始终把整风看作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这个建设伟大政党的创造性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无疑富有启发意义。

毛泽东认为，思想的问题要靠思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使人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从思想上想通，并且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大量的失败和成功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让人口服心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虽然形式上轰轰烈烈，但用于解决党内问题，特别是思想问题，从来不会有良好的效果。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民主集中原则背道而驰，正直无私的共产党人被谗言打倒，只能导致“一言堂”，使许许多多同志不敢发表意见，不敢讨论问题，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无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不了思想深处的思想分歧。毛泽东领导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否定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个错误的办法。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对党内生活的思想方法和组织手段的重大创新。“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不讲情面地指出来，如同“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再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其中不好的因素，以便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治病救人”就是指出错误、批判缺点，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就像“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一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像医生治病一样，把“病人”治好，以关心挽救同志。这种做法，远远胜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发生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对于共产党人保持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性，也是十分必要的。在党内，毛泽东比较早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基础上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批评的重要性、批评的方式作了充分的论证。整风还是一场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所进行的全党的自我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全党同志都必须认真地拿起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他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他自己带头自我批评。对延安审干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向受到错误处理和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他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许多人化解了心中的块垒，为毛泽东的真诚而感动地流下热泪，热烈地鼓掌向毛泽东答礼。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产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过去工作特别是“大跃进”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毛泽东先后几次作自我批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动中央主要领导发扬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其意义非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历代统治者演绎出因腐败而新旧朝代治乱兴衰交替的多幕悲喜剧。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有着见解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善于从历代成由勤俭败由奢的历史悲剧和治乱兴衰的史实中吸取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局部执政时，毛泽东重视郭沫若总结李自成政权成败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将之列为整风文件，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著名的延安“窑洞对”中，毛泽东与黄炎培探讨以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将面临胜利后执政的考验，把进北京执掌全国政权比喻为“进京赶考”，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夺取政权后没有陶醉于胜利喜悦中的高度清醒。

新中国成立后，他敏锐地觉察“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在领导抗美援朝、国民经济恢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繁忙紧张的日子里，他深思熟虑，果断决策，发动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将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震动全国。全国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教育，对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良好的党风、社会风气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做李自成，绝不会放任腐败现象腐蚀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绝不让千百万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变色变质变味！

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毛泽东不同于古代的统治者，他注意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的考验，思考革命胜利后的党员队伍如何长期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旺盛革命斗志的问题，如何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担当问题。他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名夺利，贪图享乐是腐朽的剥削阶级的庸俗之气，一旦侵袭到革命队伍里来，将导致革命意志衰退。革命胜利后，党内确实有些人的革命意志衰退，闹地位名誉，讲究吃穿和薪水高低。毛泽东要求提振党员干部的革命斗志，说“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富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治理腐败的经验，比如干部参加劳动和勤俭节约。毛泽东发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脱离群众，存在官僚主义现象，“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干部应该参加体力劳动，“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毛泽东还把勤俭节约当作保持革命队伍旺盛革命斗志的办法。他认为，节约“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1956年11月15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有人拿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而解放军吃盐水酸菜为据要增加军队薪水的主张，毛泽东提出：“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广大党员干部响应毛泽东关于勤俭建国的号召，反对生活特殊化，克勤克俭，廉洁奉公，朝气蓬勃地工作。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晓，他十分念旧情，但从来不以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给予亲朋好友特殊的照顾。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亲朋故旧纷纷致信毛泽东，不乏要求在介绍工作、升职、入党、升学等方面予以特殊照顾的特权观念者。毛泽东一律提出批评、规劝或婉拒：“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未便率尔绍介”，“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的言传身教在儿子毛岸英身上得到体现。毛岸英在回复表舅替人谋“厅长”职位的信中坚定地写道，“我决不能也不愿违背原则做事”，“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毛岸英保家卫国，血染疆场，这种高尚的革命情操，堪称高干子弟的楷模，这是毛泽东言传身教的结果。

总的来说，毛泽东披荆斩棘所创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熠熠生辉。毛泽东离开他终身全心全意服务的中国人民已近半个世纪了，但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亿万中华儿女，愈发感到伟人毛泽东对党情特点的深刻分析以及提出的党的建设的独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作出的独特贡献，依然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党的建设的新辉煌，提供着极为宝贵的丰富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