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初步体现了毛泽东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毛泽东一方面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另一方面说：“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不难看出，毛泽东此时已初步具备一种想象的“他者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的视野、能力和境界。1915年6月，在《致湘生信》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例，毛泽东阐述自己的为学之道：“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并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这里虽然毛泽东尚未明确提出“中西文化融合”的问题，但无疑蕴含其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来规划自己为学之道的步骤、目标和思路。在毛泽东看来，要挽救中国危难，必须有“奇杰”，而深入研究和接受中学和西学、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则是成为“奇杰”的两个必备条件，或者说，“奇杰”必是“中西合璧”之人。1915年9月，在《致萧子升信》中，毛泽东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主张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才能实现“取于外以资于内”的目的，即中国社会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更新。

可以说，中西文化比较已成为青年毛泽东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重要内容、重要方法。一方面，毛泽东以西方文化之长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短。例如，1917年夏，在《〈一切入一〉序》一文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学与西学之利弊，认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而西学则条理分明，“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条理分明的西学比“混杂而无章”的“吾国古学”要好，其中西文化比较意识十分鲜明。1917年8月，在《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说：“近倾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这里毛泽东所谓“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显然是他“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的一个思想结论，属于“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之“觉”，也可引申或扩展为中外文化比较之“觉”。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没有崇拜和迷信西方文化，跌入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这说明，毛泽东并未像当时一些人那样简单地将“东西文明之异”理解为“古今之异”，而是主张“同时改造”东西方思想，其中，一种通过同时改造东西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美好愿景，呼之欲出。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陷入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误区，不仅是因为他认识到西方文化也存在自身的严重弊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相信“大本大源”作为“宇宙的真理”，既是中外文化能够分享的，又是超越古今中外文化的。毛泽东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根据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主张，他似乎想通过古今中西文化比较来寻找那超越古今中西文化的“大本大源”或“宇宙真理”，来动天下之心，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就从中西文化比较的文化反思走向某种超越文化的抽象的玄思玄想。

1917至1918年间，毛泽东通过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著作《伦理学原理》，似乎找到了他的“大本大源”，即“惟我论”或“自我实现论”。由此可以理解，毛泽东何以如此专心阅读此书，并写下了大量批注。据其《〈伦理学原理〉批注》，大体而言，毛泽东的“惟我论”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以我立说，有起点、有本位ꎻ惟我存在，我即宇宙。毛泽东说：“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简言之，“我”就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其二，正面而言，我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毛泽东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简言之，“我”的目的在于“实现自我”。其三，反面而言，违背我者，罪莫大焉，在所必去。毛泽东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不难看出，毛泽东这里所表达的“惟我论”尽管以超越中西文化乃至以超文化的视野立论，却也体现了近代西方启蒙精神，同时又蕴含中国传统文化“为仁由己”“自作主宰”的道德主体精神。

实际上，主张个性自由、自我实现的“惟我论”与科学与民主是一脉相承、互相呼应的。毛泽东随后即以科学和民主精神批判中国社会思想状况和文化传统。在毛泽东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缺乏科学与民主，才造成中国人缺乏自我意识；中国人要想有科学与民主，首先就要打破独断态度、思想强权和精神偶像。1919年7月21日，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一种新文化。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钊信》中，毛泽东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毛泽东再次强调要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及其关系，才能“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

毛泽东起初主张中西文化比较，其目的在于“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其思想内容尚不十分明确，随后则明确转向探索、创造新文化。1920年7月31日，在《发起文化书社》中，毛泽东说：“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粗略一看，毛泽东的上述论说显然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另一方面他又说“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他前面说“没有新文化”，后面却又说“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套用现在的说法，“一枝新文化小花”也是“新文化”呀。仔细体会，毛泽东的这种看似有点自相矛盾的论述却又富有深意，耐人寻味。他强调的是“澈底些说吧”，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没有新文化，因为那枝“新文化小花”“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就是说，俄罗斯的那“一枝新文化小花”是否能够真正成长为“新文化”的“参天大树”尚属“未知之数”。不难体会到，毛泽东此时对于这枝俄罗斯的“新文化小花”尚疑虑重重，以致想去实地考察一番。后面一段，毛泽东简要地概括了没有新文化的基本原因和创造新文化的基本思路，即新文化需要新思想，新思想需要新研究，新研究需要新材料。寻找新材料是创造新文化的思想起点。显然，此时毛泽东关于创造新文化的思考路径大体属于学术研究路径。尽管此时毛泽东尚未找到创造新文化的真正路径，但可以说，探索新文化、创造新文化，已经成为毛泽东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也是他以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重要动力和重要步骤。

