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至1 960年2月，毛主席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毛主席和不少党的领导人从中感到，要真正把握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必须提倡读书，加强学习。在毛主席倡导带领下，全国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的热潮，促进了广大干部增长专业知识，提高理论水平，并为“大跃进”后期的纠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和工业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当时具有很高的世界声望。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经济建设“以苏为师”，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成功实施“一五”计划，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实践中，我们党也很快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在批评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又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经过慎重思考，毛主席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显然，对于“一五”计划中照抄苏联的办法，毛主席是不满意的。他说：“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随着1957年国内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获得了崇高声誉，又加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毛主席当时就想，“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他主张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可以打破常规，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一个不同于苏联办法的崭新局面。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实现钢产量和粮产量的高指标为主要目标，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法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遭遇了严重的挫折。毛主席和不少党的领导人从“大跃进”以来遇到的挫折中开始感到，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很不够，不少人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是什么等等都没有搞清楚。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主席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在1959年最初拟定庐山会议的议程时，毛主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也是读书，他说：“不要整年整月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这个愿望由于会议后期错误地批判彭德怀而没有能够实现。1960年初，毛主席再一次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他指定读的书还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已经出现明显的分歧，为什么毛主席还要求全党读这本书呢？他曾经这样回答：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成系统的东西还不多，除了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外，只有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主席希望各级干部通过学习经济理论，“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在毛主席的号召下，1959年11月初，刘少奇在海南岛首先组织了读书小组，这年12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1960年2月，周恩来到广东从化组织读书小组。
对于这次读书活动，毛主席非常重视。比如，毛主席对自己所在小组的所有读书活动都是亲自安排，规定每天下午小组一起读书，并让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诵念，边读边议。毛主席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21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记号。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期间发表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当前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刘少奇的读书小组最初以阅读为主，以主要时间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然后则集中时间进行学习讨论，前后共召开了九次学习讨论会，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广东省委宣传部、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以及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讨论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部分讨论会。刘少奇在各次学习讨论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在这些发言中，他客观地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利弊得失，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认识，同时，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则用三个星期时间，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并认真学习了胡绳在会上宣讲的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同志整理的关于“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再进行小组讨论和发言。在学习期间，周恩来作了两次系统的发言。他联系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和总结。通过集中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等结合自己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毛主席在读书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可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这为后来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他还谈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刘少奇在学习中讲道：“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提出农、轻、重，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免得发生长期性的工农比例、轻重比例失调。”他还讲道：“加强经济核算工作，十分重要。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账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账那是错误的，大账小账都要算。”周恩来在学习中发言谈道：“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时期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任务是两句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不断提高。”他提出：“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要不断进行三个方面，即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的革命。”毛主席等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进行的思考和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为“大跃进”的纠偏发挥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毛主席的倡导带领下，1960年全国兴起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热潮，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纷纷组织学习小组，开展学习，不少干部在这个学习活动中获得了基本的经济理论知识，产生了对“大跃进”中一些错误倾向的初步的冷静思考。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百年潮》2023年第2期”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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