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的江青）

我们曾在“一清二白讲历史”中写过有无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相关事务的文章，结果当然是没有。但事情也有很好玩的另一面，没有江青代笔毛泽东处理事务，不表明没有毛泽东代笔江青处理相关事务。中央文献1996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2013年底出版的《毛泽东年谱》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即毛泽东代笔夫人复信于江青的旧艺校同学。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江青的身体状况出现了些问题，其间还去过苏联养病。那时候，身高一米六三的江青体重只有44公斤。回国后，江青也多是在家养息，不大参与政事，五十年代只在中宣部任了个处长。1960年左右，江青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养病，因而常不在京。但这些情况，江青的一些旧时好友并不知道，她们还是接照自己的理解与江联系。1961年7月21日，当年与江青同招入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话剧音乐科读书的陈宗娥，因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写信向江青求助，但这个时候的江青正在广州养病，没有看到陈的来信。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封信没有通过机要转往广州，而是经过很长时间后给转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毛泽东看了江青旧时好友的来信，觉得该同学的情况值得同情，再一看来信日期，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了。想到困境中求助人的心情，毛泽东觉得十分不安，便考虑再三，以江青的名义和语气，给这位同学写了一封信，且情词恳切，感人肺腑。其信全文如下：

你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十七支局109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

祝你健康！

云鹤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文献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内容）

1962年，中国在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正逐渐走入恢复，是毛泽东最忙的年份。就在写此信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当年经济发展调整计划的报告，且签批了多份重要文件，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毛泽东又实在不愿意看到一双求助的眼光在等待中暗淡，所以，他百忙之中竟以夫人的名义给陈宗娥作了回复，并着人送给她500元钱。信中用语是“心极不安”一类的话，同时安慰她“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这些“老同学间”的亲近用语，其实正表明了毛泽东同情心。毛泽东出生于农家，对基层社会有着相当的了解，更知道病中求且的急盼心理。正是这样，毛泽东的这封代笔复信的真情实感，让人读起来不免感慨。毛泽东完全以“老同学”般的细心告诉来信人以联络的方式，如“北京中南海十七支局一零九号信箱徐业先收转江青”，为的是下一次寄信时，不至于有今次这样的长久等待。

读着这样的代笔信，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无法不让人服气。这是当下世界政要中唯一一件“代笔”真品，值得把玩与思索。

但中央文献将这封信公开发有后，引来了陈宗娥后人的不满，他们家人向中央文献机构写信，要求将陈宗娥被指是“毛泽东家保姆”一事作出更正。据陈家后人说，陈宗娥是1912年生人，比江青大两岁。陈出身于书香门第，并不是做保姆的命。陈的祖籍绍兴，出生于天津。父亲陈哲甫是清末举人，曾由袁世凯派遣于1903年到1906年赴日本留学东京弘文书院。陈宗娥是家中第六个孩子，颇受厚爱。陈宗娥在中西女中毕业后，曾在河北的天津师范读书。1929年，山东省立实验剧院招生，陈报考该剧院话剧音乐科，与同时报考的李云鹤（也就是后来的江青）同班同学。当年山东实验剧院一共只招收了3名女生，除李云鹤、陈宗娥外，还有一位是学校教务主任王泊生的妹妹王墨琴。入学后，她们三人同住一间宿舍，相处很好，感情也颇深。正是感情的线索，新中国成立后，陈宗娥还与江青有着书信联系，在困难之时也会想到向江青求助。

（六十年代的江青）

可惜的是，陈家后人的“更正”要求，中央文献的相关机构没有认直对待，只回复了一封道歉信，并没有实际性修改，以至于在1996首次发表该信后的2013年出版本《毛泽东年谱》中也未能予以更正，这不得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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