毛泽东在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重心逐步从思想文化变革转向社会政治变革，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铁板一块、一成不变，而是充满内部冲突并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这集中表现在他对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分析上。

首先是对于法国政治改革和俄国社会改革的比较分析。1919年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说：“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捷克），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在毛泽东看来，“政治改革”是“民众的大联合”抗击“王党的大联合”，“社会改革”则是“民众的大联合”抗击“贵族的大联合和资本家的大联合”。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说明“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但很明显，他认识到，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革”是一种历史进步，并且对于“社会改革”将“普及于世界”充满信心，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社会改革”。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一样，毛泽东从世界历史视野考察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突出其世界历史意义并由此论及中国。

其次是总结和比较改革方法。毛泽东起初赞成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法。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说：“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他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实行“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不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因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1919年7月21日，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总结说，关于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采取很激烈的办法，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其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ꎻ另一派主张采取较为温和的办法，他们要以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其首领是俄国的克鲁泡特金。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此时，毛泽东虽然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思考“社会改革”问题的中心，但尚未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方法，而是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温和的改良方法。

为了找到中国社会文化改造的出路，此时毛泽东主张首先从学理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大概受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影响，1919年9月，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其中就有“社会主义能否实施”和“东西方文明会合”这两个问题，尽管他当时没有把这两个问题突出出来、联系起来，却也让人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与“东西方文明会合”具有某种联系。毛泽东说：“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显然，毛泽东并不赞成胡适所谓“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而赞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相辅相成、并行研究的主张，同时局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尚未赞同“根本解决”主张。

在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革和各种主义依然模糊不清、犹豫不决。1920年2月，在《致陶毅信》中，毛泽东说：“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很少。”这里毛泽东表达了对于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困惑。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钊信》中，毛泽东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这里毛泽东表达了对于各种主义的困惑。同时，毛泽东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显然，尽管毛泽东此时尚未下定决心“以俄为师”，但已将俄国视为“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并且还渴望去俄国进行实地考察。这说明毛泽东此时对这枝“俄罗斯的新文化小花”尚缺乏信心，想去俄国进行实地考察，看个究竟，以解答这个“未知之数”。

尽管毛泽东尚未下定决心“以俄为师”，但在思考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过程中，俄国革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实践参照。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信心大增，根据自己对于俄国革命的认识和想象以史诗般的语言描述和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情景和成功经验，并且表示，如果中国能像俄国那样来一次彻底的总革命，他也赞成，但同时又表示，像俄国那样实行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行不通，改造中国只能从“分处下手”。1920年9月5日，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说：“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

经过“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工读互助运动”等社会改革实践，毛泽东逐步认识到，在中国，政治改良之路根本走不通，必须采取激烈的革命方法。1919至1920年上半年期间，毛泽东的思想徘徊在改良与革命、“分解决”与“总解决”之间，总的主导倾向是改良思想越来越弱、革命思想越来越强。1920年6月18日，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中，毛泽东说：“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但在1920年9月间，毛泽东又表示，中国没有条件实行俄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信》中，毛泽东说：“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在《致罗璈阶信》中，毛泽东说：“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此时，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寻求中国社会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以此说明“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现实意义。1920年11月，毛泽东总结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明确说明，“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只是我们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那么，“我们的根本主张”是什么呢？

很快，毛泽东就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根本主张”。1921年1月，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通过比较分析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法，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变革当以俄为师，实行共产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有学者总结说：“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相互比较过程中，来寻求自己的‘精神驿站’的。毛泽东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通过对西方各种政治主张和学说进行反复比较后才得以确定的。”中西文化比较、对于新文化的向往、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比较分析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改良方法和革命方法，构成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思想环节或“精神驿站”。简要地说，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其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深刻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的思想成果，有其深厚的中西文化冲突背景和文化反思意识。

据以上分析，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与师友思想交流和社会实践实现的，确乎能够“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从青年时期起，毛泽东就强调，人们做事必须有其“自觉心”。1917年4月，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说：“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自觉心”，特别是“文化自觉心”，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历程。

（一）探索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之道

就其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而言，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个历史阶段。1960年6月，毛泽东回顾说：“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ꎻ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的哲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历程深刻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反思中西文化冲突、探索解决中西文化冲突之道的历史进程，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旨趣和中华民族精神发展趋势从“儒化”到“西化”再到“俄化”的自我更新过程。正如有学者分析说：“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内在的逻辑运动与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发展趋势的趋同、谐振、共振乃至溶为一体，而终于成为其最高代表的过程，正是历史与逻辑必然性高度统一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早期思想转变过程是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个体表现。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经历了一系列中间环节，其中从“无我”到“唯我”的思想转变，就是一个重要环节。“无我论”用封建的三纲五常、政权、神权，压制和否定个性，是封建礼教和神权的产物；“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是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产物。从无我论到唯我论是近代生产力和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青年毛泽东从无我论到唯我论思想转变的发展逻辑，反映了人类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不断探索中国社会文化改造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找到了以马克思主义反思和超越中西文化冲突的解决之道，以文化的阶级性把握文化的时代性，批判和超越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确立了中国社会文化改造的正确方向。正如有学者分析说：“毛泽东深刻认识到这一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和价值，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文化选择不再是统一的文化选择主体对中西两种文化的选择，而是已经分裂的主体对中西文化有不同的选择。这就把中西文化的争论转化为文化选择主体之间的斗争。”

（二）探索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之道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反映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曲折过程，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的历史轨迹，是生动反映中国社会变革内在进程的一个人格缩影。有学者分析说，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过程大致与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历程相吻合。毛泽东最初受康梁“新民思想”的启蒙，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征途。辛亥革命暴发后，毛泽东的思想由改良转变为革命，推崇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辛亥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探索过程，既有激进民主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处于一种“思想大杂烩”时期。在五四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通过不断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毛泽东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等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历史结果，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费正清就此分析说，自19世纪90年代的革命运动以来，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进步概念、康有为的三个时代学说、达尔文的各国之间适者生存的斗争思想、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恐怖主义除外）以及个人从家庭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等，为中国先进分子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样背景下，马克思从奴隶制经过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进一步到社会主义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这些阶段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思想只是又往前走了一步。”

确实，进化论、社会进步观念、康有为的“三世说”、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为毛泽东等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成为他们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步骤和思想基础。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历史结果，不能局限于这种思想分析。毛泽东“对‘主义’的选择，有其时代的内涵、实践的尺度和学理的依据，是面对当时中国思想界诸多‘主义’进行思想探索、实践衡量和多方面讨论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所致，也不能归结为他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所致。”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更不能否认，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冲突及其解决之道的不断反思和探索是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力、重要步骤和重要途径。

（三）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

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相比，尽管毛泽东对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分析和论述并不算多，但仍足以说明，反思中西文化冲突、寻求中西文化冲突解决之道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重要步骤和重要动力。同李大钊一样，毛泽东认识到中西文化各有优劣，力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实现中西文化融合，造成一种新文化，既没有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又没有落入“中体西用”的窠臼。毛泽东力主踏着社会人生实际，强调首先从学理上认识和解决问题，从实地调查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把握学理，努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终抛弃了“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办不到”的各种空头理论，选择了“可以预计效果”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既没有陷入狭隘狂热的民族主义，又没有陷入抽象空泛的世界主义，而是强调改造世界首先要从改造中国下手，将中华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统一起来。1920年3月14日，在《致周世钊信》中，毛泽东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希望和追求的新文化是那种“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同时他强调说：“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在毛泽东看来，人类新文化就是“世界大同”与“民族自决”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人类新文化，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

同李大钊、陈独秀一样，毛泽东也是在反思和总结中西文化冲突、探索新文化的过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有学者分析说，在1920年代，“近代中国思想经历了一个以普遍的、西方中心、线性进化论为基础的‘文明论述’到强调中国文化具有精神价值、民族个性，并表现出空间差异之‘文化论述’。”实际上，在当时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语词并没有严格区分，虽然具有某种语境、语义上的具体差异，但通常是两个可以互换混用的同义词或近义词，其使用的“文明”一词具有某种“进化论色彩”却无“西方中心论倾向”，其所使用的“文化”一词似亦如此。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的心目中，无论是新文化还是新文明，其实都并没有局限于思想道德范围，而是与新世界、新社会、新生活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其改造旧中国、旧世界、旧社会、创造新中国、新世界、新社会的理想追求。

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以创造人类新文化、人类新文明为旨趣，确立了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有学者说：“在激烈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过程中，新派人士由于信奉互助进化论，并将之理解为宇宙万物、人类社会不断开新的发展观，因而没有走向建设强势文化以对抗其他文化的路径，而是走向了共同建设人类新文化的方向。”实际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能够“走向了共同建设人类新文化的方向”，不仅是由于他们“信奉互助进化论”，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其人类解放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世界大同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人类解放事业有机地统一起来，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殖民性、霸权性，积极开创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等中国先进分子将社会主义视为“人类新文明”，视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正是其对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新文化的热烈追求，不仅成为毛泽东等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动因，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创造出中华民族新文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播下了最初的思想种子或新文明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